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性別平等與行動策略——近年來的一些思考

有關運動策略的討論其實一直在發生，只不過受限於安全風險，參與範圍被控制在社群更能信任的伙伴之間。但年復一年，因為新的法律、因為經濟上的困難、因為政治管控的高壓，越來越多曾經或可被稱為“全職從事與性別相關職業”的伙伴被迫轉行，“策略”一事的討論就開始顯得奢侈，大家半調侃半認真地認為：“只要存活就是正義”。

有關策略的討論不敢聲張，另一原因在於許多社群夥伴懷有的“敘事焦慮”（anti-narrative anxiety）。議題發展、社群發展、圍繞個案的協力等等一切舉措都顯得那麼碎片化、那麼隨機，甚至某一項行動的可持續性與否竟全然依賴於強權的鐵鎚什麼時候砸下來——試圖從中穿針引線出一條策略，似乎需要一種霸道的結構化能力：言說者免不了對運動中的不同主體進行分類、歸納，甚至排序。這是一種隱含著等級制的討論，該如何用這一套思路來進入女權運動的版圖呢？

敘事方面的困難與矛盾值得單獨討論。至於摘要提到的問題：“如何延續性別運動的生命力與效益。”——這篇散記也不妄圖提出完整的某個策略或論斷。但事關討論範圍的定義，還是要在正文前少說一兩段。

這篇文章原是有既定的讀者畫像的。儘管事先閱讀過草稿的同仁老師們基本都是NGO、體制內或各類市場主體內的全職行動者們（career activist），但文章既然公開，我實際上尤其想與非專職的伙伴們商榷：畢竟全職的行動者社群越見稀少，所以若你是最廣義範圍內、在工作與非工作時間對"我可以如何參與性別行動"這一問題感到困惑或懷有志向，且有過（哪怕極個例或去政治化的）實際行動參與的伙伴，我希望與你交流來自性別行業的困難，並徵求你的反饋。

有關“性別行業”的定義，可以參照我在聲東擊西的婦女節播客

接下來是文章的正文部分，我會以"現狀"、"影響"的二分化結構，展開討論近年了我所看到3種阻礙。 "現狀"部分將嘗試概括當前局勢的關鍵特質；"影響"部分會嘗試給出所述問題之所以緊迫的作證。

一：行動主體之間，很難再有跨界的聯結

現狀

這或許是最主要的困境。所謂“跨界的聯結”可能有兩層意涵，一是議題的交互（intersectionality），比如性別與勞工、性別與環境等；二是行動主體之間的跨越、共情與聯合。往宏觀講，政府與民間的協作便是一例；更常見的，則是民間生態內不同使命的多個主體，在性別行動的某個切面找到了利益共同點，從而合作推動改變的發生，媒體界與NGO行業的合作便是其中典型。

這篇文章主要討論後者，即行動主體之間的關係。站在2023年中，或許已能比較輕易地達成這樣一則結論：如果《反家暴法》（2015）的頒布——一場自下而上、政社聯合的立法事蹟——是人們之所以標記女權行動作為社會運動的有力佐證，那麼當前的行動生態，可能很難再見到如此跨界的聯結。

• 從“政府-民間”的視角：
  比如近期《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訂、《上海市性別平等促進條例》的立法研究與論證；或是國際條例諸如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最新一輪審議工作；抑或是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比如反性騷擾專業化的實務課題（由婦聯主導），所有與國家行政、立法、釋法相關的參與門檻被一提再提，NGO行業除了個別的老牌機構（比如千千律所、婦源匯），其他參與者已不再具備與人大法制委或相關實權單位的平等對話基礎——甚至NGO行業裡還能再有幾年“性別公益”，也難說。

• 再到民間層面：
  這裡的情況要復雜一些：如果說2018年以前的性別輿情生態，是極少數的性別NGO、媒體與學者社群圈地自嗨；那麼2018年以後，性別議題看似被推向了注意力經濟的上游，但這並不意味著過程中產出了多少有社會變革價值的跨界聯結。有關更多民間的性別生態，可以留到下文第三章節裡細說。

