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王铭章之死

关于滕县保卫战的指挥官，川军第一二二师长（兼四一军代军长）王铭章的死亡地点，现在大致有两说。

一是王铭章在滕县城陷落后于城内十字街指挥战斗中阵亡说。细分中弹死亡，和中弹后“自戕”两类。也有以此发挥的登城督战中死亡说。可认为是战前各种记录的通说，亦被台湾国民党的《抗日战史/徐州会战2》所采用。

二是王铭章在突围出城后，于西门外城濠附近被日军城防火力击毙说。此说的最初主张者是张宣武，起源于文革后的文史资料（回忆录）泛滥的时代，现在成为大陆战史中记录王铭章之死的主流。张宣武是当时的一二二师七二七团团长，滕县保卫战中3月16日，自称被任命为“城防司令” [1] （无证据）。是滕县东关保卫战的指挥者之一，战后又做了共产党统战部门的高官，有关滕县保卫战，其文章颇有权威性。

两者比较，因前者的战死说“光荣，壮烈”，而后者证实其在逃脱时死亡。所以剧本（如《血战台儿庄》，广西电影制片厂，1986年），小说等多采取前说。下面分别考证一下两种说法的起源，发展和变化。

1. 战前的记录——城内战死说

在各种记录中流传最广，对其他记录影响最大的是战斗结束后第四天，1938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稿件《滕县战役经过》。有关王铭章殉国部分内容如下：

17日敌攻城之际，“王铭章师长以局势危急，当率团长王麟，县长周同等，登城督战。我生存健儿，经王激励，仍奋勇杀敌，有死无退，无如敌众我寡，卒于十七日下午三时被其由东南城两缺口登城，窜至西城，我赵参谋长渭滨，王团长麟阵亡，王铭章师长亦腹部中弹，旋以大势已去，危城难守，即以手枪自戕，临死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周县长同越城逃出，当亦跌死”（《新华日报》1938年3月22日）

图表5-1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2日

此文章在战前，曾被各种书籍，宣传品转引，期间也有一些小创新（如死亡前欲介护负伤的赵渭滨参谋长时中弹），但大体内容一致。特征是滕县城陷落后王铭章在城内指挥抵抗时壮烈牺牲。战争年代，国难临头，一般人对王铭章的抵抗行为多有赞语，少有人对细节挑剔，不像现代人那样对英雄事迹的情节执着。所以最初报导中虽存在许多错误和过度的渲染，如周同县长坠城而死的误报，滕县守军三千将士宁死不屈的描绘等，竟成为当时的通说。

下面另一个史料也是当时的记录，为1938年5月发行的《津浦战绩》中一节。中虽然文字不同，但王铭章于城内巷战中身亡的记载相同，称：

敌兵进城后“我王师长，程副师长，王旅长，曾旅长等官员，正在师部磋商机宜，突然，守东门之张团长报告敌已进城，王师长即令张团长率残部死力肉搏，其本人与师部所有官员，亦亲出指挥，…演出了空前激烈的巷战！结果，因敌人的自动火器已据临城头…王师长因伤重殒命” [2] 。

还有一个史料是1938年11月建立的王铭章墓志，属于盖棺定论篇，内容同断：

…至十七日，攻尤烈，君知不可守，电孙军长曰，“…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嘉勉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即率参谋长赵渭滨等，登陴〈墙>督战，赵被弹洞胸，跪而泣，慰之，旋中弹，犹负剏〈创〉指挥杀敌，续中数弹，乃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以踣” [3] 。

采用的也基本是中央社报导的城内督战说。只不过“自戕”改为“犹负剏指挥杀敌，续中数弹”。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出现了最初的王铭章“登城”督战内容和死前介护赵渭滨参谋长的内容。此登城督战，在城墙顶战死说，之后也发生了不少影响。 1986年拍摄的《血战台儿庄》影片，采用的即是城头督战时自戕说。其中的 “…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嘉勉之词…”一节，应是配合军委会公开的三封电报（参考前章）内容，宣扬王铭章对党国的忠诚。此后三封电报内容，一直伴随着王铭章之死，成为记录其为国捐躯事迹的不可缺内容。

