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個人集權的因果關係

編者按：在部分人口中，蔣介石與毛澤東都是“獨裁者”，理由是蔣“個人集權”。揆諸史實，蔣之集權並不形成於清黨或北伐時刻，而在“九一八”後的國民黨五全大會，既經國內“團結抗日”的一致呼求，並且出於十分特殊的人事因素。大會確認胡漢民為中常會主席，蔣副之，汪精衛為中政會主席，蔣副之，但胡漢民因病去逝，汪精衛因刺身退，蔣便順勢成了黨政軍的唯一領袖。隨意指蔣“獨裁”，甚至與毛相比，只能暴露對蔣集權的過程不了解，以及“不辨菽麥”的判斷力。

本文節選自劉大禹《蔣介石與中國集權政治研究》第99-115頁，<蔣介石個人集權的形成——以五全大會前後為中心>。原文繁長，有刪減，註釋略，題目自擬。

一、五全大會召開前的政治背景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面臨內憂外患的嚴峻挑戰。胡漢民在野之後，負責中樞的汪精衛與負責軍事行動的蔣介石誰更能充當領袖，同樣是一個不能避免的話題。

自汪、蔣分權後，蔣因負責“剿共”與“國防”，戎馬倥傯，幾乎不在京駐留。中政會常委兼行政院長汪精衛自1933年起兼任外交部長，積極推行對日妥協政策，為黨內外所不滿。汪、蔣合作以來，國民黨內一直存在著倒汪運動，汪因無法全面掌控權力常稱病或辭職。 1932年8月汪因淞滬停戰協定未經立法院通過而簽字，引起該院的責難與彈劾，汪一氣之下提出辭呈。 1932年10月到1933年3月底，汪因“病”出國治療。此後，汪“病”情不斷。 1935年7月1日，汪再次因“病”離京赴滬，旋即赴青島療養。有些國民黨中委害怕汪對日妥協政策變本加厲，對其返京有所恐慌。 8月7日，國民黨中政會開會時，覃振、石瑛、王陸一、焦易堂多人均主張設置外交委員會，以免外交大權之集中一人，並主張汪辭外交部等兼職。次日，汪即辭院長及外交部長等職。

汪動輒辭職顯示了其難以負責中樞的政治局面，同時亦昭示中央政府的權威缺失。蔣1935年8月反省所言：“中央風潮之內訌與汪之辭職，幾乎根本動搖。”王子壯談及：“汪精衛稱病後，中央政治會議蓋無主宰，政治會議開會時主席及五院院長無一出席者，亦一奇觀。”陳之邁認為：“首都近日最令人痛心的現像是在這天災人禍交襲的時候中樞簡直沒有負責的人。自從汪院長抱恙以後，內政外交失去了一個重心。除因公不在京者外，別的人物也不肯積極負起他們肩上的重責，遊山的遊山，消夏的消夏，考察的考察，以致訓政時期主權所寄託的中央政治會議，都由次要的人物來敷衍維持，勉強支撐殘局。”

汪的數次辭職，至少導致了兩種直接後果：第一，國民政府中樞負責無人，政府威信無法建立。第二，汪的動輒辭職為個性更為堅定的蔣介石提供了個人集權的機會。既然汪精衛所任之行政院難以樹立政府威信，諸多論者寄希望於蔣便是順理成章的願望。一是蔣自1932年初復出以來，領導軍事行為頗有進展，中南各省秩序漸復平靜，中央政府勢力亦逐漸進入西南，儘管此時的西南與中央政府隔閡尚深；二是蔣未處於對日妥協外交的風尖浪口，更有機會走上前台。如王子壯言：“蔣利用汪在南京可為其支撐門面，對日折衝，蔣在身居後方，努力充實。”輿論界希望國民黨中央大員齊心協力，共赴國難，對遵蔣為領袖的意見出乎意料的保持高度一致。

錢端升認為，“黨內各派應在同一領袖之下團結起來”，“這領袖不應是獨裁的領袖”。 “誰都承認蔣介石是黨內最有實力的領袖，不過這還不夠。要做此刻中國的最高領袖，第一必須黨內各派一致的擁護；第二必須黨外比較開明的各派，一致的承認。”錢端升高度讚揚了蔣介石在內憂外患中的表現：“我們今日既然急需一個領袖，則我們又安能因蔣先生之未合理想標準，而有所遲疑，而使此多難的國家長陷於無領袖、無中心的狀態中呢？”錢端升擁護蔣做領袖，但希望這種最高領袖並非獨裁，“蔣先生此時不宜亦不能為獨裁者。配做且應做最高領袖的蔣先生既不為獨裁者，中國自然也不能有獨裁制”。

在這種背景之下，國民黨內外均希冀於五全大會的召開，達成黨內政治共識，以確立政治中樞。

二、五全大會的政治與人事變化

五全大會於1935年11月12日開幕，至23日閉幕。五全大會有特述者為兩點：“第一，為蔣委員長關於外交之報告。第二，為接受憲法草案，而授權於新中央執委會修正宣布，至召集國民大會之期，亦由其決定。”換言之，五全大會確立了憲政作為今後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

五全大會調整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些委員中，據日本學者石丸藤太研究，蔣介石在黨的中央擁有60餘名委員，如果把支持蔣氏的元老派加算在內，共計有80餘名左右。對於汪兆銘派的20餘名，孫科派的約10名，西南派的約40名，其他約30名，佔有絕對優勢。中委的構成反映了各派政治勢力的相互妥協而蔣佔據優勢的結果。

