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檔案館】第107期：艱難的自救：上海封城中的居民互助與自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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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西弗斯推大石

歡迎來到404檔案館。在這裡，我們一起穿越中國數字高牆。今天我們繼續來關注仍在封控之中的上海。

自三月下旬以來，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已經超過一個月；市民生活的不確定、政府組織的專斷、混亂依然沒有實質上的改變。尤其是在物資發放、照顧老人和需要幫助的市民的方面，政府方面的濫權、官僚作風及低效，使它完全沒有履行自己應有的責任。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上海市民通過互相溝通、自我組織的方式進行了各種自救，努力在這樣的人為災難下不至於完全孤立無援。

在封城期間，上海都有哪些民間互助與自組織形式，他/她們經歷了哪些艱難困苦，又怎樣處理與政府的全面控制的關係？

本期節目，我們來綜述介紹上海封城之下的居民互助與自組織。

一、強制封城下，居民自救的多種組織形式

復旦大學社工係發布了一份《疫情下的社區居民自治》的報告，分析了不同居住環境下居民的組織形式及其面臨的困難。

首先是生活在老公房等老舊小區中的居民。

老公房是指建於1998年以前的老式房屋，是由政府、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投資興建的住宅。在這樣的居民區，老人居多；很多老人無法熟練使用電子設備，封鎖措施對這些居民的生活帶來更大的挑戰。

根據復旦大學的報告，這類社區的自我組織採取以業主為主的“居委會+志願者居民”的形式。志願者會負責尤其重要的團購和物資配送的任務。由於社區中的老人居多，物資的配送更加重要。因此，他們盡量讓多個團在相近的時間內到達，然後抽調志願者進行統一配送。

第二類社區是商品房小區。

這類社區的居民之間相互之間往往並不熟悉，對於居委會的評價也普遍更低，因此在自救組織中對居委會的信任不高，而採取其他方式的組織。

復旦大學社工系的這份報告將這類居民區裡的組織方式分為集中式、扁平式與自助式。

集中式的小區依靠共產黨黨支部或者居民中的能人組建居民信息溝通群（如微信群），招募志願者，使得微信群成為信息發布、組織團購和解決問題的集中場所。

扁平式則是有多個平行的志願者小組組成，每個志願小組的負責人直接與居委會對接，負責一個方面的任務。

而自助式則是在居委會無法履行其職責情況下的無奈產物。在這種情況下，部分社區“領袖”自發建立社區居民群，招募志願者來保障居民的生活物資，居民們再通過以物易物、互相交換來維持各自的需求。

報告指出，在這種類型的居民組織過程中，居委會的作用很弱，官方渠道沒有建立小區微信群，也沒有張貼二維碼，導致居民獲取信息非常困難。在這種自助式的社區中，不會上網的老人的生活尤其困難。需要子女幫忙在群裡團購。或者在一些蔬菜水果肉的團，團長會多團幾份，線下售賣給老人，以保證老人的正常生活。

還有一類社區是公寓型小區，這些小區的特點是用戶居住時間短、流動性大。因此這類社區往往更為依賴公寓人員的管理。在封控管制下，這類社區有靠共產黨黨組織、公寓管理人員、公寓活躍住戶組長組織等幾種形式。這類社區往往有公共空間，居民組織對於公共空間的消毒組織變得非常重要。

除了上述的社區形式以外，還有一種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居住社區——弄堂。

弄堂中建築密度高、老人多。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組織方式，志願者的年齡普遍偏大，因此在時間分工上，形成了老年人早班、年輕人晚班的安排。在任務分工上，年輕志願者需要承擔更多的體力活，而老年志願者因為更加熟悉弄堂佈局，則更多承擔信息排查的工作。

上海一名日本租客因封城家裡食物耗盡，鄰居得知後立刻伸手救援。來自日本記者矢板明夫臉書

二、大學校園裡的自組織與反抗

大學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社區。大學校園裡的居民普遍更年輕、居住條件也普遍更差；在疫情的封鎖政策下，他們往往承擔著相當大的心理和生存壓力。面對諸多不合理的規定，大學生們的組織與反抗也是上海封城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例如，復旦大學被封校已經超過50天。其間也傳出過張維為被打、校園暴動等傳聞，但由於官方對信息的嚴密管控，這些傳聞最終都無法證實。

