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九七》凡事只從香港角度考慮：羅德丞細述如何與中共打交道
羅德丞可以稱得上是本港政壇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他於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出生，是中歐混血兒，父親羅文錦爵士是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外租父是香港首富何東爵士。羅氏家族是律師世家，羅德丞現職律師。
七四年，羅德丞獲委為立法局議員，八零年更晉身行政局。但在八五年羅德丞不滿英國處理香港問題，罔顧港人利益，憤然辭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職位，並且捐出五十多萬元，成立香港太平門有限公司，協助不願意留港的人離開香港。不久，他便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並且以最高票數當選為執委。
「六．四」事件之後，以羅德丞為首的政治團體「新香港聯盟」匆匆推出「一會兩局」政制方案，與行政立法兩局的「政制共識」唱對台戲。可見羅德丞雖然退出了港府的政治架構，但他對本港政治的影響力，仍然不容忽視。有人批評羅德丞是識時務者，甚至怪他做中方的傳聲筒，但羅德丞堅稱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義的。
這個一度為港英當局悉心培養的精英分子，為何突然與一個他陌生的權力接觸？逼個轉變可以追溯到四年前，當港府宣佈羅德丞辭去兩局職位時，他在辦公室對苦候他的記者道出對英圉政府的不滿，其間不斷長嗟短歎，似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隱衷。他這次接受筆者訪問時，首次透露原因，並詳細道出他與中方接觸的箇中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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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當年你退出兩局會見記者時，不斷長嗟短歎，除了不滿英國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難言之隱？
羅：當時，我公開激烈批評英國政府不給予港人居留權，兩局最初也支持我的看法，但後來就改變初衷，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我認為當時香港人就應該爭取。除此之外，我當時還有其他辭職的原因。我心底裏覺得英國決定將香港交還中國之後，我們與英國的路線要分開了，英國今後與香港的利益不會一致，香港將來的利益會與一個很陌生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路線連繫，對香港人來說，這是很辛苦的路線，我當時歎息，是因為我很不開心。
馮：是否你見到大勢已去，必須和英國決裂、頏向中國，但當時你是極不願意這樣的？
羅：正是如此，我除了小時曾在廣州嶺南書院唸書之外，根本沒有回過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當時既然決定了我們的路線要與中國一起，就要重新說識一批將來宗主國的領導人，這當然是很辛苦、艱苦及令人害怕。我第一次到北京時說的普通話，連自己也聽不懂。
馮：身為專業人士，以後大可繼續自己的工作，沒有理由要考慮到這個問題，你當時為何會想到要與這個政權接觸？
羅：我差不多從小便對香港有一種責任感，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也許和我出身於一個大家庭有關，從小便訓練出來，很小已覺得需要向很多人負責。
馮：你勸香港人不要搞政治，為什麼自己又加入基本法諮委會的工作？
