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花的淡雅，在街口飘香

花了一整个学期做影像研究，我开始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常用影像作为叙事的媒介，只要一拿起相机，每一幅影像对我而言仿佛都变成了一场展演，而被摄者在这过程中失去了本体。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甚至认为，当我们按下快门的瞬间，主体便已经死亡〔1〕 。

用文字作为故事的载体不尽然会是最好的方式，但是透过文字，阅读者可以知道自己脑中的想像与实际的样态会有差距。比起「怎么跟照片里的不一样？」我更想听到「看来跟我想像的不一样。」影像的高解析度夺走了主体的光彩，在照片里的被摄者才是参照的座标，被摄者也就因此在现实世界失去了主体性；然而，文字对于主体「低解析度」的描写，反而让阅读者永远照上一个模糊滤镜认识文字所描述的对象。也就是，在文字的捕捉下客体永远保有其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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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林捷运站的一号出口，一周七天，晚上约莫六点过后，有个短卷发的阿嬷弯着佝偻的身躯，提着塑胶袋装着两三个塑胶盆，固定会在屈臣氏的门口卖玉兰花。在士林捷运站的那一条街口，近期进驻了许多店家，包含：龟记茗品、50岚、茶汤会、老赖茶栈、五桐号、继光香香鸡。香味四溢下混杂了些行人来往后留下的香水味，唯独，阿嬷的玉兰花格格不入地置放于嘈杂的街口。

白兰，别称白玉兰，在台湾通称玉兰花。这一类的植物在台湾、东南亚、华南、西南皆可见其踪影。玉兰花尚未被采摘时，白色的花蕊被葱绿的绿叶包围，像极了等比例缩小版的野百合，和百合一样都带有着淡淡的花香。这味道勾起了我对于计程车的印象，小时候经常在计程车上闻到玉兰花香，记忆中便烙下了专属于那个空间的「计程车的味道」。

士林捷运站一号出口，是我在家教的路上都会经过的一段路，因此每周上山家教前都能看到阿嬷在挑着玉兰花，下山时依然看着阿嬷静静地坐在那。和我印象中的「卖花人」不同，小时候看到玉兰花的花贩经常沿街叫卖，有时会在车窗外举的玉兰花、轻轻地点着头示意。然而，阿嬷总是静静地坐那，等待人们上前购买，像是个虔诚地与路人化缘的信徒；专注地挑着泡在水盆的玉兰花，一串一串地用铁丝挂起。

一日，正值十二月，路上的行人皆是深色的大衣、厚重的围巾以及毛帽。那天，我依然要去家教，刚下捷运时冷不防地打了个哆嗦，寒风吹到我的脸上什至留下了微红的吹痕，我的过敏性鼻炎甚至逼着我得要买一包纸巾在身上。即使在体感温度近乎摄氏十二度的街口，阿嬷依然像个全勤的学生出现在一号出口。那天为了赶着上山，因此没有多注意阿嬷；不过，那天下山时我特别在一旁观察阿嬷挑玉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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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冷得刺骨，含着花蕊的玉兰花需要泡在水里，我看着阿嬷的手指因为挑玉兰花冻得透红；一朵接着一朵，一串一接着一串。街上人来人往穿着保暖的衣物，然而，阿嬷只有单薄的花衬衫仅搭着一件天蓝色的夹克，袖口甚至被水盆里的水润湿了一角。不知哪来的想法，我决定将手上的热阿华田亲自拿给阿嬷，当下我认为阿嬷比我还需要这个暖心的小物。

我径自坐在一旁的地上，跟阿嬷聊天。阿嬷只会讲台语，讲起话来跟我阿嬷一样亲切；事实上，我们就这样谈了至少二十分钟。过程中，谈到了阿嬷在士林捷运站这里已经卖玉兰花至少六、七年，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所以不会在路旁招呼，而选择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一旁。当时已接近晚上九点，赶着要回家的我把阿华田给了阿嬷，阿嬷的手冰得让我意外。虽然阿嬷一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在我一番相劝之后还是收下了。临走时我跟阿嬷买了两串玉兰花，两串四朵共一百元。

这样的价格稍微高了点，通常玉兰花的价格会落在「1串20、3串50」的叫卖价〔2〕。有艺术家曾言：「世间美好的事物都将于极短的生命里殒落」玉兰花的生命仿佛也是随着这个轨迹，在极短的二十四小时后便会淡去了她的纯白。这一百元的开销，在一天后就从我的世界逝去了，连同她的味道也一并带走。

幸运的是，这段记忆却永远在我的脑中，永保清香；如同，在我小时候第一次搭计程车，闻到挂在冷气出风口前的玉兰花香，一样令我印象深刻。

后记：近期因为疫情的严峻，阿嬷尔偶不会出来卖花。

〔1〕黄灿然（译）（2010）。论摄影，译自On Photography。台北，麦田出版社。 （Susan Sontag, 1977）

〔2〕杜曜霖（2017）。你买的玉兰花是这样来的──撑起数百弱势家庭的玉兰花产业。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white-champak-ve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