對於“民主社會主義與安那其主義的關係”一文的討論與批評

文/艾森斯坦

排版/薯條Fries

（本文為非專業水平，建議與批評以個人經驗和知識進行，僅供參考，並非正式文章）

文章作者所引用的《世界哲學史》第七部分第一章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世界的影響的總結，我感到認同，在這種類型的國有製的官僚體系下，工人們沒有民主管理的權力，其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也並非工人們，而是國家，亦或是國家委派的工廠代表。使其工廠生產與工人自己關係較弱。脫離了勞動者本身，使勞動者變得無助。但問題也同時在於並非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例如委員會共產主義者，亦或者過去的其他的自由意志馬克思主義者，或多或少的意識到國家官僚機器及其國有製的問題。

第二段所說的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共識，其實對於共同點的說法實在是無力的，如果以信任人民作為標準，實際上完全可以有很多其他意識形態的聯繫。而如果僅有這一個共同點，顯然差別非常的多。作者應當加強這方面的論證。不過對我而言，現代解釋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無政府主義者的共識就是分權和經濟民主，以及左翼無政府主義部分派系上和部分民主社會主義者經濟主張相同的分散化計劃經濟。不過這不是必然的。

第三段中作者把他自己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解代入到了整體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上，這樣的思維投射到群體實際上是錯誤的。對於這種廣義意識形態來講，不應該將自己的主張代表所有民主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其實其他的意識形態也是如此，不能將自己理解成為全體的理解。第三段中談到：

但民主社會主義者也並非與安那其主義者沒有分歧，他們在對待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的方法上擁有著不同的立場。民主社會主義者主張憲政民主，他們認為應當將資本主義的問題搬到檯面上來，將它提上議程。他們認為如果將社會主義制度通過革命強行建立起來，一是會使資本家被強硬的政策壓的不明不白，二是人民對於資本主義到底有什麼問題依舊是不清不楚的，這最終會使資產階級思想捲土重來。有些威權社會主義者可能反駁說可以在強行建立社會主義後再進行教育，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可是因為要防止資產階級思想在短時間之內反撲，必須要對人民進行思想的高壓管控。想要通過進行全民的通識教育（人文、邏輯思考與批判性思維）使人民能正確思考的方法，在短時間之內是不可能實現的。最終這會導致國家拋棄言論自由原則而失去掉政治上的糾錯能力。言論自由最大的功能從來就不是自由本身。另外，從很大的程度上來講，除了選舉權之外，人民的權力就體現在言論自由上。

我們可以先思考這樣一個邏輯問題，當社會主義制度通過革命建立起來，是在何種情況，何種條件，何種政治力量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建立？

這種情況更多的時候是多數人民對資本家的政策壓迫的忍無可忍，多數人民也知曉現政權問題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建立。如果說有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通過革命強行建立起來，卻又不存在任何類型人民的支持，這顯然是例子少數的。 （軍隊中的底層也可以算作大眾的一員。）

其實可以說的是，威權社會主義者更多的人其實是支持革命期間進行加強教育(雖然並非通識教育），而其實關於社會主義前和社會主義後教育，其實算是個人觀點不同的差異，並非威權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內容。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中部分威權的人也認同的在列寧的《我們運動中的迫切任務》中寫到：“由此自然產生出俄國社會民主黨所應該實現的任務：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覺性灌輸到無產階級群眾中去，組織一個和自發工人運動有緊密聯繫的革命黨”。

特別是革命期間的例子就有類似的政治委員。亦或者參加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者們在革命中學習到各種經驗，也並非全部不能認識到資產階級的問題。或許有的國家可以僅僅依靠軍隊的支持就成為統治者，但並不適用於更多社會主義革命。且進行教育本來就可以在革命前和革命後和革命時都這麼做，不因將其作為一種選擇上的矛盾。

不過如果僅僅認為民眾普遍接受通識教育就能夠反抗資本主義國家的話顯得條件過於局限，在禁止槍支所有權或是嚴格控制民兵組織的國家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更何況現實政治中不同派係也在進行著自己的行動，也使全民通識教育其實並不會在資本主義危機到來前完成，更何況期望接受過通識教育的民眾能反抗資本家呢？

第四段中作者引用了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在其著作《論自由》中對言論自由原則的探討：

權威企圖壓制的意見有可能是正確的。當然欲壓制它的那些人不承認它的正確性，但他們絕不可能永遠不錯。他們無權為全人類決斷是非，也無權排除所有其他人的判斷方式。因為他們確定一個意見是錯誤的，就拒絕聽取，這就是把他們的確定性等同於絕對的確定性了。任何禁止自由討論都是認定了自己絕對無誤。或許基於這一普遍理由，且並不因為普通就算不上好的一個理由，就可以讓這種做法服其罪錯。不幸的是，以人類的自知之明而言，他們遠沒有把自己易錯的事實，像理論上一直可以的那樣運用到實際判斷中去。

