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非虚构写作第一季发布会| 深掘与浅埋：个人生命叙事作为非虚构的一种

讲者：戴伯芬「在场」第一季二等奖，《末代女矿工——张桂的生命叙事》作者

顾玉玲 作家，台北艺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戴伯芬：

谈到矿工，大多数人想像的画面都是男性矿工，但我小时候就知道我阿嬷（外婆，母亲的养母）是矿工，全家都住在矿场宿舍。我在台北出生、长大，小时候父母都已经离开矿场，父亲又不喜欢我们回娘家，我与矿场的关系非常疏离，阿嬷反而像是远亲。这三十年间，我做了许多不同主题的社会学研究，但回到自己，突然发现我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是断裂的，而对这样的断裂无动于衷，我说的是别人的故事，争取的是别人的权益，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近身的阿嬷？

大约十几年前，我就想写住在海山矿场的阿嬷，这颗种子埋了好长一段时间。在社会学学界，较少以自叙形式写作，多数是心理学取径。如今我年过半百，已经很熟悉学术规范和审查制度，也完成了学术界对我的要求，但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与我对话的学术界人士经常不了解我所要表达的意念，又要以国外文献与台湾的本土经验纠缠，这样的游戏玩久了，对学术界的文字生产方式感到倦怠，想要寻求突破。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了解我的阿嬷。

在拿到「在场」奖学金开始写作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阿嬷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矿场生活的细节。对于底层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世界稀松平常，不值得像伟人传记那样大书特书，他们很少讲自己的生活经验，更不用说，是痛苦而不堪回首的记忆。

我之前没有进行过「非虚构写作」，甚至这个说法也是第一次听到。感谢「在场」评审委员的肯定，令我不得不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完成初稿，这比一般的学术研究周期（包括田野调查、论文等）都要短。如果不是「在场」的截稿压力，想归想，我大概还会一直摆在心里。

社会学的想像

写完这个故事，我看到了阿嬷的成长经验和她的困境。困境当然不是她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困境必须要放在社会结构之中去理解。米尔斯（C. Wright Mills）《社会学的想像》（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帮我理解了阿嬷的一生为何如此辛苦。作为女性研究者，我也会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思考一个女矿工可能遇到什么样的经历，女矿工与男矿工的生命经验、家庭角色又有什么不同。为了把阿嬷个人的经验和台湾历史的结构变迁连结在一起，我一边把阿嬷的生命事件列成年表，另一边列出台湾社会的历史年表，为此，我爬梳了日治时期到光复之后的历史资料，包括台湾政治变迁，还有台湾矿业史的专门资料。

两相参照，可以理解阿嬷生命中的变化到底是因为大时代的变迁，还是因为家庭结构的变故？

在诠释的过程中，我必须做一些取舍：到底什么样的主题要被再现，用什么方式再现？作为社会学学者，我习惯提问或回应他人的疑问。比如许多人都会疑惑，女性有入坑工作的吗？如果女人不能入坑，原因是什么呢？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政治论，即蒋宋美龄曾经参观矿村，发现夫妻同时下坑工作很危险，如果发生灾难，会使家中的孩子同时失去父母，因此下令禁止女性下坑工作。爬梳资料之后我发现，蒋宋美龄确实曾经造访屏东「矿协新村」，但这并不是矿村，而是空军眷村；反而蒋经国先生确实到访矿村，而且正是阿嬷工作的海山煤矿。或许这一说法只是为了呈现政治人物的亲民形象。

另有一说是禁忌说，女性入坑会招厄运，但明显与事实不符，是道听途说。最可笑的是秩序说，认为坑内燠热，男女混杂，会产生情感纠纷，这一说法的提出者完全不了解台湾矿坑工作环境。矿道深入地下两、三公里，煤巷之间距离遥远，矿工们在黑暗的坑内工作，根本看不清楚对方，再加上煤巷内的工作轮调，经常连旁边工作的是谁也不知道，又何来男女暧昧之情？

但为什么女性入坑工作会被视为禁忌，而女矿工在历史上仿佛消失了？大概都是因为女性在矿场是边缘人物，没有被看见。日治时期女矿工的人数只有矿工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工时既不稳定（4-13小时），工资也远低于男矿工（坑内台籍男工为女工1.3-2.1倍，坑外台籍男工为女工1.1-1.9倍），大多数也做二手工，辅助男性。