羅：我現在還是勸香港人不要搞政冶，我認為政治是指在一個國家中爭取政權，而不是在一個地區做管治工作。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所以不宜搞政治，香港要考慮的是怎樣將這個地方管治得更好。至於我加入諮委會，我被邀請時其實不是很願意加入的，因為我不清楚他們工作的方式，但我有一個責任感，覺得應該學習這方面的工作，但抗拒感還是很強的。他們邀請我加入時當然說了很多好話，說什麼要向香港人負責、如不加入將來香港政制搞得不好，你也有責任等等。當時我在半信半疑、半願不願之下就加入了誇委會。
＃不能走拒共路線
馮：你說過加入諮委會是個學習與中國當局一起辦事的途徑，為何會這樣想？是否已有意做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或加入將來的特區政府？
羅：如果在管治方面有責任感的話，至少也要學習遊戲規則，宗主國的看法，如何去影響它，及它的需求是怎樣。所以一定要有接觸，這不單純是飲飲食食就可以辦到，一定要一起做事才能瞭解，而諮委會是一個途徑。至於我有沒有做行政長官的打算或加入角逐，我現在真的還不知道，但是目前我的計劃是短線的，就是在諮詢期的這幾個月，將政制部分做好，希望將來的基本法有用有效，這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馮：你從最初與英方接觸，到後來與一個陌生的政權交往，其中有何經驗？
羅：我覺得非常辛苦，我在英國方面受訓練的時間較長，我父親也在英國唸法律。我的家庭一向與香港政治有關係，我在英國的時間長達九年，但我曾接觸的共產黨不出一、兩個，或者接觸了也不知道，要我突然轉變重新認識，這是很艱苦的過程。
馮：這麼快就學會與中國交往，你的政治適應能力不是很強嗎？
羅：這是自己逼自己的，但也不是很容易，我覺得不應該單是我這樣做，更多人也要這樣做。我很鼓吹香港政府讓高層官員與中國領導人接觸，知道他們的想法來影響他們。
馮：有人指你為識時務者、中方的傳聲筒，甚至說不怕共產黨只怕羅德丞，你有何看法？
羅：我當然不是這樣看，我只是覺得很辛苦，你以為很容易嗎？我幾代人都是在英國政治圈子長大的，你要知道，在非我願意的情況底下，突然發覺香港歸還中國之後，香港人需要轉過另外一套方針，才可以影響中國對香港的一切。如果你對香港的管治是有任何責任感的話，你當然不會走一條取寵於群眾的拒共路線，而要設法建立渠道與中國交談，建立良好的關係，才能影響中國對香港的政策。這樣做，別人不理解，別人罵也沒法子，因為這才是正確的路線。其實我希望多些人像我這樣，可以影響到中國對香港的一切，這才是香港人之福。
馮：一些港府官員憶述，你做兩局議員時，對政府有不滿的時候，在內郡開會是罵得很厲害的，為何現在對中國不筆止不批評，還為他們開脫？
羅：除了我辭去兩局議員職位的那－次之外，我雖然的確有和一些官員吵得很厲害，但只是在內部開會時才吵，很少公開。至於有沒有對中國官員有不同意見，我想你最好去問中方官員，我相信他會告訴你有很多。
馮：「六·四」事件有沒有改變你對中國的信心？
＃只從香港角度去考慮
羅：我是比較自私的，我幾代人都是在香港出生，所以我只是從香港的立場去考慮問題，我不能從中國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我覺得在過去四十年，香港在英國的宗主權底下，中國也對香港很好，除了六七年的暴動之外，一直以來解放軍守衞邊界，對香港供水供菜，沒有理由將來中國成為香港的宗主國後會對香港更差。有人會說，中圍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英國佬」在這裏，「英國佬」走了之後，便不會這樣。我認為這是有點荒謬的，別人做宗主國也對香港好，有什麼理由將來會比現在差？我認為從宏觀來看，最重要的是香港在政治上不能威脅大陸，另外要對中國有利，實際上我們對大陸是很有利的，這也許是香港的風水好吧！
如果中國要對香港不利，分分鐘都可以做，它不需要做什麼國際上不理解的事，它只要叫解放軍放放假便可以了，十一億個手無寸鐵的同胞，在香港渡一個周末，那也很難應付。從簡單的邏輯來說，中國是不會對香港不好的。
馮：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時，你當時有什麼想法？
