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年輕一代在一場操縱輿論背後被執行青春

今年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第三年，三年以來我們的生活被這種病毒所徹底改變。以歷史時期的世界公共衛生事件的規律來看，一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會深刻地將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和秩序發生質的改變。當我們在不斷的想辦法將生活恢復到原來的樣子，似乎這樣的努力變得十分艱難和不易。而中國年輕一代卻試圖停下來思考為何要經歷這樣一場公共衛生事件危機？這樣一場公共衛生事件將就業率和經濟成長帶來不小的壓力，無論從政府或民眾自身都在試探性的與這場公共衛生事件作持續的鬥爭。

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覺醒的這十年間（2012-2022）包括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內都對發展做出謹慎又大膽的決策，發展理念趨於新型化，發展方式變得越來越具體，從根源尋找突破口，來不斷完善這樣一系列的發展過程。當生存危機曾經成為上一代人最大的問題，而經歷過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年輕一代對於生存危機的意識變得不再那麼重要，至少中國政府對此承諾過中國人會守住自己的飯碗，而在這樣的承諾之下越來越注重發展自身的經濟追求即有更好的生活品質與精神追求並存發展的局面。這樣的局面是每個中國人說嚮往的，但是在疫情政策持續變化的背景下，很多對於未來變得遙遙可期。

隨著工作崗位的減少，年輕人被迫尋找在繁榮時期不怎麼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考研、考教職和考公務員的人數創歷史新高。

在一直居高不下的中國高校畢業生數量遞增的這三年間，許多大學生開始對自己未來充滿不確定性而顯得焦慮和不安，即使那些早先畢業的一部分畢業生在躲過疫情之前的經濟低迷期過後，在這三年間勉強的開展自己的生活。也許是可以固定下來在關於疫情之前的經濟模式，因為經濟要發展，自己也要吃飯，所以很多人跳槽不再變得那麼簡單，一位在北京工作了五年的年輕人對此表示。

雖然大學畢業生人數持續成長——2023年將增加8%——但疫情也剝奪了學生在大學生活中形成社會經驗的機會，增加了他們的沮喪和焦慮。

從2017年開始我們的生活變得不再像之前那樣充滿持續性的穩定，似乎從那時起世界市場就給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經濟決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資訊的透明和真實性。這是另一位長期在中國金融體系工作的人對此表示，他曾經擁有5家上市公司，疫情之下開始選擇謹慎的投資和回購。

許多政治因素使得原本充滿政治病毒的媒體帶來許多難以觸摸的訊息。操縱輿論造成資訊模糊一度成為在這場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協同抗擊疫情不力，互相推諉，發達國家並沒有在一個透明的框架內長期存在真實的合作態度，虛假性的非友好變得越來越明顯使得一些不發達國家需要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衝突持續擴散，這些因素都成為操縱輿論時強有力的助推器，而年輕一代在信息高速流通的當下使得隨時都會成為輿論戰的受害者。正是這些原本模糊的訊息加劇了經濟與民生的成長率。中國在這三年的時間裡變得不再那麼高傲的發展，從而採取更為緩和的成長態勢。這也使得一些中國的年輕人依然願意堅信中國能有一個持續且美好的未來。

在一些主流社群媒體平台上，隨著年輕化的湧現，一些原本枯燥無味的政治宣傳節目變得十分有趣；這樣的局面自新冠病毒開始之初就出現在兩種意識形態的陣地裡。越來越將傳統傳播理念變得潮流化，包括撤銷和裁剪一些原來帶有十分濃厚冷戰色彩的節目，減少政治針對性的傳播，而這些冷戰宣傳機構的編輯和記者也注意到在年輕一代中不再喜歡這樣口味的新聞報導。從而將宣傳變得沒有受眾。中國年輕一代在經歷三年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後逐漸產生了對自我文化價值的高度認同，從最初的膜拜西方文化到後續只注重東方文化的延續，這是一個從自身發覺出的文化傳承的問題。這樣的做法非常與宣傳部門所製定的策略一致，但是也越來越被當下的年輕人所接受。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國潮的出場帶來了中國民族工業的新未來，越來越多的產品開始和國潮沾邊甚至出現了多個產業的革新。中國政府在這三年大力去提升地方城市特色試圖打造出一個傳統和潮流相並行的生活環境，這種舉施在中國二線城市頗為受到歡迎。這既是提昇文化內在價值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刺激經濟的有效方法。

將民族主義文化的教育貫穿生活的全部是輿論引導工作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透過刺激傳統文創產品的消費作為教育方式是最為得不償失的一種。這樣的做法為輿論創造了非常合適的環境沒有人會因此感到刻板和保守，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得到學習從而達到宣傳效果。

輿論操控的背後是一場地緣政治博弈與假訊息聯手的結果，這樣會不斷的損失自身文化的認同以及一些普世價值的傳承。美國政府在近幾個月內不斷的將中國一些新潮的社交媒體平台強制下線，這樣會使得在未來對於資訊操控能力的極端輸出甚至會帶來諸多不確定的因素，這也會使得社會不穩定性持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