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梁文道

媒體工作

即便到了最后,现实和常识的必要

区议会选举结束之后,许多人认为整个治港策略应该会逐渐贴向现实,慢慢回归理性。这种猜想当然十分合理,因为如此震撼的选举结果,将会彻底改变下一届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构成,极有可能使得中央政府陷入被动,无法如臂使指地决定未来香港的特首人选。再加上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间接危及香港独立关税区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中央政府以及涉港部门是否应该改弦易辙,换一套更加贴近香港主流民意,也更加顾及国际观瞻的方略呢?然而,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大家并不容易看到这种改变的迹象;反而听说香港应该效仿澳门,成功落实澳门版的一国两制,将来最好能让香港的小朋友都能常存心中一股暖流。为什么?难道真的不怕局面继续恶化,不用顾及香港主流社会的取态,更不用担心香港经济地位的改变对整个国家的冲击吗?怎么可能这么不现实呢?

换一个角度来想,区议会选举的失利及其连带后果,在中央政府而言可能是一次香港政权危机。也就是说,接下来在香港面对的主要问题再也不是金融中心能否存续,更不是什么社会民心的向背,而是能不能保住香港的政权。当一件事情上升到「政权保卫战」的高度,其他一切就都要让路了。更何况现在整个国家进入了一种运动模式,我们一般人所谓的「现实」通常都会被运动自身的既定模式排除。举个简单的例子,如今民间企业困难,照道理讲,在出台这种纾困策略之余,也应该彻底停止过去几年「国进民退」的步伐才对。可是最近一连串巨型企业创始人辞职退休的新闻,却似乎给出了完全相反的信号。未来既然可能要面对和美国的全面竞争,那么现在就应该在教育上面做好准备,以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应有的逻辑去培育人才和发扬知识。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数一数二的名校纷纷改变校章,删掉「思想自由」甚至「探索真理」,好强化党的领导。稍知国史,就知道现实和常理在运动面前的无效。 「大跃进」从一开始就不现实,但到底持续三年;「文革」动摇国本,后患无穷,它现实吗?合理吗?居然也要等到改革开放,现实才被重新发现。

这里面有另一种逻辑,对现实自然也有跟一般人完全不同的解读。比如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我们很多常年观察香港时政的朋友,其实都晓得她的缺点。这位以敢拼和高效著称的行政人员,时常不顾一套政策带来的政治后果。她在官场中不得同僚人心,在政坛中欠缺广泛人脉,在特首选举期间更是不孚民望。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主派,只要用最基本的常理审视,大概都会同意她并不是治理一座复杂城市的理想人选。今日局危若此,虽然出乎意料,但也并非无缘无本。那么当初为什么会选中她呢?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她所有的缺点原来都是优点。不顾后果地强推政策,说明她听话,敢接死任务。在政坛和权贵阶层的关系不好,则说明她没有自己的派系,更不是某些商业集团的附庸。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欢心,这说明她只能向上效忠。类似案例,历朝屡见,只是现代港人或许不熟这种用人的「学问」。

很多朋友批评我过去几年在此写的一堆东西太过悲观,立场令人怀疑,尤其最近几个月更好像是故意给炽热的抗争运动泼冷水。坦白讲,我写时事评论,从来没想过责任是要替任何运动打气。如果说我有任何立场,那就是坚持在政治上随时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同时在公共理性上守住最基本的常识,即便是到了现实被政治逻辑碾压,常识被政治立场裹挟的极端时刻。什么叫公共理性上最基本的常识?且举一个肯定让很多黄丝不高兴的例子,那就是近日大家高谈的「黄色经济圈」。出于政治取向,选择某种消费模式,这一点我很明白。但是反过来破坏蓝色商户,在我看来就完全不能接受了。理由很简单,如果有一个人发表任何我不同意的观点,我该做的事情,难道不是该和他在言论的平台上讨论争辩?我怎么能够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和我不同,就跑去打砸他开的店铺?如果黄丝可以容许这等「勇武」,那在道理上是否也能理解黄店被蓝丝破坏?当然我也很清楚,这种话在今天有多么令人讨厌。

当初开设这个专栏,并没打算要写这么多时事评论,只是活在时势当中,难免也有不得不发的感慨。回过头看,无论是我原来想写的那些杂碎,还是关于时事的讨论,其实都没有写好,使我愧对董桥先生和黎智英先生当年慨请错爱。从最初的「陀山鹦鹉」,到现在的「普通读者」,我衷心感谢二位和《苹果日报》诸位主事的容忍。我尤其对不住编辑,总是因为我的行程忙碌,在我不克交稿的时候焦头烂额。故此我曾两度辞笔,以免各位烦劳,如今获准,但愿对读者也是一种释放。

(原文首发于《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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