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序言整理：和平哲学如何可能？
在总体之外的和平
战争之所以可怖，不光是暴力可以肉体毁灭，折磨人，而在于它根本上动摇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同一的同一性：比如，战争中人性异化，社会角色和自我意识都完全错乱，明明是成年公民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任暴力摆布——人们背叛亵渎了自己。不过从哲学角度来说，战争这个空前的外部冲击，也必然会在客观上加速了思想革命。过去的哲学体系中，个体永远是暗中操纵一切的总体的被动的“担承者”，“现在”为终末让路，“现在”的意义被压缩为眼下的某种客观性。现在总体本身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战争面前，列维纳斯呼吁和平，一个确定，坚实的和平去抵抗因为其明见性而好像顺理成章的战争。但是列维纳斯指出，不能把和平短视地理解成让另外一个“异化了的存在者”以默西亚的名义去重塑“同一性”，要重新反思人类作为存在者与“存在”之间某种“原初且独特”的关系。（列维纳斯之所以批判默西亚式末世论在于他认为末世论叙事缺乏战争那样不容置疑的明见性，只是依赖神秘信仰，他将末世论称为一种“意见”）
不应被嗤之以鼻的末世论
末世论的潜台词倒不一定是：总体需要有一个目的：比如历史就是为了实现xx，但末世论一定会鼓励人们去与“超出总体&历史的存在”产生某种关系，而现象学家们暗示“超出过去和当前的存在”建立关系就可以了。列维纳斯认为末世论超出总体的部分不是虚空，而是“盈余[1]”——“客观的总体不能满足存在的真实尺度”（比如宗教中的神秘体验），于是“无限”的概念被引入，“无限”与总体和超越都不课混为一谈。超越是在总体内部的反思中得到的，既不是纯粹否定，更不可能是纯粹肯定总体。
末世论在置身世界末日之战之外的某个高位，审判了历史，列维纳斯与士林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认为审判是单独一场“终审”，而是对于“被审判”的那段历史中的每一个瞬间的审判。这说明“存在者确实存在于关系之中”，但这个关系还是“从存在自身出发”，否则就不可能得到一个在历史中不失去人格性的存在者——“能自己说话，而不是历史的匿名言辞的传声筒”。末世论不是指给存在看哪里何时是历史的终点（也就是世界末日的最后一场战争），而是把存在引向无限。
Ø 列维纳斯在这里引介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a. “视见”(“vision”)：暨“面对面”，不需要任何总体（历史，国家）的中介，在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中，伦理在“视见”中完成，比如神学中常说的“与天主共融”，当然说的不是“理解”天主，而是“面见”天主，只有一个能够“视见”的天主，才是一个保证正义的天主。
Ø 总体与主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一种脱离了语义，现象的同一化和主题化的“signification”（“表示”）产生在“亲近”暨“视见”中，而不是主题化或者对表象（暨明见性的外显位置）的再现中，这就是总体破裂的时刻。
面容与“无限”
文明只要够伪善，战争的明见性就永远不会被杜绝。只有末世论坚持了和平。和平说到底只能去相信，不能去“知道”，因为“知道”或者“认知”的本质就是批判。有人会觉得将和平拔高到经验之外如此崇高的位置，是不是会给人一种关于和平的哲学都是幻想？或者说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末世论？列维纳斯对此回应道，哲学的明见性就来自于自身，而指向总体的破裂，而正是因为哲学使得总体破裂，不过这个属于哲学的奇迹只有在一种情况中才会发生，那就是外在性的绽现（或者“绽出”）——面容。所以必须打破唯我论，唯心主义的屏障。
哲学需要“无限”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某种思想的暴力所控制，因为“无限”只思考一样东西：就是思想之外的事物。“‘无限’溢出思考‘无限’的思想”。“无限”使得被审判的存在者们，每时每刻都做好了被审判的准备，“无限”比客观客观，比总体更总体，“无限”中的主体，是远远高于唯我论的那个“我”。
列维纳斯澄清道：“无限”不是去设计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约束的实体，“无限”的实体和观念是不可分开的，因为引发“无限”的“逾越”就发生在“无限”的实体和观念的不对称中。“无限”的观念，列维纳斯称为，“无限”的无限化，这个无限化是一个自有的启示——同一者中有某个“不同一性”。“无限”是思想超越了自身能力，这就是尚文所说的——“不相即性”。
思想并没有针对行为的优先地位
行为本身就带着某种强力，这种强力是存在的“盈余”，思想并不能像它宣称的那样统摄存在，这说明“思考”作为行为是早于思想的。胡塞尔现象学最重要的宣言就是：思想的意义来源于思想的“境域”，现象学的一个误区是论证“境域”本身是否是带着意向性的思想，而忽略了，“溢出”——经验对客观化经验的思想的溢出，这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行为早于思想。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推理”来自于思想的意向相关项在事件中的破裂，失去了明确的意向对象，所以我们只能泛泛地说：“这就是说… ”，“这个作为那个…”这样的话。
[1] “盈余”说的不光是他者的绝对外在性，而是说“自我”关于他者的“观念”永远是不足的，或者用胡塞尔术语说是“不相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