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观念》近期重点和热点文章精彩回顾

以下转引自我的substack电子期刊《 当代政治观念》（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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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之间，《 当代政治观念》（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业已陪伴读者朋友逾两个月之久。衷心感谢亲爱的读者对本刊支持和信赖，来日方长，希望今后本刊竭尽所能继续陪伴读者诸君，与读者一同成长。

本刊以时事政治评论、国际关系研究跟社会科学科普为三大特色，旨在从专业角度引导公众培养对时局的态度和辨析能力，这是作为流亡海外并仍坚持以华文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应尽之义务。本刊以灵活性、专业性和普及性见长，亦以公共知识分子视角，以身作则地介入有关公共议题的讨论，既为远在故国的读者朋友，也为流亡人士，搭建一隅精神上的“哭墙”，用以勉励跟警醒对抗专制和极权国家的决心。

逾两月以来，本刊前后共发出18篇文章，计16篇中文稿及2篇英文稿，本文将摘选其中重点和热点文章进行简要回顾和重新解读。

热点文章：

1. 习近平真的背叛了改革开放吗? ( 上、 下)

本文首次倡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全面反省。长期以来，“改革开放”作为一项政治遗产，不但受到北京当局公开维护和继承，也受到反对派人士承认。在习近平当局大开历史倒车之际，许多民主派人士纷纷跳出来大加挞伐，要求重回“改革开放”既定路线。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首次公开挑战已经作为“政治正确”的“改革开放”路线。在上篇中，我们简要回顾了习近平当局接任以前，由“改革开放”造成的乱局：简单地说，财政联邦主义与地方放权不但加剧了吏治腐败和社会矛盾尖锐，还极大地阻碍中央政府继续推进改革政策；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严重挫伤了经济结构的可持续性，这些现象就是胡锦涛成将“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拟定为当时时代发展基调的根本原因。

在下篇中，我们提出了几个关键概念。我们首先指出，为了防止改革“恶果反噬成果”，民主国家通常用看上去低效率、繁冗拖沓、乃至充满斗争和争议的民主决策过程，来给改革做刹车片。这种制度性设计，就像是给改革上了一重又一重的保险。但是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中从来没有出现，“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像没有刹车片、没有防撞梁、没有安全气囊，甚至连减震器也没有，却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一路狂奔，这样下去结果不可能避免出现“恶果反噬成果”的情况。

紧接着我们指出，习近平当局在接手前任政府遗留问题时，为克服弱势中央政府的根本缺陷（这是由“改革开放”导致的恶果之一），选择用超长待机的反腐败运动持续整肃和打击地方主义（其中受到整肃的超过408.9万名党政军干部多为地方干部），这是到目前为止首次提出习近平反复运动旨在克服财政联邦主义混乱的相关论点。不但如此，我们还回顾了习近平当局从反复运动走向极权主义的历史，并且指出由反复运动挫伤的经济和极权主义造成的体制高压，正在形成一种“勤政陷阱”——这个概念也是首次提出— —使得改革进入“不得不改革又无法改革”的历史怪圈。这种现象很像是一种末代政府特有征兆。

为验证“勤政陷阱”这一假说，今后作者将出版英文专著来专门系统、深入地批判“改革开放”，回顾这个民族是怎么误入歧途的。本文可以视为这项课题的研究大纲。

此外，本文是近两月以来浏览热度和订阅数据最高的文章，充分表明读者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和关注度。

2. 中俄关系的裂痕和可能发生的转变

关心中国时局的读者，往往也同样关心中俄关系以及俄乌战争可能对中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回顾了中苏、中俄关系史，其中蜜月期是远远小于冲突对抗的。可以说对抗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即便因为对美国和欧洲的态度，使得中俄表面上亲密无间，其实两国之间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可能进一步深化。

