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

按：本文搬运自公众号“森野熊三”。此文描述中共早期的斗争方式，可和今日香港乱象做对比。感觉和中共相比真是太抬高香港示威者了。

很多人想必都在书上学过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但关于这个罢工运动的细节不甚了解。很多人可能都认为，共产党帮工人阶级争取利益，工人阶级就会自然站在他们这一边参与罢工行动。但实际上，现实中哪里有那么简单的“一呼百应”？你如何让工人们相信你是在替他们争取利益，而不是煽动完他们以后把他们给卖了换取自己的进身之阶？罢工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组织，一样会演变成一场闹剧，甚至是灾难。

安源这个地方早在唐朝就被发现了煤矿，储量非常丰富。近代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汉冶萍公司综合了煤矿开采和铁矿冶炼，安源就是公司旗下的一个煤矿，采用的则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开采工艺。所以即使开采出来的煤和炼焦产生的焦炭获利颇丰，资本家依然想着压缩成本。而引进先进工艺的成本是无法省掉的，于是节约的也就只有人力成本了。

安源煤矿工人井下的工资每人每天是2毛3分，由此推算一个月大约在6-7块钱左右。而当时的面粉和粮食的价格在每斤7-8分钱，一个家庭一个月要消耗100斤左右的粮食，还不包括吃肉在内，工人如果能正常拿到2毛3分的工资，那尚可勉强维持家用。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井下工资并非直接发到工人手中，而是按照额定人头数发到包工头的手里，由包工头代发，就好比现在代发工资的派遣公司，而包工头也和派遣公司一样，见面就先扣掉三成的提成，这还是有良心的，碰到黑心一点的，2毛3分工资到工人手里，可能连1毛都不到。每个包工头一般负责2-3个矿区，也就是50-100个工人的工资发放，但他们哪怕不拿自己的月薪，每个月靠单纯的抽成都能拿到两三百块钱，有些势力大，管的多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上千元，这就导致了工人和工头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大。

而且包工头除了抽成以外，还有“吃点”和“卖空”的潜规则，吃点就是吃空额，比如领了30个人的工资，只招20个人，表面上看是发工资的矿局吃亏，但实际上呢？矿局只需要工程的完成量，所以你招几个人都无所谓，哪怕你只招1个人，能完成30个人的工作，矿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对于工人来说，工头只招了20个人，要完成30个人的工作量，必然每个人的工作量就要多加五成。而卖空呢？就是虚报材料费，买通检验人员在审查的时候放一马，而材料费里省下来的，不止是被包工头贪走的钱，还有就是井下工人的命。为什么呢？因为克扣材料费也不是完全不采购材料，但采购的材料强度不足，在井下作业时一不小心就会导致事故。工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加上前面的吃点，每天还要多做至少四个小时，危险性大增。

煤矿工人自然对这个现状有不满，也有人尝试过反抗，还有和包工头讲道理的，但第一没有组织，第二没有文化，第三赚的钱也不多，导致他们要么反抗被包工头雇来的监工毒打，要么讲不出道理被包工头记住而克扣更多，有些团结起来罢工的因为人少而被资本家和包工头联合镇压。而且包工头、资本家和矿局、安源的帮会等组织之间互相勾结，于是无组织的工人虽然人数居多，但反而是弱势群体。于是他们只能归结为自己的命不好，工人用不多的微薄收入在闲暇时喝酒赌钱，打架乘风，浑然不知自己的贫困是由于资本家和包工头的联手过度剥削造成的，而这点，则引起了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的注意。

