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弘之死

近来读明文选，高启应是必选的明人作家，但易代之际的划分原本就纷纷扰扰，不那么绝对，高启本人在明朝建立后，很快就获罪而死，若是论其他的文学创作，其实算作元代作家，或是元明交界之作家，可能更适合。

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放弃了酷刑。

茨威格便专门描写过火刑的惨烈，读之令人惊悚不已。

我们常常听说的凌迟之刑，也是要通过酷烈残忍的非人行为，来吓止一些胆敢反抗的行为。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探究酷刑的用意，边指出这种公开处决，通过超出惩罚本身的肉体暴虐，便是一种仪式性的报复，其最终用意并不是因为犯罪的对应惩戒，而是要用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来表达君权至高、不容破坏的绝对性。

「18世纪的改革者认为，在这种危险的仪式化的暴力（公开酷刑）中，双方都超出了正当行使权力的范围。在他们看来，暴政面对着叛乱，二者互为因果。这是一种双重的危险。因此，刑事司法不应该报复，而只应该给予惩罚。」（《规训与惩罚》）

高启恰恰就死在朱元璋的酷刑下，时间是洪武六年（1373年），而这种酷刑便是「腰斩」。

后来祝允明在《野记》中说，高是被截为八段。

但按照腰斩的通例来说，其实并不确实，因为「腰斩」刑罚的残酷性就在于拖延人死亡的痛苦，让人死而不死，才具有其恐怖的威慑力。这就像莫言所写的《檀香刑》一般，都是要通过延长受刑者的痛苦来满足施刑者的发泄报复之气。

所以，即使高启确实被砍成碎块，也不过是一种夸张的传言而已，或是竟在腰斩之后，又对尸体加以侮辱，类似于后来清朝文字狱，一定要破棺戮尸了。

但高启又为何陷入此种结局呢。

这其实要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联系起来说。高启是平江路长洲县人，也就是明代的苏州府，如今的苏州市。元末群雄并起，此地算是张士诚的核心区域，当年与朱元璋彼此攻伐多时，虽然战败而亡，但苏州一代的百姓始终都对张抱有同情之心，而对外来的朱元璋军队少有好感。

后来梁羽生先生写《萍踪侠影》，还专门提及这段历史，并虚构了一个张丹枫，来演绎一场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

朱元璋本人在明朝建立后，始终对坐稳皇位有所忧惧，这也是一时暴起，忽登大位者的常态。经常被后人拿来并举的汉高祖刘邦，同样也是如此，汉初三杰与明代的功臣们，同样没什么好下场。当代一位学者还专门统计过，朱元璋诛杀功臣的顺序与标准，而在这份表格中，明太祖的选择和汉高祖的选择没什么不同，都是从「外人」杀起，最后只保留下一小部分算得上核心的亲近，而留给后世的烂摊子也都是一群亲戚子孙。然后便是「七国之乱」和「朱棣夺位」了。

顺便说一句，朱棣在面对方孝孺的坚韧不屈时，所采取的手段，同样算是父子同心，不仅有了「诛十族」的花头，甚至在传说中，也受到同样的虐杀方式：腰斩。 （关于腰斩，维基百科还统计了一下历史上曾经受过此刑的人，可以参考。）但在正式的历史记录中，方孝孺是被凌迟而死的，大概是因为腰斩太便宜，必须凌迟，切成碎肉，才能发泄朱棣造反过程中，几经生死，在绝望中得胜，必须以暴虐之手段报复，才能得到安慰的帝王之心。

不过，话说回来。方孝孺之死的原因，无论朱棣打算怎么解释，最终还是无法改变历史的评价，明代后来的帝王，也逐渐恢复了方孝孺的名誉。但高启呢？虽然大家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他也没有十族可杀，但具体因果直到明末，钱谦益来考证其始，还是认为起源于他的一首小诗。这也被《明史》所采用。其实今日读来，不过是清风不识字的诬枉而已。但对于帝王身边人来说，朱元璋本人的好恶还是能被察觉到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朱元璋怎么看待这首诗，而是当那些意图逢迎，借机取利的人，掌握了这一动态后，朱元璋本人便在各种消息里，不断循环自证了。