台湾矿灾频繁，矿灾之后，女性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柱，这时候女性应该如何自处？谁来养家活口、谁来养儿育女、家人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在矿场环境的变迁之下，职场环境也发生很大的改变。台湾矿业面临矿脉衰竭时，需要不断挖掘更深，矿工承担的风险更高，以至于1984年发生了三大矿灾。社会大众在道德上无法接受以矿工的性命换取煤矿，从经济角度而言，在台湾生产煤矿比进口煤矿的成本要高一倍以上，这也导致了女性（包括我阿嬷）职场生涯上的变化。首先，从家庭经济来说，女矿工在先生过世之后，只能举债度日，实际上，多数矿工都入不敷出，一直向公司借钱，也导致被公司绑定；这也由于矿业工作的风险有关，许多人都不知道下矿之后能否活着出来，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一种享乐主义的气氛。其次，会导致儿女学业中辍，如我母亲、舅舅皆因此辍学。最后，女性可能还要出去外面打黑工，作为权宜之计。

在家户劳动方面，外公过世之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养儿育女和操持家务的责任落在了阿祖（阿嬷的婆婆）身上。这位婆婆因为两任丈夫都去世，一直都被左邻右舍视为「克夫」，矿灾之后，她把怨气发泄在阿嬷身上，认为是她克死了儿子。阿嬷既不得不依靠阿祖帮忙，也不得不忍受她加诸于身体和语言的暴力。同时，阿嬷还要忍受小舅的欺凌，最后还要照护儿子和婆婆。

透过访谈，我才知道阿嬷是如此有韧性的女性；在几乎活不下去的环境下，阿嬷还是走出自己的路。矿场是一个男多女少的环境，没有男人保护的女性常常会受到男性骚扰。后来，阿嬷在矿场宿舍中还认识了她的第二个男人--进发。在这段关系中，除了经济的支持之外，阿嬷还得到了家庭和精神上的支持。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但也互相扶持、互相理解，共度了一段时间，一直到进发过世。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也许阿嬷也很难走下去。

生离死别是多数人一生必须经历的过程，但在阿嬷身上实在沈重。阿嬷同时失去过三个儿子、两任丈夫，因为死去亲人太多，她决定将所有逝去的亲人统一在八月十五日共同祭拜，把哀伤变成了生活上可被接受、回应的宿命。曾经的生离死别对阿嬷现在而言，已经云淡风轻，我依旧能感受到在每一个时刻她经历的痛苦和折磨。

除了矿业之外，在日治末期，阿嬷还参与了「台湾岛筑城计画」（1944年，为了抵抗美军入侵，台湾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去挖防空壕。战后山本矿业结束，阿嬷下台南依亲时，还正好遇到「二二八事件」，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入府城，见证多人被抓到「石像」行刑。这些她生命中的经历构成了台湾近代史的见证。

田野中的反身性

在社会学中，「反身性」（reflexivity）是指行动者有意识地面对社会，理解他所面对的情境意义，采取适当的回应。一个完全不了解矿村、矿业的现代人，对一个一辈子都在矿村生活的人，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让自己处于人类学中类似婴儿无知的状态，进入田野调查，在田野中不断反省自己和他们的关系。这样的书写中也浅埋了我个人的生命经验。我做了访谈、家庭系谱，还对事件进行了选择、关照着事件如何相互补充与印证。但我似乎始终觉得，有一些事不应该说。比如，对于我该如何弥补代间的认同断裂，我写了一些，但也因为犹豫和挣扎，又删除了。

我也尝试回答了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困境。如母亲和她亲身父母之间的怨怼与和解，透过访谈，或者家人之间的沟通，让我母亲了解被收养的经过，化解她心中的怨恨，这是始料未及的。

在后面的章节，我已经离开了阿嬷的生命史，进入到社会层次的反身性批判，比如台湾为何会连续发生矿灾，矿灾之后矿工如何因应，国家与社会如何因应矿灾的创伤。在反身性思考中，我自己也隐藏了一些不想触碰的议题，比如男性矿工的日常、我父亲的角色（在写作过程中，我才意识到对父亲的不谅解），了解自我揭露的极限。

最后一个反思的问题是人与自然之关系，悲惨的记忆是该保留还是遗忘？见到海山本矿之前，我直觉式地认为，它应该被保留，因为有历史意义；但找到废弃的遗址时，我才发现大自然已经把它收回去了。我也看到阿嬷离开矿村之后，生活比以往开心了许多。应该把矿场变为观光地，还是任它回归自然？我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在场」讨论：戴伯芬& 顾玉玲

「在场」主持人:

