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我們為什麼談論邊疆 —— 《禹貢》雜誌八十周年記

1934年3月，一份幾乎是聚合了當年國人所有此種民族主義焦慮的邊疆雜誌創刊了，是為《禹貢》半月刊。那篇由創辦者顧頡剛先生與弟子譚其驤先生共同擬定的發刊詞如此寫道：“這數十年來，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非常高，在這種意識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看我們民族的成分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應當歸我們的。”

（皇姑屯事件中，張作霖的專列被炸毀。關東軍吞併東北的步伐越來越快。）

“到底有哪些地方應當歸我們的”？在《禹貢》創刊的1934年，這對中國人來說絕對是一個問題。1934年，外蒙，雖然國民政府不承認外蒙獨立，但在蘇聯的庇護之下，這早已是既成事實；東北，已在三年前的九一八事變中丟給了日本人，傳說中的“滿洲國”已粉墨登場；內蒙，德王在日本人的唆使之下，主持的“內蒙自治運動”正“漸入佳境”，內蒙未來究竟是誰人之天下，還很難說；新疆，盛世才剛剛在1933年底取代了金樹仁，雖名義上仍歸屬國民政府，但實質上卻依附於蘇聯的羽翼之下；西藏，自清亡之後，中央政府的勢力在西藏就一直處於空白狀態。

1934年，從東北到內外蒙，從新疆到西藏，中國在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傳統意義上的所有邊疆地區的實際控制權。邊疆，對當時的中國而言，只是一個“學術概念”罷了，沒有任何實際政治意義。在現實國土與理論國土之間，國人真的不知道，到底哪些邊疆地區應該歸我們？中國的邊疆分裂趨勢，正不知伊於胡底？

顧頡剛本是一個以上古史研究著稱的大學者，最著名的研究就是在“古史辨”中質疑“堯、舜、禹”存在的真實性，這後來被演繹為神奇的“大禹是條蟲”。坦白說，顧頡剛先生的研究多少是帶有一些“民族虛無主義”色彩的。但是，在1934年時，顧頡剛先生卻幾乎放棄了“大禹是條蟲”，徹底轉向至邊疆與民族研究，相應的也成為了一個無比愛國的“民族主義者”，而這顯然是“民族虛無主義”的絕對反面。

如何看待這一無論從學術方向還是思想傾向而言都堪稱巨大的轉變？顧頡剛先生夫子自道，他正是受到了“九一八”和“內蒙自治”的強烈刺激，才走上了邊疆研究之路。據《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禹貢》本來想想做一些古代地理學研究的準備工作，但在“強鄰肆虐，國之無日”的情況下，“遂不期而同於民族主義旗幟之下；又以敵人蠶食我土地，四境首當其衝，則又相率而趨於邊疆史地研究”。沒錯，《禹貢》就是一份民族主義導向的“保邊疆”刊物。

可以說，邊疆研究，在那個時代的語境之下，已遠遠不是純學術那麼簡單，這是一個“學術抗日”的戰場，而且是最前線，與顧頡剛先生一起奔赴這個戰場的中國學人還大有人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傅斯年先生等北平著名學者就在北平圖書館聚會，商討“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會後，傅斯年即聯合蔣廷黻、蕭一山、徐中舒、方壯猷等四位史學界的一時之選共同撰寫《東北史綱》一書，據說這也是中國史學界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研究東北史。此套《東北史綱》原定出版五卷，但最終只有傅斯年負責的第一卷和整套書的英文節略本如期出版（蔣廷黻先生負責的最後一卷後來以《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為名出版）。《東北史綱》英文節略本在當時的國際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僅作為“歷史鐵證”送交國聯調查九一八的李頓調查團，而且還印刷了兩千冊分送各國朝野宣揚中國立場。