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的党章和纲领里规定，党必须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必须援助工人阶级。他们一直想找到工人阶级的切入点。毛泽东在长沙发动过泥木工人的罢工，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争取来的只有少数长沙的泥木工人，力量还有所不足，于是他就将目光放在了安源矿工身上。经过前期的初步了解，毛泽东认为，安源的工人如果想要摆脱目前的处境，就必须要有觉悟去争取自身的权益。于是他通过旗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开始和安源建立通信关系，邮寄一些免费的共产主义宣传品启发他们的觉悟，但这个尝试最初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工人里面识字的很少，而这些识字的又往往作为包工头的狗腿子参与镇压工人的反抗，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中和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贵族小团体’”。那些识字的既然不指望自身处境的改善，那当然更不能指望他们去主动参与说服工人抗争了。毛泽东遭遇了这次碰壁也并没有气馁，他仔细想了一下，发现工人的文化程度确实普遍不高，自己过去的行动虽然在长沙罢工事件中得以见效，但对于日常工作时间就很长，没时间去识字的煤矿工人来说是不通用的。于是他就和李隆郅一起亲自去安源实地考察。考察的结果就是要开一个补习学校，帮工人进行最初的启蒙，一步一步的来。

共产党在安源的补习学校办了起来之后，因为党内最不缺的就是基层知识分子，其中李隆郅对安源的情况了解最多，于是大家就公推他做了校长。他在去安源之前，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你改一改”。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能至。后在邓中夏的提议下又改为立三。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是邓中夏看到有三个人站在火车站等车，一时兴起取的，没想到就伴了李立三终身。共产党的这个学校照理说因为普及了文化知识，在工人和工人家属的支持下，那些工人中的“贵族”和资本家应该非常反对才是，但事实上只有几个识字并铁了心投靠资本家，平时也参与包工头对工人盘剥的工人反对，而资本家和包工头的态度呢？则是不闻不问，在审批上还给予了方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以前矿工喝酒赌钱的风气极差，煤矿经常不能准点开采，去找工人上工又要多雇额外的人力，而补习学校开办起来以后，工人下工以后有事情可做，不再喝酒赌钱，一方面省了维持秩序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工人的储蓄也多了，可以购买一些资本家开的别的商店的产品让资本家回笼资金顺便再次剥削一把了，所以资本家也就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无论是李立三还是毛泽东，他们都不认为一个补习学校能代表工人的名义去说话，而直接成立工会怎么样呢？在长沙等地的斗争经验表明，无论资本家还是包工头，对工会这个组织都极为忌惮，长沙的工会基地屡次遭到小流氓的骚扰和打砸就是一个例子。于是毛泽东和李立三就想到了一个暗度陈仓的办法，就是先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吸引过来，然后等工人团结起来，声势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向资本家摊牌，要求成立工会组织。

但毛泽东的设想在第一步又遭到了阻碍。开办工人俱乐部的时候，李立三想了个口号，叫“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本以为工人俱乐部会比补习学校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欢迎，但事与愿违，工人的想法和他完全不一样。工人认为，联络感情在酒馆里也可以联络，而交换知识更没有必要，自己只要接受老师的教导就可以，下窑挖煤的工人之间有什么其他知识可以交换的？于是这个口号就被搁浅了。毛泽东见此路不通，他马上就想，是不是因为读书人的口号过于高雅，没有办法取得工人的共鸣呢？那既然如此，我们就来通俗实惠的吧，于是他就将口号换成了“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这样一改，工人立马就有了兴趣。合作社是什么工人不知道，但“可以买到便宜货”大家都听的懂，于是工人和家属就纷纷报名参与改名为合作社的俱乐部，而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就这么雷厉风行的办了起来。

消费合作社的地址就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刚成立的时候成本不过百元，和普通的外面的杂货铺差不多。而原始股本也并没有党组织拨款，而是通过毛泽东在长沙书社筹集的捐款，以及补习学校和工人的“参股”。合作社最初经营的东西是布料，因为工人下井最费的不是别的，而是衣服。但单卖布料，搭配少量生活日用品，而且要通过“实惠”来使得工人能被最大限度的吸引到合作社来，合作社从成立开始实际上就在亏本经营，而且因为合作社缺乏统一的经营计划，导致经营混乱，资金周转不灵。直到毛泽民来到安源担任合作社总经理之后，合作社的状况才得以改观。

