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哪国人？」

这可能和我那迟来的中年危机有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老年危机，因为人只有到了老年才想着落叶归根，才会认真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其实，说穿了，也是因为最近两岸情势紧张，我恐怕自己当不成台湾人了。

记得我刚来法国的时候，这里一般的市井小民对亚洲国家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们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经常是： 「 你是哪国人？」 我当然回答： 「我是台湾人。」

第一次听到「台湾」这个名词，法国人会先在嘴里嚼一嚼，念一念，然后说： 「嗯，台湾啊，那里的海滩很漂亮。」 我心里想，你们法国人还能知道台湾有海滩啊，不错嘛，蛮有地理知识的。接下去的问题就会是： 「你什么时候回去呢？那里的游客一定很多吧！那是法国人最爱的旅游胜地。」 Oh là là！原来他们把台湾想成了泰国。在法文里，Taïwan 和Thaïlande长得的确有点像。

当这样的场景上演过N次之后，我试着找出一个办法向法国人解释：「呃，你误会了，台湾不是泰国。台湾人讲中文Chinois，泰国人讲泰文Thaïlandais。」「喔，讲中文？那你是中国人啰？」 法国人会问。 「呃，还不完全是。应该说，我的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是台湾人。我的国家全名叫做République de Chine。」

不提法文名称还好，说出来了就开启了鸡同鸭讲的对话模式。往往人们就只听见了最后的那个「Chine 」，接下去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喔，那么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吗？」 法国人会继续问。 「不不不，你误会了，台湾的中国不是中国的中国⋯」 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挑战着我生涩的法文。

「哎，算了，中国问题太复杂，你只要记住，我是从福尔摩沙Formose来的⋯」 据说「福尔摩沙」是葡萄牙人航行路过台湾时，为惊叹岛屿之美而喊出来的名称，意思是「美丽岛」。我把福尔摩沙拿出来用，惊讶地发现很多法国人都听过这个名字，看来这个名称可以在这里广泛使用。 「喔，福尔摩沙，原来福尔摩沙就是台湾啊！」 法国人是可以对上号的（其实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叫福尔摩沙）。

有一次，有个对亚洲世界稍有些了解的法国人替我找到了答案。 「你说的是不是亚洲的那个小中国，自由的小中国？」 「是是是，就是这个⋯」 我满意地回答。 「哎，反正你们亚洲人在我们的眼里都是中国人。你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来谁是谁。」 这个法国朋友说。这个结论让我觉得很无奈，心想，这简直就是在对牛弹琴。

一天，有个朋友带我去台湾驻法使馆。晴天霹雳，我发现台湾在巴黎的「大使馆」竟然被称为「法华经济贸易暨观光促进会」 (1995年以后更名为「驻法国台北代表处」) 。在这个有趣的名称中，没有 「台湾」也没有「中华民国」 。我心想，这下严重了，居然没有一个字眼符合我的国籍身份！我的护照上不是明明写着「中华民国台湾」吗？那么，在这里，我到底算哪国人？

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之后，国际上承认的「中国」不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联合国却从未考虑过该如何定义还存在于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这之后，国际上基本上只承认一个中国，所以在法国，中华民国就直接缩小成「台湾(国) 」了。

我这么说，是基于法国行政部门要求我将国籍填成「台湾」这个事实。每次我去办文件，法国行政人员会再三提醒我，中华民国不是法国的邦交国，没有协议(convention)，但是「台湾」貌似有。另外，我的出生地在台湾，所以是台湾人。自然而然，在国籍那一栏，我必须写「台湾」也就是说，法国行政单位默认我是「台湾国」人。

找到了身份我也就放心了。还好，我是台湾国籍人。

至于心理上的自我认同，上小学以前，我认为自己是「番薯」 (台湾在地人)。

尽管我的父亲是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芋头」，但因为他常年在外地工作，很少在家，所以我没有机会和他学说国语。不过，他说的国语实在是很可怕，外省口音很重，我一点也听不懂，而且也不敢跟他说我听不懂，害怕他生气。所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我总是躲着他。在上学以前，我都是和母亲在一起，我们只讲台语。我的外祖父受的是日本教育，只会说日语和台语，而外祖母则只会说台语。值得一提的是，爸爸和阿公阿嫲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需要有人帮忙翻译的，没人帮忙的话就必须比手画脚。我从小只认识母系家族亲戚，父系这边不认识半个人，那时中国和台湾是没有任何往来的。于是，我小时候和母亲娘家的人比较亲近，自然和他们产生比较多的认同感。

上了小学以后就不同了，在70到80年代，台湾小学生们是被教育成中国人的，在学校要讲国语，讲台语会被惩罚。在我的学校里，说一句台语罚十块台币，相当于我一周的零用钱。学校里的老师告诉我们，台湾属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中国，所以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我们的故乡，有一天我们要反攻大陆，拯救苦难的大陆同胞。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中国占掉99.9%的篇幅，而台湾却只有一页就交代完毕。