轉換到事件的視角，豐縣事件看似掀動了從自媒體到專業媒體最後再到行政單位的互相對話，但事件層面的跨界聯結，是需要以最低限度的事實透明為基礎，並至少使人看到參與者的不同貢獻。諸如2003年的黃靜案、甚至2013年的海南萬寧校長官員性侵幼女案，都可以說比豐縣“更有前因後果”一些。豐縣留給我們的，除了遠未完整的事實全貌、不明下文的當事人境況，恐怕更多的還是基於性別的創傷記憶（在立法推動方面，姑且也可以把《婦保法》新修訂的反拐條例算進來）。

Metoo是值得額外討論的一種情況。作為Metoo運動的支持者，我們看到並參與對個體聲音與勇氣的支持，而從性別行業的視角出發，我們同時也應該為Metoo運動在大陸缺乏可持續的行動鏈路發出質問並擔起責任。所謂可持續的行動鏈路，指向的是“誰來持續、專業地響應性騷擾”這一問題（這一問題之所以能夠出現，恰恰佐證了跨界聯結正在消失）——在美國，從2016到2022年，有關Metoo的州和聯邦法案多達3000項；在西班牙，國會通過了“Only Yes means Yes”的性同意法…但在國內，法律界、學術界、商業界、NGO界，除了急於自保的應急聲明，還應該做出怎樣的製度性的回應？

倒不是說一定要以結果性的成績作為衡量指標，但跨界的過程本身毫無疑問是在逐漸退卻的：從2018年各高校的聯合署名與請願行動，到2022年，除了極少數個例，在我參與過的有限的同行交流中，甚至沒見到過多少創新的解決方案，哪怕有團隊仍具備資源和渠道進入萬人規模的組織開展反性騷擾培訓，但用的仍然是2018年甚至更早的培訓制式。此處牽連到專業能力的傳承，下文在第二章節詳細討論。

影響

跨界的聯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掃除其餘阻礙的重要前提之一。本土的行動歷史已經向我們昭示：聯結是人與方法得以傳承的起點——從以培訓為形式的"光合作用營"（有許多行動派的伙伴們在這裡起步）、作為社群存在的Gender and Development Network（GAD的誕生與運作曾一度是95世婦會世代對政社聯動倍感信心的驅動因素）、以知識和方法為載體的"女權學校"（以及近似性質的各類"營" ，可以類比 王政所稱的Gender Training Camp ），等等類似案例反復告訴我們，把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是改變之所以發生且能持續發生的先驗條件。

但當前的性別行業已經步入顯而易見的"各自為策"的生存路徑：

• 在夾縫裡生存的NGO忙著融入基金會或政府購買服務的話術體系；

• 在商業環境裡打著DEI等類似旗幟的社群完全缺乏對性別平等的價值認知，大多只能從傳統的人力資源體係出發，以"辦活動"為方法剮蹭著性別不公正的表面問題；

• 在政府-婦聯領域內，變革本身被分化為三種截然不同的路線：

  • 首當其衝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的理論建設，以及自此延伸而出的一切工作部署，包括家庭教育、家風建設、社區參與、婦女黨建、婦兒關懷；

  • 其次是位於“婦女發展”的大話術之外圍，或可稱之為“伴隨型”的政治、文化與經濟工作：比如組織婦女參觀革命基地、婦女情緒健康與心情管理、文化藝術活動等——上述兩條路線是婦聯在當前政治體制下的必要劇本：沒有是不行的，但至於如何促進了性別平等，此間的邏輯聯繫並不明顯。

  • 最後，體制內仍留有可觀的行動者社群，她們或是一脈相承於95年世婦會一代，或通過婦聯內部資源（比如早年的婦聯內刊《未定稿》、或部分婦聯學習體系的資源，比如劉王立明等近代婦女革命家的著述）有著自成體系的行動方法（“周山村項目”便是此中典範）。走在最後這一條道路上的體制內人員，是距離“推動性別平等”最近的踐行者（但若沒有前二者吸收政治壓力，恐怕也無後者的生存空間），但也是最不為國際社會（除去部分NGO網絡）、學界研究、新聞領域所知曉的存在。