这也是后来魏观被污蔑，便立即获罪，而高启也因为一篇上梁文，联及而死的原因了。

魏观是老实人，他又怎么能猜想到，朱元璋久蕴心中，对于张士诚在苏地所获得爱戴之惊惧呢？此时一并激发，所谓有仇报仇，有怨抱怨，是魏观连累了高启，还是高启连累了魏观，已经不重要了。正如当年唐代张巡、许远后人的争执一般，根源并非是谁的不对，而是朱元璋本人心里的不舒服。

说得更直接一些，朱元璋在明初的想法与后来清人入关后的想法，十分相似。都是一种「我怎么就得了大位」，而对四面八方的看法格外在意。所以，朱元璋要写《昭示奸党录》（后来雍正同学也很开心地写《大义觉迷录》）、写《大诰》，要让天下人世世代代都听从我的安排。当然，他一死后，孙子不听他的话，儿子也不听他的话，最后这祖宗之法还真是祖宗之法了。

其实，事过几个世纪，再来看高启之死，到底他该如何逃脱这种命运呢？

其实是没什么好办法的，只能说当时与他一般名气的人，要么侥幸，要么不幸。

庄子在《人间世》中虚构了颜回与孔子的对话，正是在说明这一点。

人在世间，总有无法逃脱的羁绊，高启固然有之，而对立方的朱元璋也不是没有。高启固然是在临刑时痛苦万分，但朱元璋建国后一样无往而不在恐惧之中，佛陀便曾经解说过这种不得为苦，得也为苦的心态，喻之犹如「火宅」。

到了近代，朱元璋化为民族主义的符号，大家要反清，虽然不一定复明，但将朱元璋竖起来作为大旗，实在是一件利器。而到了后来，一些摇摇摆摆的人，又将之拿来借古讽今，可见是学多了历史，却又忘了历史。高启的性命，可始终与他的诗文扯不开关系的。

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距今天已有七十多年，但那仍然是人类在不断地试错和纠偏中，慢慢得来的一种期望和信条。到了今天，固然在文字语言上，仍然可以耍弄花招，但在这篇宣言中所提及的各种自由，仍然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法则。

自然，总有一些「但是」派，来为我们强调各种特殊原因，但我们只要看出，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法则之上来强调特殊，也就能明白，四海之人心，并没有什么不同。

人与人，可以在口味上有区别，可以在肤色上有差异，可以在性格上有不同……我们还可以举出「你和我」的种种不同，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因为这些「不同」而改变的。也正是在这一法则之上，高启和朱元璋同样达成了一致。他们都需要安全，高启无法改变，而朱元璋有权力改变，却只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当煤山上的皇帝和太监一起彷徨的时候，当李自成、张献忠一起点火烧房，肆意杀戮的时候，当一个个皇帝坐在清朝正大光明的牌匾下，最终只剩下一个马上就完的小孩子……

我不知道，高启能否想象这种想象，朱元璋必然是不会如此想象的，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无非是给自己子孙，把棍子上的刺都削掉，好不容易赚下的家产，可不能被人偷了去。

高启那首被认为惹来杀身之祸的小诗，如此：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宫女图》）

而他被后人称道的诗，又有很多，我只是胡乱略引几首：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 （《寻胡隐君》）

江水江花只自春，不知容易解愁人。山川寂寞衣冠泪，今古消沉简册尘。草草逢人空识面，匆匆为客莫容身。十年忧患谁相慰，赖得君家是近邻。 （《早春寄王行》）

何处可徘徊，林间共水隈。夜归家犬识，春睡野禽催。有地唯栽药，无村不见梅。兴来惭独饮，时唤老农陪。 （《郊墅杂赋（十六首）·何处可徘徊》）

最后再提一句，虽然高启在诗中提到自己已老，但其实他只活了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