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監工”與“小叉醬”：是工人在勞動，還是叉車自己在動？

作者：馮希夷

近日，央視新聞在其官方微博上報導了一則消息，消息稱，“無聊又睡不著看直播造醫院的'雲監工'們，給火神山、雷神山醫院施工現場的設備都起了名字：小紅小綠小小黃、叉醬鏟醬嘔泥醬”，並指出“為忙碌在一線的建設者們點贊！”

起初，作為一名奔三大叔的我，確實感到非常新奇有趣，我素來聽到混飯圈應援的小孩子們喜歡給偶像起很多好聽的愛稱或綽號，而且實際上，當時還是個奔二少年的時候，我也暗戳戳地關注過嘉興路某女團。想來想去，這些孩子們把追星的時間用來關注國家大事，我覺得值得點贊。我不由得有些高興——但很快，我就高興不起來了。

我驚奇地發現，這些孩子們把工程設備萌化、“偶像化”為了一種似乎具有人格化的事物。比如：他們把叉車叫“小叉醬”，把鏟車叫“小鏟醬”，把混凝土攪拌車叫“嘔泥醬”……等等。看上去這似乎只是他們的自我創造，但實際上，我們必須指出，這種將物“人化”的過程實際上和他們之前將愛豆物化的言語和行為如出一轍，同樣是一種在我看來值得反思的社會意識的結果。

傳統上，我們認為，“偶像”在哲學的意義上並不是某個具體的個人，而是某個藝人所扮演的具有養成性和與粉絲強互動性的符號。偶像的符號化——或者用一個更古老的詞，物化——是偶像生產商、偶像扮演者和飯圈粉絲們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不用舉太多例子證明，我們只用指出一點，就可以證明偶像和其扮演者不是一個實體——很多偶像在粉絲麵前必須表現是單身且不想要談戀愛，但是他們私下很多人渴望戀愛甚至偷偷談了戀愛。

但偶像，它多少是一個具有主體性，或者說具有能動性的事物，它在被物化生產的過程中還保留了扮演者的人格屬性——那麼“小叉醬”們的“被偶像化”就成為了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如果說偶像的人格性來自於偶像的扮演者，而它的客體性來自於它們必須滿足粉絲的要求——“小叉醬”們的客體性或者物性很好理解，因為叉車這類生產工具本來就是客體，是被主體所使用的客體，但是“小叉醬”們的主體性是從何而來的？

如果我們只是粗略地討論，我們會以為，“小叉醬”們的主體性是被這些年輕粉絲所生造的，而倘若我們仔細思考，我們就會意識到並非如此。因為任何想像，都不可能離開它的現實基礎。粉絲們之所以能夠把“小叉醬”們人格化、主體化，是因為它看上去確實顯示出了某種能動性，顯示出了它們在進行生產活動，在修建醫院的能動性——但是，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勞動工具是不可能直接勞動的，它必須被勞動者進行使用，才可以對勞動對象進行改造，即展開生產。

那麼我們從理論上就可以確定：“小叉醬”們被生造出來的主體性，並非來自於其自身的能動性（因為這根本不存在），而是來自於操作他們的工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以及直接將這種主體性和能動性對象化為勞動產品的過程，也就是建設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的勞動！

我個人無意於站在一個專業人士的角度來去指責這些孩子們（但如果其中有上過馬哲課的大學生，我建議他們面壁思過），因為他們或者是還年輕，或者是還沒有基本的理論素養，或者是由於觀察叉車、鏟車和混凝土攪拌車的角度太遠，沒有看清楚裡面有人。但是，我必須指出，他們的這種物化意識，無論是將具體的演員偶像化，還是將工人的勞動主體性物化為鏟車的所謂“主體性”——這都是一種發達工業社會中所塑造的物化意識的表現。

我不想指責這些孩子們，但是央視新聞在說“為忙碌在一線的建設者們點贊”的時候，可否可以為孩子們說明，“其實操作'小叉醬''小鏟醬'的是工人叔叔和工人阿姨，我們更應該給他們點贊”呢？畢竟可能會有很多孩子看到這條微博，而直接去關心鏟車和叉車了啊！

所以，我個人以為，有關媒體應該在宣傳的時候說明其中真實的情況和關係，並號召年輕人去關心、崇敬真正在抗疫前線建設的工人同志，而不是去崇拜巨型物體。

而至於塑造了這些粉絲們物化意識的社會現實，我沒有能力繼續評價。

注：作為一個哲學工作者，我的職業習慣告訴我在寫作的時候要保持冷靜。但我個人真的非常傷心。非常傷心。非常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