傅斯年先生在《東北史綱》第一卷中強調，“就此兩三千年之歷史看，東北之為中國，與江蘇福建之為中國又無二致也”，“東北在歷史上永遠找不出與日本關係也”。

既然是“學術抗戰”，就一定以後作為對手的“侵略者”。戰場的對面，是以白鳥庫吉和矢野仁一等為代表的日本學者。日本學者介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歷史甚至要早於中國學者，早在1908年，受滿鐵總裁後藤新平的委託，成立了以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白鳥庫吉為中心的“滿鮮歷史地理調研室”，顯然，日本邊疆學研究由此昂首闊步的走上了“政治化”道路。

1922年初，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在梁啟超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他著名的“滿蒙藏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認為中國本來的領土指的是滿洲、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以外的“本部十八省”，中華民國無權繼承清朝留下的邊疆領土。九一八前，這一觀點又經號稱日本第一戰略家的石原莞爾進一步闡發，“滿蒙非漢民族之領土，其關係與日本更為密切”，在實質上成為了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理論基礎所在。

事實上，無論是顧頡剛的《禹貢》，還是傅斯年的《東北史綱》，一開始的“假想敵”都是矢野仁一和他的“滿蒙非中國說”。《禹貢》發刊詞中說：“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而傅斯年在《東北史綱》卷首就開宗名義：“日本人近以‘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此等‘指鹿為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為其向東北侵略之一理由，則亦不得不辨。”

而在《東北史綱》出版之後，矢野仁一也迅速反擊，又推出了《滿洲國歷史》一書反駁傅斯年，為“偽滿”立國的正當性辯護，強調滿蒙自古以來就不是漢民族的居住地。

當然，就鳥居龍藏、白鳥庫吉和矢野仁一這一批日本頂尖學者來說，你很難說他們的學說缺乏具體的材料支撐，或者說完全屬於政治化的“主題先行”，全然是配合日本侵華而打出的政治牌。但是，即使不追究他們的本心和用意，即使假定他們是“為學術而學術”，有一點仍是逃不掉的，如“滿蒙非中國說”這樣的理論在日本軍方看來是如獲至寶，在客觀上被利用為日本謀奪中國邊疆的“理論基礎”和“政治理由”。這就好比，“公投”和“民族自決”再或者“克裡米亞自古不屬於烏克蘭”在學術範疇上本來均有商討空間，但放在俄國“統一”克裡米亞公投的具體語境之下強調這些概念，就很難以“理中客”的高貴冷艷範示人了。

即使如此，且容我冷血且冷靜地說一句，當時研究東北史甚或中國邊疆民族史的重心，其實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這一傳統竟也一直延續到今日，諸位可詳細參閱最近出版的《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顧頡剛和傅斯年這批中國學者的“學術抗戰”和真實戰場上是同樣的悲壯，從研究水準和學術積累等方面來看，中日這場學術對決絕對是“明知不敵，偏要亮劍”。

這一點，甚至連沉浸於愛國情緒中的中國學界也看到了。

《禹貢》發刊詞的態度就很老實，“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經盛行一時。可是最近十數年來此風衰落已到了極點”，“倘使不把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夫，真將開口便錯”。

傅斯年《東北史綱》出版後，即遭到了國內學者的很多質疑，畢竟，傅斯年不是邊疆史地的專家，寫作時間也過於倉促。邵循正先生說的很刻薄也很普京，對“學術抗日”的價值根本就持懷疑態度：欲證明東北之為中國領土，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武力收復”，學術研究逞口舌之快，又有什麼用呢。最激烈的批評來自“學衡派”的繆鳳林，認為《東北史綱》的學術水平比白鳥庫吉等日本學者水平差很遠，硬傷遠比日本人的多，堪稱“史學界之不幸”。

對於繆鳳林的質疑與攻擊，有人可能認為這是“罔顧大義”，是“親者痛，仇者快”之舉，但我恰恰認為，無論民族主義的旗幟如何偉光正，日寇如何窮凶極惡，一個民族在危機時刻還能保持自省與自我批判精神堪稱彌足珍貴。當然，這並不妨礙我對傅斯年先生出版《東北史綱》的認同與尊重、