戴老师为我们完整地爬梳了张桂的生命史，我们就好像听了好听的故事。接下来希望顾老师可以对戴老师作品的回应，因为两位作者的写作有相似性，都是面对沈重的历史，追寻记忆，去理解和探究制度的压迫，也对未来有所期冀。

顾玉玲:

对我而言，这场讲座其实是补课。上世纪末台湾矿业结束之时，我刚刚加入劳工运动，我也遇到了因为尘肺病而抗争的矿工，也走访了平溪、侯硐等地。直到现在，我手上还有一个重要案件，即捷运潜水夫症工人的职业病案件。八０至九０年代随着台湾矿业没落，许多工人离开了矿场之后进入营造业，因为熟悉坑道作业，部分人进入了台北捷运的工地；他们在矿场陆续得了尘肺病，在捷运又得了潜水夫症。听了戴老师的讲述，整个故事就连贯起来了。

作者凭借出色的写作技艺，将历史事件穿插在女矿工的讲述之中，不仅运用史料营造了全景、将历史脉络清晰地铺排，章节与章节的连结更有许多巧思，全书如同历史小说一般好看。在短短四万多字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台湾矿业史、劳动史，还看到了女人史，阅读过程之中，我们得到的资讯与知识含量十分丰富。女性视角贯穿全文，作者对裹小脚、月事、怀孕、家暴、职场性骚扰等女性叙事紧抓不放，细致地书写了不同世代的四位女性─阿祖、外婆、母亲、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与张力。这些书写既饱含情感，但同时也相当节制。这种节制尤其体现在，作者几乎是不做评价地书写这些女性在他们所处时空中有多少选择，又继承了多少主流社会对于女性的看法。作者既身处其中，对这些亲人有近身的观察，但她能做到「不做评价地呈现」，我认为十分不容易，这也是「非虚构写作」很核心的立场。

我想请教作者的第一个问题是，置身于关系拉扯的家庭场域之中，也很清楚知道彼此间的张力，但在书写时，如何有意识地不做评价地，让这些女人的样貌真实呈现？希望作者可以多做一些分享。

另外，我也观察到作者对于台湾矿业的书写，沿着两条互有牵扯的轴线进行，一是「资本」，另一是「劳动」，后者包含史料及口述收集来的矿场环境、劳动流程，特别是性别分工的细节；前者的资本所有权转移则紧扣政权变动，从清领、日殖、战后初期，乃致解严后。有关矿坑作业。我第一次知道便当里惯有的菜脯，原来不只是因为下饭，还可以补充汗水流失的盐份。这样的场景描写对我而言十分熟悉，令我想起捷运工人也是在超过40度的坑道高温中工作，出坑时工人形容他们将雨鞋脱下倒挂，汗水像雨水般从胶鞋中哗哗地流泄。又比如在写道澡堂时，作者以《神隐少女》（ Spirited Away ）的汤婆婆比喻帮澡堂烧水的阿嬷，十分传神。另一方面，戴伯芬作为社会学家，在有限篇幅中，精准地把握了要挑选哪些事件来描写资本，令我们看到将资本的转移与政治情况如何结合。比如一战期间，战争带来国际煤炭的需求到达了高峰，日本帝国结合日本资本的需求在殖民地台湾开发煤矿。 1944年二战末期，矿工被调动去屏东挖防空壕，也体现了日本的军事扩张中的「台湾要塞化」战略，台湾人被迫或受征召进入南洋战场。

二战后，国民党接收矿业，随后在自由化买卖转移至民间资本，跨入21世纪之后，矿场结束，都市计画随之而来是地目变更、土地增值的问题。土地资本在转卖间带来了偌大的财富，但停留在矿村中的老矿工，包括1980年代进场的原住民矿工面临的却是流离失所，散入都会边缘依河而居的临时性部落共居，如三莺部落、溪洲部落，又在下个世纪初遭受地方政府迫迁压力。这些问题到今天都没有结束，文章最末也提出2021年的抗争，指出海山煤矿灾害后的民间捐款，至今三十年仍有许多矿工家庭未获补助。

我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虽然作者在分享结尾说道大自然收回了矿场，但遗留下来的职业病、补偿、居住等现实问题，依旧与矿工家属息息相关，作者的书写如何与现实对话呢？

戴伯芬:

关于女性的书写，我最初想用一般人的视角，很容易指认故事之中「谁是坏人」。对阿嬷而言，第一个坏人就是虐待阿嬷的阿祖（阿嬷的婆婆），第二个坏人是我的阿爸（从阿嬷、母亲及我的立场）。如果「坏人」指的是造成别人生命经验的痛苦、支配他人生命的人。但是写着写着，令我重新思考，可恨之人是否必有可怜之处。