上述三種界別，早年間（1995-2013）並不乏跨界的合作與溝通，但政治管控的壓力、行動策略的分歧、話語體系的錯位，致使各個界別各自為策，於是專業無法流通、信息不得傳播、人力無以為繼，大家只能在各自的航道上自顧不暇：NGO忙著應付資源短缺、 企業內行動者忙著與商業利益周旋、體制內人員在行政與行動之間撕扯。

最後，有聯結才能避免撕裂的行動敘事。雖然在英美都曾發生過，但當前大陸本土的女權生態被一種極其弔詭且割裂的社群關係所籠罩：豆瓣、微博、小紅書的新生代個體自成一脈；常駐海外的行動者社群發展迅猛卻無奈不能與國內的在地行動者們產生深刻合作；國內的行動者受制於媒體審核，無處主張屬於自己的敘事。但周身的利益相關者卻時刻不停被千奇百怪的新興話術影響著，以至行動的解釋成本越來越高，行動者自身更是身處越見荒謬的話語場（quote from D：“我就是做性教育科普的，為什麼要費時間解釋自己和境外勢力的關係？”）。

二：行動方法之間，很難再有跨代際的傳承

現狀

行動方法的斷續或許是全職行動者們最能感同身受的阻礙。豐縣事件被曝光至今，所有媒體以及領域專家都漏過了一個問題（或無法發聲）：中國在2008年前後的反拐運動裡積累的那麼多專業能力，現在都去哪兒了？當然，當年在湄公河反拐項目上的王湘妮老師能入選2022年銀杏夥伴，意味著行業內仍有團隊注重對專業能力的反饋與認可。但類似問題還能問出一大串：

• 2010年前後已經被探索出來的一站式反家暴模式，能繼續做下去的組織與人力還剩多少？

• 2015年以來的地方反家暴志願社群，為什麼不能規模化發展？

• 2012年前後在各地興辦過的性別媒體輿情培訓，如今在哪家新聞機構裡還能繼續舉辦？

• 2018年Metoo運動興起至今，企業和組織怎麼還不引入國際範圍已被屢次證實的最佳舉措，比如5Ds旁觀者培訓、性別暴力倖存者介入步驟（比如RAINN的TALK方法）？

• 2005年就開始被寫入政策文件的“性別平等政策審查”，除了零星的試點實踐，下一步舉措是什麼？

• 1995年甚至更早前，大陸本土就不乏性別社群，但若想在2023年從零張羅一個社群，好像也尋不到靠譜的方法與實踐參照？

• 20世紀初期曾掀起過廣泛本土討論的同工同酬，怎麼到如今卻好像是完全西化的陌生議題？薪資體系的設計明明是人力資源知識的關鍵一環，企業從業者們是怎麼把其中的同工同酬漏出去的？

這串問題列表可以繼續下去，延伸到性別平等議題的方方面面：婦女小額信貸、婦女創業、男女產假、跨性別權益保護、單身母親權益支持…當然，類似話題的專業度意味著它們很難獲得大眾關注，但問題的關鍵同時也在於，從大眾到行業內外的關鍵利益方，似乎根本未意識到“性別也有專業的方法”。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或許有三個。

• 其一是信息的不流通。這一原因與上文所提及的跨界交流的缺失有較高的重疊，比如國際最佳實踐進不來，國內最佳實踐（無論黨內還是黨外）的誕生與流轉受到太多製約，等等具體卡點不再贅述。