毛泽民初来合作社，梳理了一下当前的状况之后，决定增加合作社的经营品种。从单一的布料搭配少量的日常用品，变成了布料、日常用品、小杂货、油盐酱醋等必需品都售卖的模式。虽然进货成本和损失提高了，但吸引了更多的工人。同时，毛泽民还从长沙、汉口等城市定期买来各种时尚产品和新鲜玩意，吸引资本家和包工头及其家属购买。同时，毛泽民还规范店内经营和纪律，建立起正规的记账流程，定期向投资的工人报告经营情况，这样也吸纳了投资的少量识字工人，也就是先前和资本家站的近的一些人，让他们初次尝到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滋味。与此同时，毛泽民也决定给股东更大的实惠。他决定，股东可以以安源地区商品的最低价来购买合作社的产品。又可以分红，又可以购买最便宜的东西，于是工人纷纷入股，而合作社的本钱也越做越大，加入合作社的工人也越来越多。而且合作社的采买人员也是股东，自然尽心尽力的在进货和售货的时候拼命谈价，货比三家，再加上顾客还能拿本地土特产来以物易物，于是合作社不可避免的就抢了其他商铺的生意。煤矿主开的小店也就罢了，但其他规模比较大的商户就决定给合作社一点苦头吃吃。

安源周边地区当时约有1500家商店，其中生意被打压的米店、粮油店、杂货铺乃至一些钱庄都勾结起来，囤积了大量资金，秘密派人抢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因为安源地区路况比较复杂，他们打算把合作社的东西买光，让合作社后继无力之后，再加价倒卖。而合作社前去其他城市进货的人呢？他们也找了当地的帮会盯着，务求拖延时间。起初，合作社的经销人员为货物销售顺畅而高兴，但很快的，毛泽民就察觉了不对劲。工人来买货都是零敲碎打，但有几个人一直来买货还都是大手笔，合作社一些稀缺货物，他们都是一次性包圆。而且前去其他城市进货的，有部分人也没有回来，商品断档之后短时间的供货不及，有些还是必需品，那么周边货物价格必然会飙升，而且他们还能增加和合作社打价格战的资本，而如果不卖呢？那对方就可有话说了，他们可以散播谣言影响合作社的声誉，还能找一些帮会成员来上门闹事。于是毛泽民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安源的矿工和家属手里都发了“购货卡”，就是竹子做的小牌子，刻上工人的名字以及是否股东的暗记，合作社凭牌子供应现货，没有卡就限购，每个人只能买一人份的米面粮油。这下勾结起来套购的就傻了眼。同时，毛泽民派人走山路向毛泽东报信，并让他在长沙发动关系多采购物资，派人护送，星夜运回安源以更低价格出售，于是商战的对手一方面没法断了合作社的商品来源，而已经套购的商品又不得已只能砸在自己手里，大蚀其本，只能败下阵来。如此这般几次下来，合作社也就无人敢再来叫板，而安源的矿工也得到了确实的优惠。到年底分红的时候，还多赚了不少钱。毛泽民戏称这次是“从资本家嘴里抢肉吃”。

合作社的成功使得工人俱乐部又重新开办起来，而股份制又让他们初步体会到了争取自己权利的喜悦。于是李立三抓紧时间向工人们灌输了剩余价值的概念，让工人明白到，自己并非天生受穷的命，也不是老板养活了工人，而恰恰相反，是工人用自己的剩余价值养活了资本家、包工头等各式各样的吸血鬼。此外，李立三的教育使得安源的工人们直接感觉到时间和赚的钱都被剥削走了，而如何改变现状，这也让工人们都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不满情绪在安源酝酿的时候，路矿当局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派常务副矿长到工人俱乐部去“视察工作”，要给俱乐部补充津贴、拨给俱乐部额外的娱乐措施，意图像以前那样笼络、收买和安抚工人中的“刺头”。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俱乐部负责人和以前收买识字工人时的感激涕零不同，他们只是很客气的接待并送走了矿主派来的代表，而矿方则认为，工人俱乐部是个潜在的危害，于是打算逐步取消和解散汉冶萍旗下各分基地的工人俱乐部。