以上记录为基础，1966台湾出版的国军战史丛书《抗日战史/徐州会战2》中也如下记录：

是时（ 王铭章发完最后电报后），敌机及炮联合轰炸，城内，火光冲天，枪声四起，我军仍继续肉薄，死伤塞途，阵线交措混乱，王师长率参谋长赵渭滨等转趋西城督队力战，旅长王志远、吕康、副旅长汪朝濂、团长张宣武先后负伤，左右幸存无几，王师长仍继续前进，赵渭滨参谋长为敌弹穿腹，屡仆屡起，王师长趋前救护，慰问未竟，一弹直中腰部，乃仆地犹振臂狂呼杀敌不已，终以伤在要害，卒告殉国，临危时，有敌兵数人欲趋前加辱，经王师长连毙其三…同时殉国者，计有副参谋长邹绍孟、副官长罗辛申、副官谢哲明、参谋谢天壎、及官兵敌百员名，仅第一二四师税副师长以身免[4] 。

文章包罗了媒体记录精华，可以说是战前的“城内督战时战死说”的一个集大成总结。

2. 战后的修正—— 突围时中敌弹毙命说

问题在王铭章师长若真死在城里的战斗指挥中，其尸体应被打扫战场的敌军（日军）收容，可结果不然。滕县战后，打扫完战场的日军，在接收到中国国内的战况报导前，一直不知道王铭章师长在战斗中身亡的消息。即至少在城内的战斗地域中，日军并未发现王铭章的尸体。

一面，关于王铭章在城外中弹死亡的证言存在多种。不仅王铭章，其他各师的重要高官，存活者如税梯青，王志远，吕康等都是从城门脱走才得以幸免。死者如赵渭滨，邹绍孟等也被证实尸体所在地都在城门外。即川军将领落城后在城内抵抗，一同殉国的说法并不是事实。下述王铭章尸体的搜寻经过，也核实了此点。

若仔细调查国军内部的档案记录，不难发现王铭章等在撤退途中死亡的线索。最早有第122师《关于滕县战役的战斗详报》，由代师长王志远于1938年8月，按各种他人记忆作成。内容并不详细，可靠，但记录了午后三时滕县落城之后，王铭章等多数川军将兵从城内“西撤”途中，被西、南两面城墙上“凭高四射”的敌火力歼灭致死的情景，称：

…敌乘烟焰迷目，攫城甚多，占领西、南两面，凭高四射。守军终以弹尽援绝，伤亡甚重，被迫西撤。混战之惨烈，师长之阵亡，残局之危殆，部下之负伤，皆在此时间也[5] 。

城内城外，虽地点不甚明确，但触及到了“西撤”行动。即指从唯一开口的西城门向城外突围脱走的举动。从日中两方战报分析，应有近千名川军将兵，前后以此方法逃生。此“西撤时牺牲”说的战报内容虽属补做，但时隔不远，亦有许多佐证。由于和“城内坚持抗战致死”说矛盾，记录当时又未公开，之后也没有引起普通人注意。文革后，在文史记录资料（回忆录）创作盛行的1980年代，当事人的国军将领，通过文史资料的舞台纷纷出场作证，使王铭章之尸体在西门外城濠附近被发现的事实逐渐明了，迄今成为通说的在城内牺牲说亦开始动摇。主张和推进此新说的代表人物，即当时的山东省政协常委张宣武。

张宣武是王铭章师的团长，战后没有去台湾，受GD宽大留在川军曾血战过的山东省政协任职，文革后担任文史资料编辑任务，成为最有权威的滕县保卫战的口述者和见证人。这也是张宣武说能成为新说代表，并被史书广泛采录的理由。先看一下1983年10月，张宣武回忆中的有关部分：