当我了解阿祖的故事，发现阿祖是一个绑小脚、无法自由的女人，必须依赖丈夫，但两任丈夫却都是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视她为扫把星。回到她的脉络，她对于儿子与儿媳新婚时的甜蜜十分不满，将儿子的去世归咎于儿媳（阿嬷），这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后来阿祖在宿舍中卧床，却无人照顾（生活太贫穷，以至于没有任何劳动力可以去照顾一个卧床的病人），她的晚年其实十分悲惨。她是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可怜女人，同情多于憎恨，希望不要简单地将她视为一个坏人。

另一个「坏人」是我父亲，他禁止我母亲回娘家，我小时候也看到父亲对我母亲的言语与肢体暴力，对父亲有憎恨与害怕。本来也书写了几代之间对父权的对照，但父亲如今还在世，我认为这一部分不应该被写出来。但在书写过程中发现，父亲也是来自底层的矿工家庭，从小是孤儿寡母，受尽欺凌，最后也只能发泄在母亲身上。某种程度上，父亲的困境与阿祖的困境其实有相似之处。我最后沃定把父亲部分去掉，这也是「反身性书写」中自我披露的局限。我自己可以理解的，未必是写出来大家可以理解的，这中间的曲折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还有一个「坏人」似乎是我大舅，他吃喝嫖赌，浪费了大笔的钱，最后留下债务。他逃过几次矿灾，但却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也受到尘肺病的影响。但是放在他的脉络中，又能见到失怙的小孩在中老年矿工耳濡目染、吃喝嫖赌的经验中长大。进到他们的生命经验、理解他们的背景时，我就不愿意弱弱相欺，用批判的视野去看这些底层的、被环境塑造出来的人。

作为社会学家和行动者，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感到还有事情要做。比如三大矿灾发生之后，民众捐了3亿多元善款，但这些问题善款却没有发到受灾的矿工身上，以至于我阿嬷生病时也无钱治病，还要依赖我母亲去医院付医药费。去年（2021年）我见到一些矿工要求政府补助矿工津贴，包括之前的善款，国家到底如何进行再分配，希望我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揭露真相之后，把应属于矿工家庭的善款还给他们。

「在场」主持人:

戴老师在场外手记中的话，「这篇作品的完稿不是一个个人生命叙事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社会行动的开场。」我们第二期依旧坚持「在场」的主旨是在时代的现场，以写作作为行动。戴老师的作品是我们理念的很好的回应。

第一期「在场」征集提案时，我们收到了不少书写个人生命史的提案，比如书写家庭的历史，或回溯自己的村庄。我们阅读提案、或和写作者对话时，会发现个人生命史的写作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真实性。

从历史中打捞真实，个人记忆也会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疏离，我们在写作中如何做出筛选，如何保障写作没有偏离真相？在口述之外，如何搭建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

顾玉玲:

记忆本来就不可靠，历史也不一定可靠。真实是不可能再现的，因为视角的差异、视野的局限、利害的对峙、以及口述与事实发生之间的时间差等，非虚构写作者只能穷尽一切可能，逼近真实，依目前探究所知，写下所能表述最好的故事。

我认为，进入田野本来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在不同的事实碎片间，串连起有脉络的、意义化的连结与叙事。记忆的视框有其局限，有时候人们会自圆其说，也会为了符合现在的利益对过去进行改写。

非虚构写作者依据史料、口述、与重返场域，试图重构事实，但这个被叙事者「发现」的事实，只是贴近真实的一种可能性，不应该垄断单一真相。书写者只能保证，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情节是为了合理化我的推论而虚构的，承认我们的认识的有限性，承认未知的远比已知的还要多，但一切文责终究只能是作者自负，因为采访对象对他们生命历程的诠释，其实也经过了作者的再诠释。

戴伯芬:

真实性的确很难确定，我的做法其实有两个。一是透过家庭的其他成员（如母亲），来补充受访者（尤其是高龄受访者，如阿嬷）忘记或记错的部分。二是透过报章杂志，去理解是否真有其事，与个人经验对应。我也认为真实是困难的，但作者有义务去呈现出不同资料检验过的真实。

顾玉玲:

我补充一点，田野工作，制作个人与历史的双重年表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受访者认为只是个人际运之事，比如某一年被裁员了，但对照着历史年表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单一个案，而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国际股市起伏带来的失业浪潮，一个人失去工作，反映的是整个矿业的结束。

