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死因聆訊——讀《How Democracies Die》

9樓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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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 from abebooks.com

書名︰How Democracies Die
作者︰Steven Levitsky & Daniel Ziblatt
出版︰Crown (New York)
版次︰2018年1月
ISBN︰9781524762933


一直以來,美國都自詡為自由民主的旗艦和指標。即使戴雅門(Larry Diamond)早在2008年經已提出全球正步入民主衰退期,但民主退潮的說法始終排除了美國這個傳統民主大國。直至特朗普這位極具爭議和話題的商人入主白宮後,學界似乎才如夢初醒,紛紛審視美國的民主概況。這本由兩位哈佛政治學院教授合撰的書,就為美國政黨發展、總統選舉制度和政治生態來一次簡潔易明的導讀,更像是賽後檢討思索美國民主發展要往何處去。

因着李維基(Steven Levitsky)專研拉丁美洲政治和薛比勒(Daniel Ziblatt)熟悉歐洲政治史的背景,書中如數家珍列舉過去歐洲以至美洲國家的民主制度如何一夜崩潰的例子。以往常見的模式是民主體制被軍方或武裝力量推翻,殺害民選代表或將之驅逐出國,或者乾脆解散法庭實行軍政統治。過程中人民有否反抗抵制是一回事,但這些都是眾目睽睽之下發生,民眾以至國際社會都有目共睹。不過作者想指出的是,近代民主體制的瓦解不再是如此公開(Overt)的政變,因為過於明刀明槍地集權,就算手握權力也只能一味靠嚇欠缺合法性,倒是在無損其正當性之下,向體制不同角落隱蔽(Covert)落手更為「務實」。

鐵達尼號也不是一出航就撞向冰山沉掉,民主體制如何陰溝裡翻船都是有過程的,而且死法都很類似。關鍵乃從趨向獨裁者(Would-be authoritarian)當選一刻開始,有否循多路「進攻」將行政機關的手影伸向各方,例如增加法官數目提拔保守法官「溝淡」現任法官(Court-packing)、引導輿論或以法律手段打擊異見者、利用行政手段操控選舉(將選區不公平地劃分(Gerrymandering)、撤走部份投票站或縮短投票時間削弱選民投票意欲,甚至篩選或審查參選人資格)、提出限制公民社會和人權的法案、拒絕執行議會通過的議案甚至削弱議會監察權等等。要注意的是,上述事情雖然看似不合理,但始終沒有脫離某些既定程序和法律框架,所以當權者還是可以法律為幌子,行損害民主價值之實。

不過一隻手沒辦法拍得響,不少獨裁者最初也是民選產生,因此社會大眾的取向在民主體制的衰落過程中尤其重要。歷史說明在經濟危機或國家安全面臨威脅時,民眾普遍支持行政機關擴大權力以保障整體利益,但例外情況不是日常,更常見就是挾民意以令諸侯。情況就像特朗普得力於鐵銹帶(Rust belt)州份倒戈支持一樣,儘管美國工業回流仍只聞樓梯響,但這種主張確實反映了依賴工業州份失業率高企和企業轉型艱巨的現實。又即使民主黨人反對在美墨邊境築起高牆,支持特朗普做法的依然大有人在。

1972年選舉改革後,參選人只要在該州份得票過半數,便可以全取該州份所有選舉人票。如此勝者全取(Winner-take-all primaries)的安排是否足以體現民主精神,多年來素有爭議。但這也未能解釋特朗普對美國政治生態的衝擊,作者就將之理解為民主制度的失效。但凡制度都有程序,民主制度亦無例外,作者強調互相包容(Mutual toleration)和制度性的忍讓(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是民主制度必須的程序,也依賴制度中各人的自律和自覺,例如羅斯福提出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數目和尼克遜身陷水門事件的醜聞,最終都有賴黨友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捍衛民主。

作者從觀察美國政治文化所理解的權力觀是雙向的,當權派固然掌控行政機關壟斷政府資源分配,但在野派亦可透過制度抗爭(例如港人熟悉的拉布或日本的牛步戰術)癱瘓議會或行政機關拖垮政府施政。憲法、法例、議事規則等規矩本身不可能包羅萬有涵蓋所有情況,普通法之下更只談大原則。如何在規矩留白之處行事,還是拼命鑽空子為己方獲取最大得益,這就講求運用權力時的克制,以及面對政敵/異見者應有的尊重。

沒錯,克制是做出來要別人看得見,而不是說了就是的。

然而,因為宗教和種族等基本差異,民主共和兩黨之爭近年轉趨白熱化,政治紛擾無日無之,變相令中間派噤聲甚至抗拒政治。沉默的一群加上壁壘分明的對陣,令雙方長久以來建立的潛規則、默契和共識土崩瓦解。然後彼此撕破臉皮,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大家一齊泥漿摔角爛鬥爛,但求置對方於死地。此時此刻遇上懂得操弄民粹、形象鮮明又不受傳統政黨制約的參選人,就令大家在厭倦了的黨爭之中突然看到希望,勝選由此來得輕易,當選之後如何有權用盡、威脅民主已是後話。

走筆至此,或許大家都有同樣疑問︰美國的制度距離香港太遠了,書裡有值得參考的部份嗎?

書中對比委內瑞拉和智利的經驗,或許對香港現況甚有參考作用︰前者在野派於查維斯上任初期發起全國大罷工以至杯葛選舉,非但沒有取得預期成果趕走查維斯,更讓查維斯所屬的政黨通過選舉合法地壟斷議會,連串對抗行動亦令在野派頓失民心;後者則以寸土必爭的方式積極參選議會和訴訟牽制政府,使政府無法獨佔「依法辦事」的道德高地,迫使當權者面對現實與在野派談判解決死局。值得一提的是,智利政黨之間透過私下飯局商議政策,凝聚共識後才交上議會審視,模式與港英時期行政吸納政治頗為近似。然而在近年社會運動拒絕大台的背景下,網絡動員組織起來有行動有目標,但群龍無首與政權直接對話的空間近乎零,其持續發展和被制度吸納從而穩定政治局面的可能性亦成疑。

儘管如此,作者還是強調投入仍然支撐民主精神的體制的做法,因為只有如此分庭抗禮,才能增加當權者打壓的政治成本和加深其正當性的危機。而且既然長城不是一天築成,單人匹馬也不可能破壞民主,總有旁人附和或不作為造就。全面退場、杯葛或焦土,可能會在同溫層內獲得剎那間的掌聲,然而在曠日持久的民主化進程裡,最終幾近肯定是輸家。面對轉趨活躍、創意無限的公民社會,傳統政黨必須徹底改革,主動以開放兼聽的態度吸納同一政治光譜、只在個別議題有分歧的意見組織,尋求以共識為基礎的民主決策。這並不代表就要犧牲弱勢群組的權益,福利並不專屬低下階層或弱勢群組,而是要以普遍的社會政策為骨幹。因着美國2020年大選興起有關富人稅的討論,正是由窮人仇富的簡單二元對立,轉向資源分配的社會正義命題,後續發展值得跟進。

Resentment fuels polarization(怨恨滋長兩極化),如何跨越怨恨、放下情緒、重新溝通,從「和勇不分」的口號看來,似乎已是不少香港人在2019年漸漸學會的事。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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