敌占领南城墙和突入东关之后，王铭章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南城墙上之敌，以炽盛的机关枪火力掩护其步兵从西南城角向我西城墙上守兵压迫，同时敌炮兵又集中火力猛轰西城门楼，…以致西门和西门以南的城垣在下午五时顷落于敌手。南、西城墙两面之敌，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师长和他的幕僚、随从无法在市街内存身，乃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与敌周旋。王命令在他身边的师部特务连仅有的一个排，从西北城角向西城门楼之敌猛扑，企图夺回我唯一的后方交通路的西城门，但，这一个排尚未接近西城门楼，即被敌之机关枪全数打倒。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王师长此时不仅没有还手之力，甚至没有招架之功了。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王师长迫不得已缒城出去，准备到火车站指挥一二四师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搏斗。谁知他刚走到西关电灯厂附近，即被西城门楼之敌发现目标，一阵密集的机关枪声，王师长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壎、一二四师师参谋邹慕陶以及随从十余人，同时为国捐躯，只有王师长的一个亲信上士（忘其姓名）幸免于死[6] 。

王铭章从西北城墙缒城而出，死在城外电灯厂附近，是张宣武说的主旨。起源应是主张多有证据的城外死亡说。但为了粉化不甚名誉的逃脱（撤退）行为，张宣武自己创造出了这个王铭章登城指挥反击战后缒出说。把从前的登城督战说，和城外死亡两说巧妙地掺和到一起，起到了即解明事实真相，又不损英雄光辉的一箭双雕结果。只不过张宣武说虽完美，但并不可信。因为不见缒城说的证据。难道是张宣武的自己的见闻？否。张团（727团）在战斗中与王志远旅长一同，担任的是东门防守，并没有和从西门脱出的王铭章师长同行。其本人脱出城的时间自称在滕县落城之前21时（日军记录东门陷落时间为21时20分），地点是北城墙[7] 。所以张本人并不可能知道有关在西门外死亡的王铭章的任何举动。而城头反击后缒西城墙而出说，除张宣武外，之前四十余年间并无任何人主张。所以诸如王铭章登上西北城墙组织警卫排夺回西门作战，或王铭章缒城而出，到达西关电灯厂等内容，应是张宣武为圆其王铭章于“西门外”死亡说，进行的一种想像性，创作性还原，属1983年首创。并不存在任何证据，当然也不会是自己的见闻。尽管如此，其当时的地位，官衔和当事人之一的经历，给予了此新说流传的正统性，不久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效果。

张宣武回忆录之外，同时期还有一篇重要文章，是1983年12月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王铭章将军》（万金裕执笔），资料来源于胡临聪（第二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张宣武，翟绍先，万培堂，徐诚，邱达寿等川军第一二二师多数当事者证言。可认为是各种有关王铭章师长殉国事件的集大成。有关王铭章之死的记录内容如下：

当敌人突入东关之后， 王铭章将军雄立滕县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同时，西城南半部守兵死伤殆尽，占领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将军准备移至西关火车站一二四师之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搏斗。至下午五时，西城南半部终陷敌手。占领西关城楼之敌，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之王铭章将军及赵渭滨参谋长，以密集火力射击。使王铭章将军身中数弹，立即倒地牺牲。随同殉难者有参谋长赵渭滨及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副官长傅哲民、中校参谋罗毅咸和谢世文、少校参谋张重和谢大薰、滕县县长周同等[8] 。

此资料佐证了王铭章于城外“西关电灯厂附近”牺牲说，但没有符合一年前出现的张宣武 “缒城”而出说。不取张说的理由，考虑是其他复数当事者都未提到过缒城而出，一警卫排反击日军的说法太离奇。且张宣武又不是王铭章师长的同行者和死亡见证人。

首先呼应张宣武说的，是当时为七四〇团副团长的何煋荣，本人称被王命令控制夺取西门，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王铭章死在西门口。何煋荣证言的特征，是其和王铭章卫士李少昆的关系。李少昆是王铭章贴身卫士，被认为是王铭章之死的唯一见证人。何煋荣虽未与王铭章同行，但称接到过李少昆的报告。即“在突围途中遇见王铭章师长仅幸存的卫士李少昆向我们报告如下情况”：