不過，在復旦校園內，確實有發生學生們的組織與反抗。微信公眾號“蘇格拉底很閒”曾發布文章《復旦校園被封45天，復旦發生了什麼？ 》 ，採訪了生活在復旦的學生，還原了封校期間的學生生活。

根據這篇文章，4月4日，復旦大學要求從當天開始，學生足不出樓。學生的飲食全靠志願者派送。有接受采訪的學生表示：“志願者非常辛苦，前一天晚上由統籌組按照自願報名的志願者名單將大家分區。一個志願者大概負責3棟樓，每棟樓大約80份餐食。”

4月16日，幾名身穿防護服的工人手持工具進入復旦女生宿舍7號樓，引發了復旦學生對女生宿舍安裝攝像頭的憂慮。之後，大量學生在社交網絡表達抗議。有學生在攝像頭所在區域和周邊的牆上張貼標語表達反對。 標語上寫道： “要自由、要隱私、不要攝像頭” 、 “反對監視！反對官僚！反對微觀法西斯！”

復旦大學隨後在官方微博發表聲明稱：“學校對個別宿舍樓門廳缺失信號的攝像機進行了維修，並無新裝。”

在上海的另一所高校——同濟大學，同樣也發生了學生有組織的反抗。

在被強制封校之後，生活在同濟大學的學生面臨著飯菜質量差、女生800人搶50包衛生巾、男生800人搶200桶方便麵等荒謬對待。然而，學校領導在召開疫情相關會議時，無視學生的訴求，依然只念通稿。

有位學生因為不滿自己被閉麥，將自己的抗議投屏到會議界面上。於是參會者都看到紅藍相間的字體寫著：“別他媽了隔壁念你那通稿，誰不會啊，能不能開個麥啊，赤佬”。 “赤佬”是吳語區的髒話。

這一行為迅速得到早已對封控措施不滿的同濟學生的響應，引發大量二次創作。尤其是紅藍相間的元素被惡搞創作。有人把會議抗議的界面用色塊做成了畫家蒙德里安的版本；有人把同濟大學的校徽配色改為紅藍色，或者把校徽中央的圖像變成紅藍色塊；還有人把文字替換成了所謂“感恩版”，但是沿用了紅藍配色，表達一種諷刺。

隨後，雖然該事件帶頭的抗議學生呼籲大家不要再創作轉發，但包括同濟大學學生在內的網友並沒有停止更多創作的步伐。

三、基層組織的困難與困境

雖然各個社區的居民想盡辦法自我組織，進行自救，還發布了相關的資料工具包，其中包含從志願者招募書到崗位培訓、運輸物流等一系列材料。但上海居民的生活依然非常艱難，從生活物資到是否會被轉運都處於混亂、恐懼和不安之中。

公眾號“木鐸清音”曾經發表文章《疫情防控中，為何基層總是這麼難》，分析基層組織面對的困難。文章提到基層組織缺乏行政力量與合法性，但卻承擔著幾乎全部的屬地責任。

這也是基層的居民志願組織所面臨的困局：這些自治組織承擔著大量維持居民生活的責任，卻沒有權力，也沒有辦法抵抗政府權力濫用給居民生活帶來的破壞與不確定性。

在租金昂貴的上海張江公寓，居民代表與官方就強制搬遷進行過三次談判，但最終仍然被政府強制驅逐。

除了來自外部的壓力，居民自我組織還面臨著內在的恐懼和不信任。自媒體“先生製造”採訪過一位在兩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區建群自救過的居民。文章提到，當居民們對“清零”的政策出現意見分歧時，有一方熟練地懷疑另一方是間諜。

曾提出應重視個人生活附近聯繫的人類學家項飆也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對於陽性患者的恐懼和猜忌，使得部分上海居民“非常願意聽從比較嚴格的或者說過度嚴格的抗疫措施，但同時它也成為化解基層互助的力量”。

在強制封城中，面對不履行職責的政府，上海居民們用自己的聯合努力進行自救，其中的困難與成就，都是現在中國國家與社會、個人關係的一個縮影。

還有哪些值得關注和記錄的民間互助形式和自組織？如果我們有所遺漏，歡迎讀者來函告知。相關信息詳見《 中國數字時代投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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