可以想象，经历过十二年这样的教育之后，我们那一代人被成功地教育成中国人(中华民国人)。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一切都是骗局，蒋介石的中国梦早就随他的消失一起破灭了。不过，在我大学毕业时，基于心理惯性，我可以接受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可有一天，我在法国遇到了如假包换的中国人⋯

在来到法国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人。我猜想，他们一定都是共产党员，从匪窝里出来的。在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不能拥有私人护照的，只有公派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才有资格拥有公务护照。所以，来到法国留学的学生们，为数不多，而且清一色都是男生。这些反贼们说话的口音很特别，如果我不看他们的脸，会以为自己在跟一群老头子说话。在台湾，只有1949年以后来台的外省北北们才会有这样的口音。

那时我和敌方后代相处得还算愉快，尽管他们说的普通话和台湾的国语有所不同，但是毕竟讲的都是中文，沟通起来比较容易。那个年代是有史以来两岸关系的 「 蜜月期 」，双边留学生关系十分友善。当然，前提是不能谈到两岸是否统一的问题。

自从发现了真货，我就告诉法国朋友：「还是叫我台湾人吧！这里有比我更中国的中国人。」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像个小三，人家从中国大陆来的才是正宫。

1994年，我正版的中国朋友邀我去中国旅行，我高兴地答应了，心想终于可以亲眼看到书本里描述的中国，去欣赏长江黄河的波澜壮阔。为此，我去了中国驻马赛领事馆办理签证。

到了领馆，总领事听说有个台湾女孩要去中国，竟然亲自出来接待。可见这事在当时有多么稀奇，差点登上了欧洲时报的头版。领事先生把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

「你怎么会想去中国大陆旅行呢？」领事先生问。

「因为我有个朋友邀请我到你们中国去玩。」我回答。

「是我们中国，不是你们中国。」领事先生纠正我。

「既然是我们中国，为什么我需要办理签证？」我问。

「你需要办的是台胞证，和法国人的不同，价格只收你一半。」领事先生说。

看来，领事先生只是言语上把我当成自己人，而行动上却把我当成半个外国人对待。

「你一个人去中国要小心，不要被人骗了。」领事先生不忘对我的温馨提醒。看在这份上，我也就放弃继续反驳他的念头。

到了中国，第一站是北京。下了飞机，我看到的是原汁原味的北京，没有高楼，尘土飞扬。我们去了朋友介绍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看到我绿色的护照时，摇了摇头，拒绝让我入住。他说台湾人是外宾，只能去住收外宾的饭店，而且只能付外宾价，那可是比中国公民多几倍的价格。这个情况在内地更是严重，我所到之处，总要走访三五家饭店，才能找到住所。我这才发现，原来台湾人在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人。

接下去，我朋友带我去拜访他的叔叔。他婶婶见到我，说：「哎啊，原来台湾人跟我们长得一样啊！」他叔叔还说： 「你的汉语说得真好啊。」 在这里，我是一个长得和中国人一样的外国人。

到了朋友爸妈家里，他爸爸告诉我：「不久后中国就要解放台湾。」我接着回答：「对不起，我们在台湾说要反攻大陆。」他爸一听，气急败坏，顿时崩泪。我原本只是开了个小玩笑，没有想到他的反应竟然如此激烈。搞得这样鸡飞狗跳，我也觉得很抱歉，于是急急告了辞。在这里，我成了中国的敌方代表。

离开朋友的父母家之前，朋友的妈妈送给我一双白色的帆布鞋，那时当地的女孩都穿着这样的鞋子。朋友的家人特别叮咛我，为了安全起见，出门不要开口讲话。我对这句话的解读是：当台湾人会有危险。所以走的时候，我穿上了那双小白鞋，见了人不说话。尽管如此，后来还是被人一路骗到底。

回到法国以后，我再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

我原以为两岸分享着相同的传统和文化，我应该可以找到回家的感觉。相反地，这一趟中国之旅，破解了我对中国的迷思，我没有找到认同感，没有归属感，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同文同种给人的只是一种错觉，更真实的是一种隐性的文化差异。其实，中国人和台湾人之间，以为互相了解而实际缺乏了解， 汉字的简化更是为彼此的文字沟通设下了楚河汉界。

本以为这件事已经想清楚了，以后可以不必再去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却没想到这个 « 中国 »的包袱已经嵌入我身，怎么也甩不掉。

1999年，我去应征一个大学的中文教职，在面试过程校长与我相谈甚欢，基本上确定雇用我。过不了多久，校长急着再次召见我，貌似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原来，校长听人说，台湾人不会讲中文，不会写汉字。所以他当下就急了，赶紧找我确认。对他吹风的人是一个法国女孩，她也来应征这个职位。那个时代没有网路，不然搜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也用不着这样着急。我告诉校长：「我是从『小中国』来的，就是那个『自由中国』 ，我虽然是台湾人，中文是我的母语，汉字是我从小就使用的文字。」结果绕了半天，还是避不开「中国」这个词，我纠结啊。

开始工作以后，我必须在法国人面前以 「够中国 」的姿态出现，才能为自己得到一些威信。最初几年，我只有一些法国学生，他们搞不清楚来龙去脉，我想说自己是哪国人都可以。