• 其二是價值範式（paradigm of value）的轉變。新世紀的性別行業誕生於非營利產業的生態環境內，起始於1995年的北京婦女大會。大會結束後，行業的價值範式是以權利為中心的（rights-centered）、關注在地紮根、賦能與聯結的成長主義。 “專業”是需要時間、耐心與寬容，經歷不斷試錯才能收穫的結果。 1995年至2013年，位居行業上游的國際基金會深諳此道，對性別行業的培養以人本身為目的，許多項目在早期甚至沒有任何成熟的評估框架也能獲得資助。再憑著來自國際社會的知識與經驗、姐妹之間的信任，一些努力也慢慢結出果實。 2014年以來，政策環境三日一變，非營利產業的價值範式也轉換為以福祉為中心的（welfare-centered）、關注效益與規模化的發展主義。新的價值範式的興起伴隨著政策的推陳出新、政治的緊縮，以及國際經濟形勢的下行，國際基金會一個接一個砍掉了性別資助的部門團隊，政府購買服務與本土基金會成為了產業價值鏈的上游，性別行業在資源遊說方面的穩定性蕩然無存，專人人員被迫離開、專業組織被迫轉型、專業方法無所施展；更有甚者，行業行動者們有時候不得不退後到起點，向新近的主流資方（eg 國內基金會）重新論證性別平等其實是一個值得資助的議題。
  在非營利產業以外，商業領域闡釋性別不平等的價值範式也經歷了轉變。
  更嚴謹地說，商業領域其實沒有經歷顛覆性的範式變革，因為企業根本就沒什麼社會變革範式——市面上見得到的corporate activist敘事（在一些學者比如Carl Rhodes看來）幾乎經不起推敲— —總之企業一貫以盈利為目的，只是自從Black Lives Matter以及Metoo運動以來，一些比較有自覺的企業不得不應時代之需，迭代出類似或DEI或Corpoate Justice的規範來對沖自己的社會壞賬。但說到底，這些策略只是對社會議題的消極防守，而非對結構化困境的主動出擊。

• 專業方法難以為繼的第三例原因，與下文會重點闡述的敘事斷裂基本重疊。其中有一項值得開誠佈公的問題，即：行動者社群內部的權力不平等，多大程度上扼制了創新與專業迭代？誰能評判何為專業？誰有權制定資助、評估的標準？誰在影響甚至定義更上一層的元概念，諸如“影響力”、“效果”等指標的解釋？這些問題一般難以啟齒的原因是，當整個行動社群都瀕臨斷絕，要求同行向內自省似乎不那麼“姐妹”：每個人都那麼難，你怎麼能拿“專業”來說事？率先揮舞起專業的“旗子”，你到底想佔領怎樣的話語權高地？ —— 女權行動在國內的草根脈絡始終讓“關注專業”的聲音顯得“精英”、“脫離群眾”，且涉嫌與公益行業越來越被推崇的“效益導向”的價值範式隱隱貼合，而在許多人的判斷中，正是後者打壓了“權利倡導”的女權行動方法，致使許多組織拿不到穩定資助。這篇散記僅對此處的矛盾稍作標記，不再多做闡述。

影響

專業難以為繼的影響十分直觀。總結而言，我們必鬚麵對這樣一則現實：中國大陸缺乏對性別不平等的解決方案。

“缺乏”不意味著“沒有”。反家暴是許多學者與行動者引以為標杆的社群功績。但在此之外，我們可以看向的最佳實踐或者在數量上太過稀少，或者在可持續性上太過脆弱。若從行動者的緯度而言，專業的斷層在個人層面和團隊層面均有明顯的影響。