「在场」主持人:

两位老师提出了交叉验证与双重年表这两个方法论。而对于作者而言，「不要垄断真相」也是重要的提醒。

读者在提问中问道，如果我们已经在故事之中，如何处理复杂的情绪，如何做到自我揭露？

戴伯芬:

关于家人情感的问题，我在文中处理了我母亲对阿嬷第二任丈夫的不满。我母亲与养父（阿公）的感情很好，因此很难接受阿嬷「移情别恋」，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我从小就听到母亲对阿嬷第二任丈夫的负评，但回到阿嬷、大舅的说法中，我认为这是我母亲的「偏见」。遇到这样的冲突时，我会切换角色，把自己抽离出来，把不同视角和感受并置、保留。有时我是一个场内的人，有时我是一个旁观者。或许这样可以保持客观，也可以对家人冲突进行有距离的观察。当然，这时候作者要保持理性，不能感性地站在其中一端，来表达自己对某一方的支持或反对。

关于自我揭露，我会感到某些东西不想写、不要写。我几乎没有写父亲。其实是写作之前，我不知道父亲的家庭背景，不知道祖父、祖母也是矿工，不知道祖母也下过矿去工作。底层家庭其实是隐密的，父母拼命期望孩子阶级翻身，不希望孩子管家里的事情，当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大学教授时，我离我的出身越来越远。当自己进入中年，看到父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已经可以理解他，也能和他和解，这或许是某一代人在共同经验或者宿命下的反应。

另外，我没有看到母亲、阿嬷、大舅妈指责过父权，她们只是逆来顺受地忍受。作为社会学出身的人，马上想到没有阶级意识，你是被剥削者，你是父权底下的女性受害者。可是从他们的角度，我看到的是女性的韧性。在大历史下，个人或许是真的没有办法。从后者的角度，我们认为她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她们当时就是没法这样那样。这也让我重新理解社会学中的权力关系，重新思考所谓加害者和受害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

「在场」主持人:

推荐大家去阅读戴老师的场外手记《历史与生命断层的修补》，作者如此「在场」，如此贴近被访者的生命经验时，就能获得不一样的理解。

另一个读者的提问是，若是为了保护被访者的隐私，将被访者改变背景处理，那这是否还是非虚构写作？

顾玉玲:

采取匿名、改变人物背景资讯等，都是保护受访者的手段。更深一层的问题，还是要连接到之前戴老师讨论的，揭露他者、或自身痛处的界线到底在哪里？你知道有些东西写出来会伤害受访者，即便你觉得这是个好故事，但在伦理考量上，恐怕就是不能写。

但我也想采用戴老师所讲的父亲的故事为例，来说明揭露的界线。这篇文章里对父亲的书写非常少，但就戴伯芬刚刚提到的，她对于父亲有一个理解的过程，我相信如果有足够的篇幅，足以还原父亲的完整故事，可以留下有脉络、有血肉的书写，她未必不愿意揭露。我想说的是，所有简化的书写都会使人落入二元化、标签化，而对于非虚构写作者，你贴近这个人的生命脉络，如果你只能以如此有限的篇幅去写、且可能制造误会的话，那就宁可不要写。但这不代表不能写，只是需要条件，需要以复杂的思索与叙事，才得以抹除简化的「坏事」标签。我们会明白，所谓「坏事」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如果你把他的处境说得清晰，说出他当时有多少选择，或者他根本没得选，你对人有更立体的理解，那样的书写并不是揭露他的痛处，而是揭露人的艰难处境。

所有的书写者或许都知道，当你写到迟疑之处，连自己都没有被说服，有可能是查证的资料不够、理解的深度不够、容纳的篇幅不够，这时候一定要优先保护受访对象。如果在认识、洞察都还不够的时候就写下来，让它成为历史，未免也不公道。 「不垄断真相」也有这一层意思。我们自己也在不断探路、成长，书写者不是给出一个答案，而是在追寻、叩问的过程里，提出暂时性的推论成果。 、

「在场」主持人:

另一个读者问了一个采访操作性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受访者的描述来想像场景有困难的话，如何通过访谈来深入细节呢？

戴伯芬: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也没有入过矿坑，我去看了照片、史料、现场遗址、诗与小说，因为仅仅根据文字描述是很难想像场景的。但在写作中我具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因为阿嬷不识字，她存在脑子里的不是文字，而是图像，所以她能细致地讲出工作的场景。这也是写作过程中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