眼下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会不会成为中俄关系的转折点呢？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其中原因包括：1. 俄乌战争将极大地削弱俄罗斯，战后俄国将不得不重新调整自身的大国心态，以较为弱势的姿态来重新面对更为强势的中国，这种困惑为中俄关系注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2. 俄乌战争令北京进退失据、处境尴尬，并且直接导致了中国正在加深的国际孤立，使得北京无法按照俄国的需求来予以支持，这也为今后中俄关系破裂埋下定时炸弹；3. 北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俄罗斯战败，因为战败的俄国不但可能成为区域性动荡的根源，也可能倒向西方，这使得中国不得不救援战后濒临破产的俄国，这意味着俄罗斯会成为中国的负担和负资产； 4. 北京对俄国经济依赖度没有外界想象那样高，战后俄国会单方面加深依赖中国经济，这为中国干预俄国政治创造条件，但是俄国可能利用印度和中亚来抵抗中国操控；5. 中俄除政治传统上互不信任跟文化上交流深度远远低于跟欧美国家关系之外，很少有共通点，反而两国国内都有反对对方的势力存在，任何一方势力占据上风都可能摧毁中俄关系。所以中俄关系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弱不经风，即便中俄走到军事结盟，也很难对国际地缘政治造成实质性改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怨恨”（resentment）在国际关系和政治研究中是一种常见社会现象。评论界往往有一种假想，以为俄国在俄乌战争中战败，可能加剧俄国对欧美各国仇恨。其实这是就直觉上的看法而言，并不必然发生。因为战败以后的俄国不得不接受欧美的谈判条件进行国内改革和重建，这将为修复俄国社会中对待欧美的扭曲观念创造契机。但是并不存在一种机制来修复中俄关系，尤其是俄罗斯人会怨恨中国见死不救才导致俄国战败的痛苦现状——中国会变成叛徒，变成背后捅刀子的国家，变成怨恨对象和敌对对象。怨恨会形成新的、或者加强旧的政治传统，但不论哪一种情况，中俄关系未来只有对抗，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政治地思考经常是违背直觉的，因为直觉往往充斥着迷信和假象。我们政治地思考国际关系的时候，通常需要逆向思维——逆向地思考最不可能的可能性，因为通常情况下，这就是所谓的偶然性或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自身存在一种奇怪的悖论：在动荡因子和变量急剧增多的阶段，反而大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要远低于小概率事件。因为我们看见历史上诸多“剧变”和毫无征兆的历史转折，都源于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这倒不是说历史发展是由偶然性导致的。 “黑天鹅悖论”指的是一种被忽略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基于现实条件和历史因素的一系列变量。

关于这个“黑天鹅悖论”假说，我们今后将专门另辟一篇文章结合历史来详细解释。

3. 东亚民族主义：南韩与中国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到韩国民众在有关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上，显得格外激进。相比而言，中国社会虽然蠢蠢欲动，但是并无具体动作。同样是建立在反日情绪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与韩国大有不同。

本文指出，韩国更接近反日情绪，中国则是仇日情绪。韩国围绕慰安妇和强征劳工事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讼，这一系列争讼至今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引爆反日情绪最重要因素。但是相比于韩国人，中国人的仇日情绪是抽象的，既不围诉讼和索赔，也不存在具体目标以实现补偿性目标。这意味着韩国跟日本仍然存在修复关系的空间，但是中国跟日本则不存在这种修复关系的契机。因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和历史教科书灌输着大量抽象的仇日情绪，这种抽象的情绪旨在以复仇为目的，而不是以修复关系为和平发展做长足计议。

奠定韩国民族主义基调的保守主义政治与中国截然不同。韩国左翼亲中国和北韩，疏远美国和日本，致力于在地缘政治上借助中国影响力和独立的对朝鲜政策，来平衡美国和日本对本国政治影响力，增强国家在经济和外交上的独立性。与左翼不同，韩国右翼将共产主义视为威胁本国存亡的首要大敌，因此，在政治上亲近美国和日本等盟友，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和日本通力协作，抑制中国和北韩对本国民主政治之威胁。

中国的保守主义政治是建立在文化殊异性和抗拒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孤立主义政治，它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抵制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为首要特征，同时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中心主义特点。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并没有像土耳其那样承担最重要的调解角色，不管是粮食协议、还是俄乌谈判，都与中国没什么关系，即便中国积极地做出促和举动，但是没有说服任何一方，也没有征得西方国家信任。中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国面临国际孤立的直接原因。中国走上孤立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是在50年代公开倒向苏联并彻底与美国跟欧洲翻脸以后，很快又跟苏联结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管是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基于现实问题，都没有有价值的结盟对象，于是中国跟120多个国家一起倡导所谓的“不结盟运动”。事实上，中国是既没有值得结盟的对象（民主国家不跟你结盟），也不敢跟惹是生非的国家结盟（因为这些国家不但缺少战略价值，反而拉你下水的风险更大）。

第三，韩国民族主义背后最大推动力之一，文化民族主义，是韩国文化的典型特点，这跟韩国成功打造“韩流”文化有关。南韩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要低于对流行文化的兴趣，因为韩国年轻人积极拥抱普世价值，积极拥抱开放社会，并且通过流行文化不断塑造韩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角色。除此以外，南韩青少年积极参与国际议题，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融入到文化价值和社会斗争之中。但是中国官方钦定的民族主义形式完全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也没有表现出融入世界的欲望——中国要求的世界接受中国文化，而不是要求中国融入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中国的票房奇迹大片和主推文化产品在欧美列强反应冷淡，相比之下，韩流则呈现席卷之势，像《鱿鱼游戏》这样成功的商业作品就是韩国积极融入世界的结果，但是中国文化生产则像自言自语。这也表现出中国文化相对固步自封的特点。中国不但融入国际社会失败，反而还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族主义不但有盲目自大的嫌疑，还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族裔民族主义，这一点更接近北韩，而与南韩相去甚远。

