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在这里：读Kregg Hetherington《豆政府》

Kregg Hetherington, 2020, The Government of Beans: Regulating Life in the Age of Monocrops . Duke University Press.

掌权超过半个世纪的政党意外输掉了总统大选。新总统出身农村，肩负各方党外势力的期许。他满腹理想，延揽了许多过去的倡议战友入阁。长期以批判政府为职志的运动者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就是「政府」了，但改革前路漫漫，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几年之后，一场警民对峙擦枪走火，大量抗争者伤亡。农民方才醒悟，国家仍然不是站在自己这边。党国旧势力趁虚而入，总统黯然下台。

──这套剧本听起来很熟悉吗？

这里是南美洲的巴拉圭，一个正逐渐被大豆占领的国家。然而，当汽车行驶在巴拉圭的乡间小路上，你往往看不到任何一颗大豆。超过两公尺高的象草或甘蔗构成的「活着的墙」（ barrera viva ）沿着道路两侧生长，彻底阻隔了视线。

绿色长城的诞生与普及，背后有个悲伤的故事。 2003年，名叫Silvino Talavera的十一岁男孩在住家附近骑单车，被邻近大豆田的农药波及。一家人陆续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最后，因为乡村医疗资源有限，Silvino不幸离世。 Silvino之死震惊全国。农村的左派运动者抓准时机，同时在媒体与法庭上与大豆业者展开攻防。大豆方的辩护律师则认为，男孩本来就营养不良，乡村医师又误诊，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显示中毒症状与农药相关。

「事件」与「日常」之间的张力是Kregg Hetherington《豆政府》一书的主旋律。到底，Silvino是被毒死还是穷死？无论如何，「大豆杀人」（ la soja mata ）的口号开始在乡村流传，「活着的墙」被纳入法律。

2008年，Fernando Lugo在总统大选中胜出，进步派人马接管了农林局处单位。 Lugo与他的执政团队便是书名所谓的「豆政府」──他们是一小群试图减缓大豆冲击、提升农村福祉、推行实验性政策的政府新官。他们制定农药残留标准、取缔没有种植绿色长城的豆农、取样分析水质与泥土，还有最重要的，深入偏乡接受陈情。

新官上任三把火，人类学家当然也跟着下乡考察。小农Santiago代表聚落发言，他抱怨大豆田的轻航机镇日盘旋：「夏天的时候，他们从清晨四点一路洒药整天。」虽然没有人直接暴露在农药中，但村民们普遍认为腹泻、红疹、头晕、虚弱等症状必定与此相关。除了健康问题之外，农产品的销路也受到影响，因为喷药的缘故，中盘商不愿意进入这个地区收购。更糟的是，在大豆收成的旺季，呼啸的大型货车压毁马路，更损坏马路下的水利设施。最终，年轻男人失去农场上的工作，家户内的摩擦恶化，世代对立严重。

Santiago讲述的民生凋败故事由各种「不足以构成事件」的慢性暴力构成，内容有时候甚至互相矛盾。它们好像都跟大豆有关，又好像都跟大豆无关。表面上，它们指向了大豆的鬼影，实际上却是二十一世纪、被巴拉圭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农民血泪史。大豆的暴力货真价实，却又难以被科学化地证明。 Silvino之死是极少数真正成为了「事件」，直接推动体制内改革的例子。

这些控诉，豆政府的团队听到了，但他们能做的却极其有限：记录下来呈报给中央、丈量大豆田与农家的安全距离、采样土壤标本、确保「活着的墙」的厚度与长度，最后留下名片和联络电话，一切似乎只剩下政治展演的功能。农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大豆田持续扩张。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2012年，发生在Curuguaty的暴力镇压造成十七人死亡，随着Lugo被弹劾下台，豆政府瓦解，旧势力复辟接掌政权。

《豆政府》的文字平易近人，但格局恢宏。 Hetherington仔细分析了大豆带来的多尺度暴力，以及新政的诞生与幻灭──包括执政党内部的城乡派系、农民运动者与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貌合神离。在农民的控诉里，肆意蔓延的大豆田意味着国家的缺席。但人类学家提醒我们大豆与国家的共构性：大豆在巴拉圭的出口经济中举足轻重，往往具有外资与党国背景。此外，因为邻国巴西的地缘政治压力，巴拉圭将大片边疆森林转换为国土，更加速了大豆田的扩张。

Hetherington巧妙地指出，大豆和国家在分析上也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是「超物体」──看似无影无踪，却又无所不在。超物体无法被轻易定性，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挣脱人类的掌控，甚至反过来掌控豆政府。大豆与国家这两项超物体，让Hetherington把问题导向人类世的整体生命处境。

这是《豆政府》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它从一本典型的环境抗争民族志，到跟着倡议者进入政府，然后在差点成为枯燥的政策分析之前，见证它的分崩离析。最后，却又能再次跳脱框架，把各种四散的线索拼凑起来，提醒我们更宏观地用生命政治的角度思考大规模农业的本质。

Hetherington认为，如今蔓延的大豆，其实是廿世纪中期、进步主义挂帅下的绿色革命的回音。作物的育种与改良，本质上就是促进某些生命、放弃其他生命的治理技术。在绿色革命的论述中，农作物的生死攸关人类福祉与国家发展。他并不只是将「生命政治」的概念套用到「非人」，而是要告诉我们，大规模的单一作物农业如何本来就是现代性──更精确地说，人类世──的核心。

另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线索，在Hetherington访问八十几岁的医师、知名异议份子Joel Filártiga（1932–2019）的时候浮现。在大众的理解里，老人的儿子当年被警察所杀，是因为Filártiga同情共产主义者。后续的诉讼与运动策略中，这桩惨剧也被以言论自由对抗威权政府的角度来诠释。然而，Filártiga向人类学家透露了故事的另一面：他坚定地认为，儿子的惨死，是因为自己抨击了国家的绿色革命发展政策。

你说，这件事跟大豆有关还是无关呢？大豆无影无踪，却又无所不在，它成了喂养牲畜的饲料，它成了洗手台上的化妆品，它就在你手上的那本书里，它不是单一政府可以处理的问题，也不只是「今天少吃一块豆腐」就可以解决的事。大豆是人类世的隐喻，挑战着我们对政治的想像。

如今，在巴拉圭乡间，豆政府早已成为隐隐作痛的遥远回忆。

几年后，Hetherington再次造访这些聚落。曾经的倡议者Ña Costanza现在与丈夫儿孙住在大豆田不远处，领取开发商的补助维生。 「你要怎么办呢？」她问人类学家：「豆子赢了，这里没别的了。」烟硝味散去，这里不再是抗争的前线，事件复归为日常，一个平静而无法拒绝的现实。

难道，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吗？ Hetherington没有彻底悲观。豆子赢了，但豆政府穷尽各种方式，多少拖延了铺天盖地而来的大豆。仍然有其他抗争，在森林的边缘发生。在犬儒式的投降之前，我们或许还有一点时间。

Kregg Hetherington是加拿大人类学家，现任康考迪亚大学（Université Concordia）社会学与人类学副教授。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取得人类学博士，受业于Marisol de la Cadena、Anna Tsing、Tim Choy等人。 Hetherington的研究探讨基础建设、官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联。 《豆政府》是他的第二本书。

关键字：环境人类学、官僚系统、农业与农村、人类世、拉丁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