對於我而言，言論自由是一種重要的存在，我不認為有存在可以為全人類決斷是非，其他的意識形態未必是錯的，但也是需要檢驗的。如果把某些人的權威變成一種不可侵犯的，且也是一種被賦予的特殊的文化權力。就成為了一種絕對的確定性。

第五段中的內容對於要聯合無政府主義者方面來講，是一個不友好的內容，實際上拉小了聯合的可能性。

對於論證科層制政府存在的必要性的方面來講，又顯得有問題。 “在短期內最容易生存的製度從來就不是民主制度或者社會主義制度，極權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反而在很多種情況下能比民主制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更好，更有競爭力。”並沒有論證下文的“所以若沒有一個科層制的政府來保障憲法以及其他法律的執行，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社會主義的維持是沒有保障的。”的觀點。且也是不具備說服力的。應該是論證為什麼選擇科層制，而不是將極權資本主義發展的更好，更有競爭力將其作為支持科層制政府的論據。若是如此，為什麼還要選擇民主和社會主義，又為什麼不選擇極權和資本主義呢？

第六段中，作者認為“革命並未真正的將問題搬到檯面上來，最終依然容易導致資本主義的複闢，甚至很有可能會使國家因為丟掉了言論自由原則而失去了政治上的自我糾錯能力。”實際上，革命是問題的反映，而容易導致資本主義復闢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後所建立的製度。可能部分左派會存在革命的軍事組織製度任然保持在革命後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想法，社會主義制度若是沒有設立監督和控制削減這種組織的權力，則會有條件使資本主義進行複闢，不過這種過程少會在製度的前期在部分人中感受出來。

我對“革命則會導致意識形態的對立”的觀點持有懷疑態度，這並非是革命所特有，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更何況其導致的對立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呢？如果把此當做“仇恨與暴力的惡循環”，也確有一部分說對了，這是無產階級對資本家的仇恨，這是對長期或短期被壓榨的憤恨，是人民大眾的心聲，這種痛苦使他們更傾向對他們的壓迫者們施以暴力。難道就要讓人民大眾進行無條件的容忍嗎？亦或是等到多數都接受通識教育，忍受到更遙遠時候？就如作者所說“把問題搬到檯面上來”，反而是單一的施行通識教育並沒有揭露其深刻的階級矛盾，沒有把問題搬到檯面上來。也沒有包含其社會主義的要素。

如果是在人民普遍接受了通識教育後，才將問題放在檯面上進行不斷地論證，則明顯甚至比革命顯得更加困難實現，使社會的階級矛盾延緩到來。如果否定了革命手段卻又打算讓人民作為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主力，讓社會主義真正穩固的建立起來。這種制度上的轉變是否屬於一種類型的“政治革命”呢？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通識教育，讓人民作為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主力有多難？

顯然作者沒有去更加多的了解這種困難，在現今教育體系仍然掌握在那些當權者手中，使“人民普遍接受了通識教育”是顯得多麼困難，這種通識教育被普遍接受後人民不一定去批判資本主義，通識教育也和改善人民大眾的生活沒有直接關聯，這更像是一種執念。在資本主義者控制教育體制的情況下，如何保障大多數人接受通識教育就可以起身反抗？如果將教育體制施行通識教育為一種社會主義的標誌，那麼這種制度是否已經掌握在人民大眾手中？已經可以進行一種“和平革命”？

如果作者是打算把此當做唯一的一種策略的話，我覺得是過於緩和，漫長且無力的。

如果作者仍然保持其他方法上的思考，不將其作為唯一策略。那麼這種可以作為一種方案結合到革命運動中來，類似提高覺悟（Consciousness raising）的策略。

在最後一段中，作者強調了和無政府主義聯合的可能性，否決了與威權社會主義者進行妥協的可能性。歷史中的教訓被不同人的吸收程度是不同的，我們一直在根據意識形態去選擇聯合的群體，這種個體的性格特點不同被忽略了。我認為不能基於意識形態的去探討聯合的可能性，而可以進行情感和價值的鏈接。 （這樣的形式或許僅限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完成。）否決了和威權社會主義聯合的可能性，或許會在未來的政治活動中為自己的行動埋下隱患。其實因為各國的威權社會主義者群體力量程度不同，更需要去調整協調和他們之間的聯繫。

且我個人認為作者文章中寫的和無政府主義的關係，並不會說服多數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文中的聯繫論證實在是小的，甚至在其革命的部分還論證了和無政府主義的“相反聯繫”。如果是想提倡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聯合，我覺得這個文章的說法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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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字幕】資本和財閥控制美國打工人喬治·卡林【單口喜劇/脫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