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电影简史之类型片（十）——儿童片折射出的70年代社会意识转变

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商业领袖、工会和各种社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瑞典工人阶层与资产阶层间的经济和文化差距相比于40年代大大缩小。70年代也是瑞典消费社会开始的时候，这与性别差距的大幅缩小提高社会购买力有关。1940-50年代，瑞典只有15%的妇女有工作；到了1970-80年，有64%的妇女有自己的工作。1970年代末也是种族和民族主义定义改变的时候。

为了促进 更为"民主和平等的社会"，1975年，瑞典执政联盟宣布未来的社会机构实施政策时将遵循三个关键原则：平等（jämlikhet）、自主（valfrihet）和合作（samverkan）。这些原则旨在承认个体独立性，同时培养公民社会责任感，目的促进男女平等，以及让移民和少数群体融入瑞典主流社会。

电影虽然处于困顿期，但它们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意识的转变，尤其是体现在根据儿童文学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的作品改编上。林格伦于1945年、1946年和1948年创作的三本关于以长袜子皮皮(Pippi långstrump)为主角的书，当年根据这三本书改编了四部真人电影。但作者本人就对这四部电影非常不满，林格伦认为她创作的皮皮是个非常另类的儿童人物，与以往的公主童话不同，皮皮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孩——没有父母、独自居住、力大无比、特立独行，这种儿童形象即使在今天的儿童读物里也不常见。作者对这一形象是塑造与她本人的女性独立、儿童个体性等主张有关。但那时的四部电影却完全背离作者意愿，而且把人物和地域标签化，皮皮和另外两个孩子汤米、安妮卡也更像是中产阶级的孩子。

到了1970年代，导演海尔伯姆重拍《长袜子皮皮》系列，30年后的电影制作人更容易理解当年林格伦这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的想法，这次电影忠于原著，只对作品中的一些道具和场景设置进行了修改。对于异域风情也去掉了所有可能出现的种族歧视台词和表演。强烈的色彩、大量的特写镜头、极致的高角度拍摄等都让这一系列影片吸引了观众们的视线，尽管当时皮皮的故事在瑞典和世界范围内都已为人熟知。从社会环境来看，这一系列皮皮影片中，孩子们处在一个更“正常的”的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别，孩子们的自主性得到充分发挥，学校和家庭对孩子们多采取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压制的管理方式。影片上映后，果然票房大卖，人们再次离开家里的电视，全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皮皮和她的小伙伴们。

林格伦自己也对这一系列的改编感到满意，她本人从此也投身于儿童电影和电视的编剧工作。除了改编自己的原著外，她还专门创作了不少儿童题材的电影剧本，如《屋顶上的卡尔松》（Karlsson på taket / Karlsson on the Roof，1976），这部剧中的小男孩“斯瓦提弟弟”是个相貌可爱但淘气地令人生厌的家伙，他之所以弄出众多的恶作剧，真正的原因是孤独和缺少关爱。这正反映了70年代，瑞典父母都出门工作，疏于陪伴和照管孩子的现状。物质的丰富并不能解决家庭所有问题，有些家庭问题更需要社会公共机构的支持。后来瑞典放弃大规模集中性幼儿园，变成多点分布的小型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做法，和当时这类电影引发的社会讨论不无关系。

林格伦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把视线放在城里的孩子们身上，也表现了农村和小镇孩子的生活，如《枫树庄园的埃米尔》、《皮球村的孩子们》、《六月坡上的麦迪肯》等，这些片名都非常通俗，就是一般小朋友们的名字和所住地的地名（当然这些地名都是作者编的，瑞典人一看就明白）。这些电影都是孩子们的视角里所看到的农村、小镇和郊区的生活，以及在孩子们与成人相处时，他们的内心想法。不得不说林格伦不仅是作家，更是个儿童心理学家。这些影片也没有忽视兄弟姐妹间的相爱相争、儿童的性别意识、独立意识和与父母的矛盾，它们为70年代不景气的电影业增加了童趣、活力和社会思考。

林格伦式的儿童电影剧集一直拍到90年代，不仅影响了瑞典一代代的儿童，也影响了初来瑞典的移民家庭的孩子，正是从这些电影里，他们开始了解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的样貌和身边可能出现的小伙伴的言行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