他〈指王师长〉因只有少数士兵，不能支持，乃率同师部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辛甲及卫士等转赴西门，企图在那里掌握到一些部队后，继续指挥作战，殊知还未接近西门时，敌人巳完全将西门占领，正据城楼向我官兵四面扫射，他们不得巳又转向西北门之间登上城墙，判断形势，正遇敌人侧射炮弹飞来，王师长腹部中弹，几名卫士用绑腿把他系住，缒下城来。这时，城外之敌，又向他们扫射，王师长继续中弹，身边参附人员和卫士除我一人外，全部阵亡。我眼见师长阵亡，立即把他的私章摸出，脱下他的大衣，掩盖户体后突围出来[9] 。

由于王铭章死亡的见证人只有李少昆一位，所以当事者李少昆的证言，在研究王铭章之死面颇受重视，也流传较广。可是李初期的证言中，并没有提到过王铭章在城顶中弹后缒城而出说，比如1980年7月的口述中，只称王铭章“出城行至西门外城濠附近，敌在城楼居高临下，王师长身中两弹” [10] 。 1983年12月，何煋荣根据李绍焜口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称：

“…黄昏后，王铭章将军在滕县城东南角指挥巷战。当行至西门口时，随侍在侧的只有侍从副官李少坤、特务连中士班长孙仲才和赵参谋长的卫士陈宏恩〈已受伤〉三人。因将军已身中数蝉，贯穿腹部，血流如注。李以白药灌之，已不能下咽，旋即气绝” [11] 。

可见在张宣武缒城说未出笼时的初期证言中，李少昆，和利用李少昆证言描写王铭章牺牲情况的何煋荣二人在回忆录中，都未提到过王铭章缒城而出。而之后1883年10月，大人物张宣武说出笼后，何煋荣和李少昆相继变节。

李绍焜在张宣武说出现后不久，开始和张说靠拢。 1985年新都县志委的采访中，李照葫芦画瓢，将张宣武的王铭章登城抵抗，缒城而出说添加到自已的新证言中，云：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且午后五时三十分，王师长在滕县陷落后，与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甲辛等十余人登上西城墙指挥三六四旅旅部警卫排，向盘踞西城楼的日军反攻，意在夺回西城门通往后方的交通要道，警卫排尚未接近西城楼，就全部壮烈牺牲。王师长决定缒出城去，到火车站指挥一二四师余部与日军继续战斗… [12] （下略）。

只不过此时还没有张宣武说中的战斗细节。一面，由于李少昆的早期证言已被纸质化，流传至广，所以虽一处改口，但至今文史资料中留下的，多是已纸质化的初期证言。即出城说，而不是抵抗后的缒城说。

此时，巧妙地利用李少昆新证言推广张宣武说的，是一直和李少昆配为搭档何煋荣。何由于是最初，也是唯一在当时接到过李少昆报告的副团长，说以亦成为李说的代言人。 1985年何煋荣等在《王铭章师长血战滕县壮烈牺牲的经过》 [13]的一文中，开始迎合，主张张宣武的王铭章“登城，缒城”说，使用的证据还是李少昆证言。但这次出示的是却是“新证言”。称“李少昆向我们报告”：

他（指王师长）因只有少数士兵，不能支持，乃率同师部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辛甲及卫士等转赴西门，…殊知还未接近西门时，敌人巳完全将西门占领，正据城楼向我官兵四面扫射，他们不得已又转向西北门之间登上城墙，判断形势，正遇敌人侧射炮弹飞来，王师长腹部中弹，几名卫士用绑腿把他系住，缒下城来…。

此处，李的“新报告”与5年前的旧报告内容已面目全非。笔者认为，不会是李当时的报告，否则结果不会有两种。是否此内容真来自李少昆之口也不明。李本身不识字，又无节操，所以证言也不难操作。此何煋荣的，所谓来自唯一见证人李少昆的“新报告”，为张宣武的缒城说充实了无中生有的“证据”，使张宣武说开始流传开来，并逐渐占据了上风。

张宣武的新说得势后，又被其部下，济南政协委员熊顺义（一二四师的一个营长）的滕县保卫战回忆录等继承光大（《悲壮之役，92页》），现在已普遍被学界所承认，采用。比如最新2015年王贞勤《浴血滕县：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战》 [14] ，2016年林治波等《台儿庄大战》中，采用的都是张宣武说。