• 就個人層面而言無論是從“問題”與“解決方案”的匹配（Problem-Solution Fit）還是到“解決方案”與“市場”的匹配（Product-Market Fit），專業的缺乏會影響問題響應的幾乎每一環動作：服務對象的需求和困境到底如何分析？解決方案的創想該如何進行？效果的評估該如何開展？一個好的女權主義項目可以是什麼樣子的？或許需要聲明一點的是，這些商業規制的提問方法是否本身就對倡導型的女權行動不友好？答案是肯定的。但這不意味著“倡導行動”（rights-based campaigns per se）失去了生根發芽的土壤，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大陸的性別行動在跨界與專業兩方面的失效已經嚴重到讓我們失去了探索的視野—— “倡導”也需要應時而變，國際上諸如加拿大婦女基金會也好，國內諸如聯合國婦女署北京辦公室也好，“效益”（cost-effectiveness/ impact）與“權利”（ rights-centered）的二元對立早已是上個世紀的遺物，其實已有許多創新的行動範式，在積極地結合二者之長以應付全球右傾的社運格局。而這可能是專業匱乏對行動者個人的、深遠且隱形的影響——我們的想像力被大幅限制—— 提起“性別”+“學生”，除了性騷擾防治，似乎就是衛生巾行動。
  再一次，我想謹慎地提醒讀者，這篇散記寫於一個“行業視角”，我無意苛責任何具體項目或行動，只不過行業視角的義務之一，就是更具批判性地不斷追問：我們還可以怎樣做更多。

• 團隊層面可持續性的脆弱是最為可見的困難。女權之聲當年那麼多讓人眼前一亮的行動經驗，此中的知識和體悟現在流散到了哪裡？新媒體女性當年做那麼多媒體培訓，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現在到了哪裡？一個高中學生想要成立性別社群，尖椒部落、後生價值、中大彩虹小組有沒有傳繼下來的建議、文檔、模版、規則？所有的團隊建設與發展似乎沒有可以依憑的“肩膀”，亦或者需要極高成本的“入門渠道” —— 比如你得首先認識後生價值的協調員，才能拿到幾十份經驗文檔，而這可能已經是比較理想的知識傳遞。

三：行動敘事之間，很難再有“異步對話”的契機

影響

針對這一話題，我們先來聊它的影響是什麼，方便為讀者鋪墊一個理解其緊迫性的語境。

敘事的分野為何會對行動產生阻礙，這一問題本身的前提是：在中國（或許在全球也是如此），敘事即權力。

讀者們或許可以從下述3個場景中體會一些端倪（皆為真實場景）：

• 敘事的選擇直接影響女權議題的策略：“婦女參政”這一話術的應用與其所召喚的共產主旨，是當年陳慕華可以直接向中央提案“各級領導班子必須有一位婦女骨幹”的可行性前提；在當前“婦女參與治理”的敘事之下，直接針對領導班子性別配額的改革已經幾乎不可行。

• 敘事的分野直接影響跨界合作的機會：除非經過巧妙的調和，企業的DEI業務不太可能與NGO的倡導型性別行動產生直接合作；同樣的道理，婦聯招牌之下的“她xx”（比如各種“她計劃”、“她公益”、“她領航”, etc.）不會和冠名“女權”（甚至“性別”）的行動產生檯面上的鏈接。

• 敘事的分野直接影響一般受眾的性別意識，進而影響性別議題的可介入程度：

  • 例1: 商界的性別相關從業者（具備了樸素性別意識的HR、CSR、ESG、DEI從業人員，或女性CEO自身）普遍認為性別平等在國內的進程是積極且向好的。這與自由主義女權（或更樸素的“女性可以成為任何人”之個體化敘事）的大眾滲透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事實是， 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降低、 欠發達地區的女性早婚率、童婚率逐年攀升，3年疫情的社會代價更是由女性承擔了更多，針對大陸整體性別平等意識的大規模調研結論不一—— 如世界經濟論壇所指出的那樣，性別平等可能正遭遇21世紀最嚴峻的停滯。但當更有權勢與資源的職場中產與精英沉陷在“我就可以既有生活也有職業”、“我就可以晉升到這個位子”、“我就沒有遭遇過性騷擾”等個體主義的Lean-In敘事中時，她們對性別平等的積極貢獻將極為有限，甚至會出於自我保護而與表面上更激進的社會變革理念相背而馳（eg “我不支持女權。我是平權主義者。” )。