1922年7月，李立三在汉阳铁厂煽动了一次工人罢工，原因就是矿方要试图解散汉阳铁厂的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在这次罢工里提的要求并没有说要提升工资，而只是要求矿方不得解散工人俱乐部，矿方为避免更大的麻烦，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工人则认为资本家自觉理亏，因为自己人数众多而且团结起来了，所以他们怕了。于是俱乐部负责人李立三就向矿方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要取消包工头的“潜规则”，补发积欠和克扣工人的工资。矿方当然不会平白无故的给钱。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安抚过工人了，俱乐部还“得寸进尺”，就没有答应李立三的要求。李立三于是将矿方的回复广为宣传，这就激起了矿工们更大的不满。中共中央看安源整体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把毛泽东和上海担任要职的刘少奇派来安源，和矿工代表合计如何举行罢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毛泽东提出。要想让资方妥协，首先就要争取到绝大多数工人的认可，而这里最大的顾虑则是人心不齐。工人俱乐部正式登记在册的会员大约有700人，而汉冶萍几个分基地的工人总数则有一万多，如果罢工人数达不到相对多数，那么参与罢工的工人就会在被镇压之后被包工头清算。他们轻则被开除，重则被收押，而工人俱乐部也会被强制解散，在安源再无立身之地。还有就是罢工之后矿区的秩序问题，罢工期间工人是拿不到工资的，那么这些没有着落和存款的工人会不会铤而走险，去打砸抢矿区呢？如果发生了这类事件，当局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武力介入了，而且有了口实，会失去社会舆论的同情。于是俱乐部就组织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开了个会，讲清了这次罢工的利害关系，并回去和工人宣讲，要求他们举止文明，接受俱乐部的统一指挥。

虽然这些都做好了，但工人毕竟还没有被组织起来过，那么维持当地的局面就少不了要沟通一些当地的帮会组织。李立三决定亲自出马，去约见当地最有势力的洪帮首领。而洪帮首领本就是墙头草，见工人人多势众，李立三又亲自上门给足了他面子，于是就欣然允诺，并应承在罢工期间关闭鸦片馆和赌场，保证市面上的小流氓不出来抢劫。俱乐部还事先准备好了言辞恳切的《罢工宣言》，张贴到了安源市内的繁华地带，说明此次罢工是工人受压迫和盘剥太重而主动所为，不会干扰到周边秩序。并将工人的条件悉数列于其上，其中包括生病请假须照发工资；每年工作满十二月要发“夹薪”（可以理解为年终奖）；因公受伤或死亡的，矿方须照管或安葬，并发给工钱或者抚恤金等等，其他还有建工会之类的要求。这些要求非常具体，几乎关系到了每个工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不仅得到了工人的拥护，也得到了大多数安源市民的认同。于是俱乐部便给管辖安源的萍乡县署理呈具文书，同时将十七条条件递送路矿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路矿当局当然没有理睬俱乐部，于是9月14日清晨，安源煤矿内所有汽笛拉响，罢工就此拉开帷幕。

俱乐部在工人居住区内贴上了罢工宣言，同时为了预防一些胆小怕事和见利忘义的偷偷去上工，还派出了俱乐部内的“工人监察队”。监察队员都是对俱乐部和共产主义理念十分认同的年轻工人，他们戴着统一的袖标，手持钢钎和镐子把守各个要点。而这也算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支准武装部队。除了没有枪支以外，组织指挥和一般军队无异。除了矿区，还有包括市区在内的很多地方都有监察队维持秩序的身影。