值得推荐：

4. “佩尔兹曼效应”与高风险社会：中国大衰退

本文推出了两个重点概念：一是探讨了政治学意义上的“佩尔兹曼效应”，二是对“风险社会”概念做了进一步发展。

本文认为北京推出的刺激型消费鼓励政策无助于提振中国日渐低迷的经济萎缩。相反，只有通过保障型消费政策才能克服经济政策可能产生的“佩尔兹曼效应”。这是因为家庭和企业在察觉到风险因素不断增加而自身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家庭会缩减开支，企业也缩减规模和减少投资，这样就造成了经济上的恶性循环。但现实却是，北京当局竭力鼓励家庭消费，但是收入没有增长，也没有阶段性补贴，家庭没有保障，反而承担越来越高的债务，这种情况是很难刺激消费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大力补贴国有企业，虽然政策不断倾向于私营企业主，但是没有财政保障和救济，私营业主并不敢冒日渐升高的风险扩大生产和投资。于是就出现了政府与家庭、政府与企业互不信任的情况：政府不相信补贴家庭和企业会刺激经济活力；家庭和企业也由于缺乏保障兜底，不相信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也不敢不缩减开支。中国社会“信心崩溃”现象是升级“风险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高风险社会”也是导致“信心崩溃”的主要原因。

本文最重要的创新概念是“高风险社会”。本文的重要论点是：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 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忽视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引发的高风险特征。处在“高风险社会”的国家，不但可能促成“风险社会”的一般风险（比如流行病和环境灾难），还可能由于体制缺陷导致一连串新风险，比如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引发三年大饥荒、SARS和COVID两次起源、2023年京津冀洪灾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高风险社会”不但可能加重自然灾害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因为政府隐瞒和掩盖两次导致传染病扩大成全球大流行；还可能是直接制造灾难的来源，远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饥荒和动乱，进者如未经告知泄洪导致河北部分地区出现洪灾并造成人员伤亡，而政府却不予赔偿和救济。又比如官僚和特权独占医疗资源特权，导致中国80%政府医疗投入均为850万党政干部服务，这些钱本可以用在全民免费医疗上。也就是说，“高风险社会”也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加剧社会不公。另外，中国政府煽动极端仇外意识形态和加强极权主义社会管控，不但升级了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风险，还可能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和国民基本人权。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表明，中国正处在“高风险社会”中，像这种情况不但不利于中国恢复经济活力，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本文系作者有关“高风险社会”研究课题的纲领性文章。

5. 评论| 从“弯道超车”到“遥遥领先”：中国人的精神鸦片

本文是一篇时事评论文章，相对来说，学术气质最轻，结合时事，可读性最强，但仍然不乏重要创见。

本文创造性地考察和追溯了中国近几年从“弯道超车”到“遥遥领先”等社会心理的源头，将之与中国近代史和现当代史结合，并且重新对比了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共同特点。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仍没摆脱“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陋习。不但如此，沉浸在宏大历史叙事中无法自拔的中国，每次在学习西方的时候，都存在这种拿不起放不下的弊病。

与此同时，本文还回顾了中国对历史狂热的根深蒂固的执念，解释了习近平召开“中国-中亚峰会”大搞仿唐“cosplay”背后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剖析了中国优越感的来源和中国的历史修正主义传统。

最后作者指出，从“超英赶美”，到“弯道超车”，再到“遥遥领先”，从始至终都贯彻着同一套逻辑：中国要实现某种荣光，就必须踩在其他国家头上，一旦实现这种荣光，中国就觉得好像成功复兴了大唐盛世。显然，这是一种狭隘的文化报复心理，并不是正常的文化现象。

本文写作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引导公众思考的范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将深度、广度与时事热度结合起来，为公众和学术界之间假设桥梁，为时事解读提供专业、准确和有深度的判断。

6. The Middle Kingdom Syndrome

本文是在G20峰会背景下，用英文写就。本文从习近平不去参加今年新德里召开的G20峰会开始，一路剖析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对抗。本文倾向于认为，中印边界冲突只是中印战略对抗的表象，中印战略对抗并不是围绕边界冲突来进行的，所谓边界冲突只是双方调整攻守姿态的一种“表演”形式。

本文引用印度裔学者Mohan Malik 指出，中国和印度历史上都将自己视作中央王国，并在这种历史包袱上产生了，一种“中央王国综合征”（Middle Kingdom Syndrome）。所谓“中央王国综合征”，指的是中国和印度在争夺亚洲地缘政治主导权上的动机。这种中央王国心态主宰着中国和印度两国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定位，甚至也渗透到了两国各自的民族国家想象中。

中印两国都在竭力削弱对方，不但中国竭力拉拢印度的邻国，还支持印度周边国家内战和军火贸易，并且将中国重要战略投资从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一路布置到缅甸皎漂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非洲吉布提港，看上去目的是维护中国能源安全，但是在印度看来则是中国将脏手伸到印度洋，干预印度洋国家事务，对印度形成合围。这是印度毅然决然与日本、美国和澳洲等国家结成“印太战略“构想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的存在威胁到印度，即便中国此前并没把印度当成重要敌对力量。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可能会成长为印太地区抗衡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力量。清晰和准确地认识中印两国利害关系，无疑将有助于认识未来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