  • 例2: 在年輕一代身上，性別意識的習得（或拒斥）與討論則是完全脫離於性別行動的敘事象限：在小紅書上爭論“鑑擦”、在豆瓣小組裡“恐跨” 、在微博上識別“婚驢”，新世代的性別詞彙讓性別行動者社群感到困惑—— 從1995年以來，跨性別群體、已婚異性戀直女難道不一直是女權運動的關鍵成員麼？都什麼時候了，竟需要從“身份政治101”開啟討論。

    需要說明的是，我並不贊同以消極的取向評判新造的性別詞庫（lexicon）；既然自詡是女權行動，那麼就不該排資論輩地預設性別議題的敘事中心一定是行動者社群。所謂“新世代的性別討論不與行動敘事相關”，並非是在評判新媒體的討論如何“不對味”，恰恰相反，如今的行動者社群在精力貧瘠、資源窘迫的局勢下，已無法自如地應對千變萬化的性別話題。我記得在一次授課過程中，大家正在討論得火熱，有成員突然真誠發問，“該如何看待婚驢？”，我立時感受到共同授課的另一位姐妹緊張起來，這難不成就是“中國特色女權gaffe”？敘事的分野為跨界的聯合強加了許多非必要的張力，行動者無法參與影響其中敘事，卻是首當其衝被影響的對象。

現狀

對比分析社交媒體界別（其中尤其以小紅書、微博、豆瓣為代表）、商業領域或政府-婦聯話語體系的性別語像是一件龐大的知識工程，遠遠超過了這篇散記的筆力範圍。但就性別敘事的現狀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觀察到明顯的三類特徵，貫穿各個領域的性別討論：

• 華語性別討論與國際的理論前沿存在明顯的斷軌。

我暫不能斷定這一特徵對行動者們的具體影響如何，這一論斷或許也容易陷入“西方理論中心”的危險，以下觀察權且為大家拋一枚磚：

拿“自由主義”為例，“女生們可以成為任何人”的觀點幾乎既是小紅書廣大女性博主的最高頻畫像，也是企業DEI工作在女性賦能方向的高頻主題，更是各地從草根到“正典”的女性主義藝術展（從梁鈺的展到廣州0459空間的展再到更具“藝術正典”背景的UCCA的展）最高頻的課題，但幾乎所有討論和反思（如果有任何反思的話）至多便進行到“自由主義不好”、“警惕新自由主義洗腦”，相關討遠不及當年李思磐、孫金昱和董一格的一系列公共寫作，也彷彿和國際上的自由主義女權寫作隔著根本不同的時間線，在國內，鮮少見到對國際學界（其實是英語學界）的自由主義女權討論作以關注或回應，也可能因此錯過了許多新近的辯論和思潮。

• 華語性別討論的語庫和概念譜系存在嚴重的錯配。

性別語庫（lexicon），指的是由性別相關的詞彙所組成的基礎語言單元，比如“婦女”、“性別”、“女性”、“女權”、“男性氣質”等等；

性別譜系（genelogy），指的是特定詞彙在經歷了歷史的自然積累、使用者的主動建構、輿情環境的被動浸染等等過程後，所能召喚出的意涵、氣質、情緒等一系列內在或外在的反應。比如“女權”一詞，能立即刺痛到許多直男的雙眼，其實正反映出了“女權”在華語脈絡的譜系裡已經浸染上了某種激烈的、刺激的情緒。

所謂語庫和譜系的錯配，在各國的女權運動歷史上都不算罕見，比如feminism一詞在70年代的美國女權運動中也對應著十分複雜的情緒結構（Margaret Henderson和Anthea Taylor在最新一期的Signs期刊里通過《美國夫人》這部劇回溯了當年的敘事爭議），但在公民社會良好運作的場景下，語庫和譜系的錯配是各個敘事互相角逐、持續碰撞的過程性產物，沒有人或勢力擁有對某個詞彙的絕對解釋權， gender一詞從它被當作一種語法狀態創造出來（gender最初取自genra，是“類別”的意思）、到它被哈佛大學的John Money轉譯為“性別”、再到它被理論屆重構成和“sex”完全不同的意涵、再到JW Scott把“gender”延展成為一個分析框架、再到酷兒理論家們為“gender ”注入指數級的豐富變化—— 這一過程中， “gender”也受到了來自反對勢力的夾攻，比如弗蘭西斯教皇曾將“gender”描述為一種“危險的意識形態”，比如世界各地對性別教材的審核… 但總之，gender保持著作為“過程性產物”的核心特質，即“持續被塑造”。