顧頡剛先生的“學術抗戰”也遭遇到了同樣的尷尬。顧頡剛邊疆研究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可能要算《中華民族是一個》。這篇名文最具爭議性的觀點是：“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析出什麼民族”，“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只有民族的偉大胸懷而沒有種族的狹隘觀念！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且久已有了這個中華民族！……我們從今以後要絕對鄭重使用‘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麼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

除了不承認“多民族”之外，顧頡剛對當下最流行的，被視為終極標準的“民族自決”一說頗為懷疑，“第一次歐戰以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喊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原要使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羈絆而得著她們的獨立自由。那知這個口號傳到中國，反而成為引進帝國主義者的方便法門”。

以這個時代的眼光來看，顧先生的說法自然是很諸多問題的，甚至可以說在理論基礎上就大錯特錯了。但置於中國正面臨分崩離析風險的彼時，顧頡剛的憂慮不能說是杞人憂天，亂世之中，很多道理大概都不成了道理，日本與蘇聯也的確在利用中國邊疆的“多民族”和“民族自決”從中操縱。

不過，費孝通先生沒有“顧全大局”，還是站了出來和顧頡剛先生商榷。費孝通在《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一文中闡釋了它日後著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說，“謀政治上的統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種各族’以及各經濟集團間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只要“我們的國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組成國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為有一個統一的政治團體得到切身的利益，這個國家會受各分子的愛護。不但不易受如何空洞名詞的分化，而且即使有國外強力的侵略，自然會一同起來抗戰的”。

我估摸著，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於傅斯年和顧頡剛身上展現出來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多半是不以為然，甚至是不屑的。這麼想自然也沒錯，在當下，民族主義在知識界早已是作為一個貶義詞和靶子供認批判。不過，在我看來，民族主義更類似一劑重症下的“虎狼之藥”，在傅顧兩位先生身處的那個時代，亡國滅種迫在眉睫，民族主義是一個普通人乃至知識分子在憤激之下最自然的選擇，顧頡剛選擇了放棄上古史而就邊疆研究，傅斯年匆匆寫就一本備受詬病的《東北史綱》，均是此種刺激下的民族主義式的回應。

從這個視角來看，民族主義實際上起到了“以毒攻毒”的作用，在特定的被侵略的“重症”狀況下，民族主義往往是不得不服下的一副猛藥，你說他毒也好，你說他不毒也好，若想聚集民力國力對應亡國滅種的危機，閉著眼睛也得吞下去，畢竟，“世界主義”只有在看不見屠刀時才能從容談論。因此，我們應當尊重或者同情顧頡剛和傅斯年們的民族主義選擇。

但是，民族主義終究是權宜之計，藥終究當不得飯吃。或這樣說，當一個國家沒有染上“外患入侵”這種重病時，民族主義就是一副慢性毒藥。再說的白一點，民眾總是傾向於民族主義的，但知識分子在大多數時候應當超越民族國家，以一個世界公民自居。

2014，畢竟不是1934，沒有明顯切實的外患風險。當我們在這個時代談論邊疆乃至一切相關問題時，民族主義本身就是我們必須警醒的東西。千萬別，一說起說別人的民族主義就不屑地甩出如“想像的共同體”“被發明的傳統”這樣的大詞，一說起自己，便自我特殊化。

談論邊疆不必有什麼敏感詞，自由的言說才能擁抱最廣闊的邊疆。費孝通先生說的好，“若是空洞的名詞就能分化的團體，這團體本身一定有不健全的地方。一個不健全的團體，現有敵人在分化時，消極的固然可以防止敵人分化的手段發生效力，而重要的還是積極的健全自己的組織”。

費孝通還有一句很棒的話，“惟有從事實上認識邊疆，我們才能保有我們的邊疆”。事實是什麼？就是以《禹貢》的精神踏踏實實地去深入認識我們的邊疆和賴以生存的民族，去瞭解邊疆的文化，去瞭解他們的需求，去瞭解我們不敢不想瞭解的東西。

事實就是遠離一切想像和虛妄，警醒一切唯我獨尊和似是而非的自古以來。

這就是我們在這個時代，必須繼續談論邊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