2005年我代表我们大学去中国谈国际交流的事务。到了那里，对方谈判伙伴知道我是台湾人都对我十分友善。那时候人们最经常问我的问题是 「你的老家在哪儿？」我回答：「台湾」。可是他们不甘心相信我只是台湾人，非要追踪到我的祖宗八代，最后不管答案如何，他们强强要这样下结论：「喔，原来你的老家在中国的⋯」，然后开始blabla，说他们哪个同事或哪个亲戚也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以为这样是和我套近乎，其实他们说的 「 某某地方的老家 」可以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看在工作的份上，我好歹配合演出，也就频频点头，强颜欢笑。

陪笑的结果，谈成了两个学校。 2008年，国际交流正式展开了， 学校里开始有了一些从中国来的交换学生，他们特别喜欢来选我教的法中翻译课。这些学生都是中国北上一流大学来的，自视甚高。他们喜欢在上课的时候挑我的小毛病，比如说某个字不这么发音或者不这么写。

有一天，有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男学生举手抗议，他说：「这句话中文不这么说，您说的不是中文。」我当时傻了眼，回答：「那请问你，这句话用中文应该怎么说？再请问你，我说的是哪一国语？」最后那个学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在想，这学生心里一定是想说：「你是个冒牌货，没资格站在这里教我们怎么说中文！」。

这种情形持续了很多年，后来我也习惯了当 「 小媳妇 」。有一天，我向我的中国同事谈起了这件事。她听了以后义愤填膺，很想替我找个办法解决这些小崽子们。她提议：「你让他们把简体字翻译成繁体字！」这个主意我从来没有想过，反正也没有什么风险，隔天我就到课堂上去做实验。没想到，他们竟然都不会写，顺从得像小绵羊一样，我都不认得了。这个愉快的经验后来没能持续，因为新冠病毒来到了法国，中国学生全被吓跑了。

2018年，太平洋那端的台海还没开战，在我孩子就读的国际学校就已经展开了一场中国与台湾的大战。这所学校的中文系是中法合作开办的，老师由中国使馆选派，系主任由法方任命。这一年，新来的系主任偏偏是个台湾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系主任要求改革教材。家长会中的百来号中国家长以压倒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少数台湾家长，包括我本人在内，出来冒了几个泡，秒间都成了过街老鼠。在微信群里，为了不让人围殴，台湾家长们都将自己的打字系统改成了简体字。吵到最后，有一个中国家长竟然放话要 「 武统台湾 」来解决问题，还真凑巧，这个家长的孩子是我孩子的同班同学。

过不了几天，国际学校的校长给所有的家长来信，说是再閙下去要关闭中文系。原来，有中国家长去中国使馆密报，检举老师使用繁体字教学。这两位被举报的老师被使馆请去 「 喝茶 」，回来以后精神受创，休了病假。我的孩子回家告诉我，学生之间也起了冲突。为了孩子的安全起见，我告诉我的孩子，在学校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台湾人。

这下子，连我的孩子都当不了台湾人。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台湾以民主做到零病毒防疫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法国的媒体开始对台湾感兴趣，每日时事评论节目「 C'est dans l'air 」 经常请各种专家来讲评台湾的民主防疫措施。法国人从此真正开始认识台湾，不再与中国混为一谈。与此同时，我在法国人面前的自我介绍变得简单许多，认识我的人确切地了解到我是台湾人，不再以 「 中国人」 来对待我。

2022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中国的不表态被法国媒体解读成支持俄国，预测中国不久后也会进军台湾。电视新闻里播放台湾人挖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的画面，我心想，我大概很快就当不成台湾(国)人了。

2022年八月，不速之客裴洛西访问台湾。这几天，法国的各类新闻头条都在报导，预测中国会展开军事行动，紧张程度升到最高。我看到以后，急忙联络在台湾的家人，结果发现人家照常生活，一点也不恐慌，可佛系了。 「那个讨厌的裴洛西，我们都不希望她来台湾， 搅什么局呢。」 我的家人说。 「你们害怕吗？」我问。 「还好吧，早就习惯了。」 我的家人回答。说得也是，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学校的军训护理课教过我们如何打靶，如何做战地急救，当然还有防空演习，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实，台湾处于备战状态已经70年了，大家早已弹性疲乏。

在法国可不同了，我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都纷纷来关心情况，他们好奇会不会真的打起来。我有一个研究历史的美国同事专门来找我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可能会做个样子吓吓台湾人吧，应该不会打起来，不都说会叫的狗不咬人嘛。」我说，脑子里想起了童话故事 「放羊的孩子 」 。

「中国把话放得这么狠，结果根本不敢对美国人动手，简直就是给自己打脸。在这场美中的较劲游戏中，中国明显地示弱了⋯」。美国同事说。

「说真的，你们裴洛西害我们台湾被包围了好几天，真要打起来，你们美国人会帮忙吗？」明明知道不是由他决定，我依然要问。

「拜登说会的，我想所有美国人都会支持的。」 他回答。这话不假，看在晶片的面子上，我相信美国人会帮助台湾的。

如今，台海两岸又回到了风平浪静。不管将来情况如何，我都希望再多当几天台湾(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