笔者并不完全否定张宣武说，认为其中的王铭章城外死亡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导出其说时，为了维持王铭章的形象，进行过一些不必要的人为操作。

上述林治波《台儿庄大战》，形式不同于回忆录，被称是学术面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张宣武缒城说，文称：

“王铭章决定缒城而出，到西关火车站指挥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战斗，谁知，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遭到西门城楼之敌密集火力射击”而身亡，后周同县长也从城北赶来进行悼念演说后“擦干眼泪，整好衣襟，然后转身缓步登上城墙，长叹一声、坠城而亡” [15] 。

林治波文章一面沿袭张宣武说，另一面却连“电灯厂”到底在何处的地理位置似乎都未搞清。电灯厂到底在城内还是城外？从王铭章决定缒城而出，途中先在电灯厂附近中弹身亡，周同县长也从北城先到王铭章死地（电灯厂）悼念后，始登城坠亡的文意判断，林似乎以为电灯厂设在城内（从城中心十字街，或北城的顺路）。可知实际上电灯厂在西城外，紧靠护城河下。那么此周同县长先悼念，后登城自尽的顺序，应如何解释？是在城内悼念后登城自尽？还是先出城悼念，后返回敌占区（城壁）自尽？

图表5-2 电灯厂（电灯公司）在西城外偏北城濠边

所谓的林治波“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处还继承了一个“周同坠城而亡”的最古老的错误。 “周同县长坠城而亡”的故事，起源于前述战前中央社《滕县战役经过》的记者“周县长同越城逃出，当亦跌死”的推测，为此蒋中正也有过对其殉国行为的表彰。但事后不到一个月，周同并未死之事实即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所掌握，澄清，并向蒋中正致电，“饬将该请恤案注销” [16] 。

即由于发现事实真相，周同县长坠城殉国说不久即被军委会“注销”。此为1938年4月12日发生的事情。但因为此事件情节颇有“殉国”情怀，宣传价值高，所以半个世纪后，又被部分“史学家”，文艺工作者们从历史的尘芥箱中翻检出来再次加工，在今日的史书和抗战神剧中复活。

以上考证的要点，并不在王铭章之死地如何，而在研究历史的方法面。可见在此类被称为“文史资料”的回忆录中，当事者们不仅多凭空想像还原历史，按英雄形象还原历史，而且还以口述来修正历史，互相之间还互相抄袭，共享“成果”。最终，所谓的“事实真相”的并不是由当事者，而总是由权威者来拍板决定。王铭章到底死于何时何处？请看下节笔者的考证结果。

注释

[1]张宣武被任命“城防司令”一说，据笔者调查，无有任何当时资料的佐证。如集团军战斗详报，第一二二师战斗详报等都无此记录，仅出现在战后张宣武回忆录，或之后随声附和者熊顺义等人的回忆录中（《悲壮之役》61页，83页）。从有两个师部设在城内一点看，令一位团长担任司令说也十分可疑。可能被临时指名城东关防御责任者，但不会是需要任命的“城防司令”。

[2] 《津浦战绩》，珠江日报社，1938年5月，55页。

[3] 《王上将墓表》，付双无编《民族战争川军战绩史料存要》，成都民族学会，1941年，50页。

[4] 《抗日战史/徐州会战2》，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6年，107页。

[5]前出《悲壮之役》，24页。

[6] 《滕县战役亲历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169-170页。

[7] 《滕县战役亲历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171页。

[8] 《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王铭章将军》《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成都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1984年6月，11页。

[9]何煋荣等《记王铭章师长血战滕县壮烈牺牲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78页。

[10]前出《悲壮之役》，161页。

[11]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成都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1984年6月，13页。

[12] 《忠骸归故里——王铭章烈士卫士李少坤口述》《新都文史》第二期,1985年8月，14页。

[13] 《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8页。

[14]王贞勤《浴血滕县：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战》，《党史纵横》，2014年第6期。

[15]林治波《台儿庄大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62页。

[16] 1938年4月12日《李宗仁，李品仙致蒋委员长电报》，台湾国史馆，数位典藏号2197A002-090200-0004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