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妈》，中生代香港女性的启示

最近忽然注意到身边不少中生代女性（姑隐其名！），年龄大都已届65岁以上。她们曲折的人生经历，令我觉得十分感慨，并发现甚为值得千禧后的新生代参考。

这批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曾共同经历了香港经济的起飞；但由于流动机会的高度不均等，以至大部分人未能充分一展所长，取得相应成就。 「投入高，收成低」，大概正是这一代人的集体写照。

通过教育达至社会流动？

关于香港奇迹、或可称作「狮子山下神话」的重点，在于通过个人努力达致向上流动。约在50、60年前，工业化发展创造了大量机会，令香港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整体社会财富和生活水平逐渐提升，成就了一个全球的经济奇迹。刻苦耐劳和勤俭拼搏的精神，遂成为这个神话不可或缺的必然部分。

众所周知，作为香港奇迹的另一面，是港英政府的高度不作为，让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民间迸发灵活开放的多元动力。然而神话之所以是神话，当然亦有它加以忽略、甚或是故意歪曲的成分。同样众所周知的是：政府早于1950年代大规模介入公屋兴建，以及工业用地和新市镇的开发。到了1980年前后，公营医疗服务和九年免费教育，亦已全面推展并覆盖各阶层（详见：〈承认「大政府」，妥善对待它〉）。

各类公共政策和资源的普及发展，却绝不意味它们便会较公平的分配。特别是以教育机会为例，在1990年代大学学位大幅增加前，有幸进入中港两大的精英，只有不足适龄学生百分之二。即使是其他大专和文凭进修途径，亦远较现时少得多。那年代同时亦是香港出生率的高峰期，几乎每个家庭均有成群儿女，升学机会往往会被留给儿子，女儿则为帮补家计而需及早投身工作。

已届「收成期」又如何？

这正是我所看见的、不少中生代妇女的相似经历。她们的学业成绩其实一点不低，但为了支持兄弟继续升学，遂被迫提早放弃升学机会，齐齐进入工厂当打工妹去了。然而好景不常，自1980年代开始香港工厂大量北移，不少妇女遂失去工作的稳定性，多年来一直面对「就业零散化」的压力。此外亦有不少妇女早早嫁人，负起另一家庭岗位上的重责，不问可知，这同样不利于她们的经济自主。

事实上，观乎近期大热的电影《阿妈有咗第二个》，在异常剧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无论是中生代甚至继后的妇女，在面对「家庭事业两难」之下，仍无可避免需要作出沉重的牺牲。男性或许早已游走在大湾区，并充分体验到内地经济起飞的魅力，女性则只能困身于家中的四堵墙之内。一旦不幸如剧中的余美鳯（毛舜筠），遇上不负责任的丈夫出走，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中老年危机。

因此，即使大部分中生代女性已届「收成期」，在回顾前半生之际，可能发现营营役役几十年，能够换来却所余无几。她们花了毕生精力培育子女，现在或能看见子女成材，并在子女的供给下衣食无忧；但她们仍总是每天唠唠叨叨，抱怨这样抱怨那样，仿佛物质生活的改善总是不能带来满足——原因无他，她们从来都无法获得经济和生活上的自主和满足。

反过来说，能够像余美鳯般享受「迟来的春天」的，又有几人？

对香港新生代的启示

共同经历集体向上流动和成功，尽享二十世纪末的时代荣景，乃是战后婴儿潮的一贯神话；但箇中「生不逢时」的配角及其际遇，却又得到多少人的注意？况且堪称「生不逢时」的，当然远还不止中生代的女性；事实是来自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尽皆只能充当少数婴儿潮精英、至今主宰香港命运当权派的陪衬品。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1990年代，在大学学位的大幅扩充后，新生代不论男女的升学机会均大增。但和中生代妇女的处境几乎完全相反，升学机会的极度充裕，却反过来造成了学位大幅贬值，手执一纸文凭无法成为向上流动的保证。 「学历高，成就低」，遂成了这一代人的集体写照，吕大乐「上位论」的主要背景。

想深一层，无法借教育爬上职业、以至置业阶梯，固然是年青人怨气的主要来源；但物质生活的改善，却不意味他们就能得到满足。和中生代妇女几乎如出一辙，他们虽然普遍拥有更高学历，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婴儿潮既得利益窒碍社会进步，令新生代无法找到一展抱负的机会。他们或许仍能通过家庭支持，维持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就无法获得经济和生活上的自主和满足。

对于近年Mirror的异军突起，成就了香港流行文化新的奇迹，政治环境欠缺出路固然是重要背景。但我却深信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以至大部分人难以学以致用、发挥所长，才令Mirror作为成功「追梦」的典范，能对他们构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就正如《阿妈有咗第二个》中的方晴（姜涛），原是出身屯门的茶餐厅「外卖仔」，却能借着演艺天分突破自我——难道这不正是当下香港最欠缺的神话吗？

这大概亦可充分解释，为何追星一族的覆盖范围，竟能同时遍及新生代（不论男女）和中生代（妇女为主）。

——原刊于《 香港01 》，2022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