羅：我是一個自私的香港人，我只從香港的角度去想，我並沒有想到天安門事件是否爭權，誰操縱學生，坦克車有沒有輾死學生或是造出來的謠言等等。我只想這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對不起，因為我對中國的政治根本不瞭解，我無法代入，我純粹是個香港人。
馮：當日很多人上街時，你也混雜在人群中觀察，你看到了什麼問題？
羅：第一次在跑馬地集會時我也在場。我覺得當時的人並非很激烈，差不多是「趁墟」、趁熱鬧似的，當然台上台下喊口號的就很緊張，但也有些是一家大細，與小孩子或女朋友去散心等等，並非很政治化。
在六月三日晚，我一直坐在電視機旁，當然也很害怕，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熄滅，又傳來好像燒炮仗的聲音，但當時我只考慮對香港有什麼影響。當時只想到：「好彩」，這麼多年來，中國對香港的宗旨維持不變——「不碰香港」。我想通了這一點，四十年來中國都非常「緊張」香港的穩定，這差不多已經是中國政權的一個默契，無論哪一個上台都是這樣。
馮：你認為香港將來應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羅：應該把問題拉到香港的角度來考慮，這個政權對我們有什麼影響，不要想這個政權對中國怎樣，因香港人對中醒的管治知得太少。即使是這樣，也不是不可以批評中國，共產黨也是被罵大的，但千萬不要搞威脅到它政權的玩意，要知道是否威脅到它，不是由我們決定，而是由中國去決定，所以凡事要多留空間，不要臨崖才勒馬。任何人都可以有改革中國的理想和夢想，這是沒有問題的，但不要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或加諸我們身上，如果要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去革命，這是不值得的。
馮：你一直很強調從香港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你對國家民族的看法是怎樣的？
羅：我的理解，愛國是愛中國文化，你如果問任何一個中國人，愛國是否愛中國的政治，我相信他的答案一定是「否」。
馮：從這個角度來看，你是否愛國愛民族？
羅：我是愛中國的文化。
馮：有人說在「六·四」事件中，香港人反應強烈，會導致中國收緊本港的政制，你最近到北京，有沒有這感覺？
＃反對「兩局共識」
羅：它不是收緊了，而是一向都是這樣，但「六·四」前不想嚇怕香港人，所以說話較為含蓄，「六·四」之後說話較為坦白。我反而喜歡這樣，至少我知道底線在哪裏，可以有所選擇。
馮：你們最近提出「一會兩局」的方案，你說不是中方授意，而是你們想說服中方，其中過程是怎樣的？
羅：我們還沒有說服到中方，但目前中方認為這方案值得研究，有需要考慮，這已經是很好的了。我們與他們談了兩個星期，這個方案既可民主又能穩定。
現在社會上對地區選舉局的贊見不多，但對功能選舉局就有很多批評，總是認為不好，我們認為功能局是很重要的，如果想社會穩定，一定要讓社會上重要的功能代表在政治架構裏，使他們的利益透過公開的途徑達致。
馮：諮詢期快要結束，為何現在才推出這個方案，預計被接納的機會有多大？
羅：主要是最近才想到這個方案，但新香港聯盟成立到現在只有幾個月，能想出這個方案已經很不容易了。既然有一個好的方案，為什麼不拿出來，讓大家提出意見？
馮：提出這個方案，是否想打亂已達致的「兩局共識」？
羅：當然不是簡單為了搞亂「兩局共識」，但我們是反對「兩局共識」及基本法草案中的「雙查方案」，因為它們不能解決這個矛盾——一個政制既可開明，又能使功能界別的意見得到反映。
馮：到時如果兩局出現矛盾，會否形成僵局？
羅：不同的僵局有不同的解決辦法。第一種是既重要又急切的僵局，例如財政預算案就一定要通過；另一種是既重要但不太急切的，例如人權方案，第三種是比較細微的，例如車輛、道路收費，這也不是很急的，要採取三種不同解決僵局的方程式來處理不同問題。目前我們還在考慮不同的方法，暫時沒有決定。
馮：這個方案會否導致社會分化？
羅：凡是互相制衡的方案都有一些分化的作用，但我覺得這個方案可以避免有一個大的派系來壟斷香港的權力，這應該是一件好事。
馮：最後要問，你說過加入法律界是為了伸張正義，你認為你目前所做的是否可以堅持正義？
羅：我覺得這是唯一堅持正義而可行的途徑，根本沒有另一條可行的途徑。
（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