安源煤矿的总监工叫王鸿卿，他认为，与其答应罢工条件，不如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贼。于是他就把包工头都找来，让他们收买一些工贼，象征性的上个工，做做样子，工钱照开，和俱乐部的罢工组织者玩心理战。工头们软硬兼施的组织了一批人来到井口，碰上了工人监察队，在劝阻下有一些人离开了，而另一些人则不听劝阻强行下井，本着尽量不起冲突的原则，监察队没有强行阻拦他们下去，但李立三随即下令工人监察队不许他们出来，并从外面封闭了井口。结果被工头收买，以为自己可以舒服拿钱而强行下井的一整天都被困在潮湿阴冷的矿井里，又冷又饿，叫苦不迭。过了一天，这些人表示悔过之后，李立三把他们放了出来，又训诫劝导了半天才放他们回家。从此以后，整个矿区就再也没有一个工人敢去自行上工。

收买工贼行动失败后，王鸿卿请来了赣西镇守使手下的军队，强行逼迫工人复工。他出价每个士兵每天给大洋2元，赣西镇守使派了几百个人带了枪过来进驻，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随后占领了俱乐部以及煤矿的主要工作岗位，路口也设置了机关枪来威胁工人。但俱乐部早在罢工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提前疏散了工作人员和文件，李立三转移到了秘密地点，俱乐部内仅留下刘少奇一个人作为全权代表应付军队，同时工人监察队收缩防线，在工人食宿区域设岗把守，导致士兵虽然占据了俱乐部，但并没有对罢工造成实际性的影响。

矿方空花了这些冤枉钱之后，又想出了“擒贼擒王”的策略，花六百块钱悬赏李立三的人头，并承诺要是有工人打死李立三，将升为包工头。不料消息走漏，工友们自发的在李立三周围竖起警戒线，并告诉王鸿卿，如果李老师遇害，整个汉冶萍的高层都要血债血偿，路矿局的职员也必须陪葬。于是双方就陷入了胶着状态。

连日罢工引起了安源市内商家的恐慌，他们怕遭到抢劫，天没黑就纷纷闭市。但市民担心的打砸抢和纪律败坏现象并没有发生，工人阶级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在罢工中得以充分体现，俱乐部的命令甚至比军令还管用，安源矿区持有戒严司令部发的特别徽章都不如工人手里的股东小吊牌好用，只有俱乐部认可的地方才允许外来人员通行。这一点就连戒严司令李鸿程也自叹不如，由此转向同情工人，声明工人只要不妨碍社会秩序，军队也绝不干涉工人的行动。

俱乐部在罢工同时，保证了锅炉房和电机房的正常运作，但由工人监察队严密控制。这两个地方一方面是防止安源全市断电导致的恐慌，另一方面也是保证煤矿工人和安源市民正常的饮水供给。这一招极为高明，随着罢工的延续，俱乐部放出话去，说锅炉房的煤就快烧完了，如果井下再不出煤，俱乐部就不得不停火，不仅安源市民生活会受到影响，而且矿井机器也会瘫痪，矿井难免会被水淹没，到时候资本家就要把底裤都赔掉了。而且合作社事先也准备好了数万工人能够坚持罢工的经费和物资，短时间没有太大后顾之忧，于是路矿当局不得不向工人妥协，给李立三发了请帖，要求直接谈判。最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代表俱乐部和路矿当局达成了协议，满足了十七条诉求中的十三条，安源煤矿罢工历时五天，没伤一人，没败一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俱乐部的势力基本控制了整个安源地区。此后吸取了安源的罢工经验，共产党又成功组织了开滦罢工、常宁水口山矿罢工等，还援助了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等地的失业工人近两千元，援助了株洲、长沙等地遭遇水灾的难民千余元，进一步扩展了共产党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不过这些罢工也并非一帆风顺，比如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林祥谦就被军阀吴佩孚砍了头。争取权益时有时也不得不付出鲜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