反觀華語性別場域，對公共記憶的審核與刪除首當其衝限制了性別語庫的歷史積累。任你（女權之聲）更新過多少次《女權主義ABC》的小冊子、任你（《婦女研究論叢》）再怎麼用“女性主義”的話術來迂迴周旋、任你（各個大學）如何用“性別研究”的框架來設置教學議程，性別語庫在華語輿情中只能是不斷被重置的充滿褶皺的白紙—— “白紙”是說任何想入門女權思潮的學生與群眾基本找不到靠譜的信息源；“褶皺”指的是公共文本被反复擦除過後遺留下的斑駁痕跡。

於是，網民們可以道聽途說JK羅琳的“恐跨”甚至表示同情，但你基本讀不到多少靠譜的跨性別理論普及（人家《跨性別研究季刊》都辦了10年！）；讀者們對上野千鶴子的最新著作瞭如指掌，但英文世界從學術到公共討論那麼豐富的文本卻似乎總是“跨”不過來，講到厭女就是上野、講到“愛的社會學”就是梁永安、講到其他就是沈奕斐和戴錦華……

好吧，或許又不得不再做一次上述聲明：這篇散記完全缺乏批判從上野到戴錦華的論證筆墨，只是從性別行業的視角出發，一個良好的生態發展不得不持續反思：怎麼不見有人知曉Andrea Long Chu？ Sara Ahemd講愛（In the Name of Love）、講女性抱怨（Compliant）和女權生活（Living a Feminist Life）的文本怎麼傳閱度那麼低？從出版文化到個體的公共寫作選擇，哪些環節出了問題？

• 性別行動所能動員起來的敘事選項仍有很多

某個週六晚，和合作夥伴們通電話，談到在上海做性別資助的難題之一，是你開放申請入口之後，收到的方案大多來自於“非性別專職機構”，這些機構的主要業務被政策的主線牽到社區發展、兒童保護的領域，但因為每家組織或多或少都有生存上的難題，一種常見的申請策略便在行業內不斷上演：微調一下項目敘事，把受益人重寫成資助方的關注對象（如“婦女”），遞給資方接受審理，為自家機構爭取資助機會。這些項目的敘事基本見不到女權主義的工作方法，但無礙一些團隊專業過硬，在一個以綜合評分為靶向的評審過程中，競爭優勢甚至可能大過一些傳統行動者們所青睞的女權企劃。合作夥伴的反饋是：“那又如何？為什麼這些組織不能被劃入性別領域的範圍？”

這裡的潛台詞，和某位基金會理事長在最近一批性別團隊宣布停止運營後的發言是類似的：“如果真的想活下來，還是有辦法的。”

我想說的是，性別行動所能動員起來的敘事選項仍有很多。這或許是持續行動者們的優勢之一，你的“主義潔癖”在一次次行動的往復周旋之間被磨練出一種功能性的、工具化的棱鏡：面前的混亂還藏著什麼機會？

週六那晚上會議的末尾，團隊聊到亟待研究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動員泛女權圈的姐妹，促進其成為行動者？”至此，敘事之間的理論問題其實經歷了某種實踐轉化。這讓我想起河南周山村項目上婦聯老師們的洞察：“要把歷史問題理論化、理論問題技術化”。

這何嘗不是一種機會。

尾語

這篇散記止步於問題和現狀的闡述，似乎不夠盡責。但跨界聯結、專業方法、敘事交叉作為行業的問題，下來要往解決方案推導，也需先發散，再收斂。這篇散記先寫到此，把解決方案的想像空間留出來。大概9、10月份，我再來更新我自己從今年開始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