有論者認為，這次人事構成新的國民政府，“比過去幾年強有力的多”。張群認為，蔣作賓、何應欽、吳鼎昌、張嘉璈，加上蔣介石和他本人這六人，“都曾經留學日本，與日本有些因緣，明了日本的政情。蔣先生組織這樣一個政府，就是因為國際間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無法加以阻止和製裁，唯有利用我們各人的關係，設法延緩中日間的緊張情勢”。蔣介石在組閣中，延攬了一批各領域的專門人才。如吳鼎昌是受過培訓的經濟學家，是南開經濟研究所董事會董事之一。張嘉璈也是該所的董事。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蔣廷黻、實業部次長周詒春都是學界名流，在社會上有很好的聲望。

這種人事變化，給外界產生了良好的印象。有論者認為：“此次中樞改組，政治重心確實移轉到行政院了。當局們都抱著埋頭苦幹的精神，腳踏實地的在工作，所以今歲今年，政府中很少人以文字開空頭支票，這是近年稀有的現象。”同時，知識分子從“在野派”的身份向“在朝派”轉變，並演化出一陣“學者從政”的浪潮。蔣介石也因此擴大了自己的智囊團和人才庫，擴大了自己統治的基礎。如《國聞周報》的評論所言：“總之，此次改造，中國國家，事實上完成了一個鞏固的核心，這是國難幾年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的結果。”

五全大會標榜蔣、汪、胡三大領袖團結合作，然汪因傷未曾視事，全國各方視線又集中於中常會主席胡漢民之歸國。蔣亦希望胡能北上，重歸於好，派魏道明徑往新加坡歡迎外，國民黨中央派居正、葉楚傖等15日由滬乘加拿大皇后號輪赴港。西南各界大舉迎胡，李宗仁亦赴港歡迎。京滬市黨部均籌備歡迎大會，並電港促胡入京。國民黨內外對胡回國的高度渲染，反映了對黨內各首領合作的殷殷期待。然而，胡漢民在各方高調的迎胡浪潮中並未北來，滯留廣東，並於1936年5月突患腦溢血去世。國民黨三巨頭終究未能共聚一堂，共商國是。此時，儘管蔣介石尚非國民黨法理上的最高領袖（因汪是中政會主席，遇刺後因傷養病，胡去世後中常會主席暫缺），但蔣事實上已是無可爭議的最高領袖，這意味著蔣介石的個人集權政治已經初步形成。

三、個人集權的特徵與路徑

國民黨召開五全大會前後的一系列會議，其中心任務是在國難背景之下調整黨政制度與人事關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長，完成了個人權力的集中。不過，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所產生的個人集權政治是獨裁政治嗎？此種政治發展的最終方向與路徑如何？

儘管五全大會後蔣的個人權力已然初步集中，但據此認定蔣主觀上試圖集權於己，未必符合其內心的考慮。譬如，面對汪的辭職問題，1935年8月19日，蔣再次提到“請汪復職，以全會為期限”。 8月22日，蔣出席國民黨中央常會，挽留汪復職，後往訪。蔣在各種場合均體現了對汪的一定尊重，儘管蔣未必要求汪繼續擔任最高行政長官。譬如，蔣反感汪難以擔當大責，恨其不爭，曾考慮過“汪為監察或考試院長”。但如汪為其支撐，蔣因而可以集中全力考慮“剿共”與“國防”等事務。汪精衛遇刺，蔣並未因此而幸災樂禍，反而異常悲痛與緊張，“精神之受打擊，其痛苦較甚於槍彈之入肺腑數倍。如此之彈，如穿入我心身，則我心安樂，必比甚何事為快也”。

事實上，蔣介石雖依賴軍事行動，個人威望日增，卻希望有汪、孫、胡等人攜手合作，體現了其政治妥協的態度。如蔣所記，“對黨內糾紛明爭暗鬥自私見小之狀，實令人難堪”。五全大會之前，汪雖在病中，蔣並未撇開汪而獨行其事，多次往訪汪。開會中，蔣二次訪問國民黨內各元老與汪。然而，汪在五屆一中全會之前，以受傷養病為名，不辭而赴上海，蔣感其“怯疑可嘆”。對在此之前辭去主席團人員的孫科，蔣親自去勸說，亦“反被其誣辱”，“此中痛苦，非言可喻”。蔣為平定黨內糾紛，決定“推胡為常委會主席，汪為政會主席，而餘自兼任副主席，以為本黨複合之張本”，“非以此不能救國，更不能安內”。甚至於12月2日下午，蔣研究行政院改組時，希望“仍由汪連任”。

五全大會之後，蔣介石已經成為了國民黨權威中心之所望，滿足國難期間輿論界對集權的呼聲，但尚不足以具備發展為獨裁政治的條件。此次大會後，如陳之邁所言：“我們並沒有再聽見'打倒獨裁''請某某人下野'等等的呼喊” ，蔣介石權力集中這一過程中，並非通過非法的軍事政變或武力威懾，而是在黨內外及輿論的支持下，在拯救國難背景下，通過政治妥協完成的合法性集中。蔣介石滿足了輿論界對集權的呼聲，逐步樹立了權威。馮玉祥參加五全大會之後在日記中記道：“蔣先生所答之話，最為謙下，最為和平，最為誠懇，我極為滿意，以為此次並未白來也。”事實上，在國難日急，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之下，汪精衛因遇刺，其原本不堅定的政治性格更是雪上加霜，無法繼續擔當行政中樞。在外界輿論對領袖集權的呼聲中，蔣介石擔當了黨政軍之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