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議制很好,但有致命問題【第三種民主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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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放棄等待人民適應現在的民主,而是要尋求民主模式適應現在的人民。為了這個目的,我們需要從代議制的經驗中學習和反省。我談這些不是反對民主,只是不想停留于「民主是最不壞」的自我安慰,希望民主能更好;我也不是站在一旁對民主社會品頭論足,而是考慮我們立足中國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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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權力是溝通的異化

我們熟悉的社會是以權力劃分的二元結構——一元是權力,另一元是無權:統治—被統治、管理—被管理、官—百姓、當局—公眾、國家—人民……歷史上各種社會的性質不同,這種二元都一樣。其他的劃分——階級、階層、等級、集團、族群、強勢弱勢等,都不如有權無權的劃分清楚明瞭。

其實世上不存在權力這種事物,權力只在社會關係中存在,有組織才有權力。而溝通是組織的基本特徵和基本活動是組織的基礎,因此也是權力的基礎。當一個群體形成組織,就是將內部的溝通形成程序化。程序化溝通主要體現於溝通管道的安排與固化,用各種溝通管道將群體納入各司其職的結構,即為組織,權力體現於對這種管道的掌控,通過開放某些管道,堵塞另一些管道而控制溝通,既能統一決定群體的共同行動,又能分別決定群體成員的不同處境,這就是權力。

如果人群的規模小,群體成員可進行充分的直接溝通時,每個人的意志可以作為大小相等方向不同的向量相互作用,彼此經過說服、理解而達成的妥協,得出的是向量和。大規模人群無法實現直接溝通,就無法進行向量求和。能對大規模社會的個人意志進行向量求和的結構,迄今人類還從未有過。事實上,社會就是社會成員的「相加」,社會本身就是求和的結構。只是以往的社會都是「數量求和的結構」,不能進行向量求和。數量求和結構分成兩類——一類是自上而下求和,一類是自下而上求和。

前者是專制制度,以統治者意志為准,自上而下地統一意志,不容異端地相加成國家、民族、階級、政黨、群眾運動等同質的數量;後者是民主制度,自下而上的公決是直接民主,選舉代表是代議民主,民主制給了社會成員說「不」的權利,但是把豐富取向的個人意志限定於一正一負,變成「贊成」或「反對」兩種對立的,但是便於求和的數量。 事事公決的社會是無法運轉的,即使是直接民主,多數日常決策也只能出自當權者。代議制民主更是幾年進行一次選舉,其他時間由當選者自上而下地施政。

二、代議不是民主

真正的民主應該讓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參與決策,都能發揮影響,形成向量和。問題在於向量求和難以實現,數量求和操作方便。民主的困難在於規模。民主技術始終圍繞解決這一點。競選、表決、代議制等都是解決規模的技術。

科技時代前的民主技術只能對規模進行簡化,表決需要事先提出方案,方案把多樣化的個人意志納入進同一框架;再將表決的選擇限定為「是」或「否」,成為可以方便統計、批量處理的數量。再用表決進行選舉,即為代議制。

代議制無疑是進步,使權力的更新不再通過強力,所謂「以數人頭代替砍人頭」。代議制的優點已有很多論述,無需重複。

我在這個系列主要是探討代議制存在的問題。「代議」其實和「民主」相矛盾,二者組成一個詞,表達的是希望「代議」能夠實現「民主」,不等於「代議」就是「民主」。

數年來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美國國會議員在道德與誠信方面是倒數第一。然而國會議員正是民眾選舉出來為自己代議的,這種黑色幽默式的結果說明代議制肯定有些問題。

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回憶他在1984年競選參議員,當民意測驗顯示他的領先優勢消失時,競選顧問提出了在廣告方面的投入與策略,保證可以在3周內讓戈爾的支持率提高8.5%。3周後支持率不多不少正好提高了8.5%,這可以當成代議制操縱數量求和的典型案例。

現在,如何操縱選舉的數量求和,既是精確的學科,也是可觀的產業。

代議政治的結果與錢的投入密不可分。主導權掌握在權力一方。無權者雖然握有票權,調侃的說法是「無權者可以自由地投票,金錢和權力可以自由地操縱,無權者也可以自由地被操縱」,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現實的反映。

政客在代議政治的遊戲場上玩出百般花樣,雖然在民眾中喪失信用,卻又擋不住他們繼續拿到足夠的選票。對此,代議制目前的各種投票方法都難改變。

專制的蠻橫一目了然,代議制卻讓結果看似是民眾自己的選擇。甚至專制者也可以利用代議制的政治手段,完全無需作假,通過蠱惑和操縱就可以獲得足夠選票,在民主旗號下冠冕堂皇地回到專制。

三、民粹主義的代議制土壤

歷史上民主曾長期名聲不好,問題正是出在數量求和。數量求和忽略人的各不相同,只取共同,因共振愈加共同,或因局限疊加愈加局限,名義上民主,實為多數專制。代議制對直接民主是否定的,卻用直接民主的方式進行代議制普選,它批評的直接民主弊病——信息不充分,選民發言權微小,交流和辯論困難,缺乏相應知識,容易被主持人操縱等——在普選中一樣都不少。選民看到的競選人是商業廣告包裝和公關技術創造的形象,能成功的是最善表演者。數量求和的結果不是智慧之和。

智慧只在個人所長的領域,因而彼此是不同的,無法簡化為數量進行求和;而人的局限出自無知,無知是相同的,能夠很方便地以數量求和成為更大的無知。

代議制同樣有這種可能——在人民的概念下把局限疊加成愚昧和偏狹、狂熱或暴虐。

代議制的權力既有操縱利用數量求和,也有迎合數量多數的短視政治、空頭支票或囿於局限等;被權力操縱、煽動、許諾形成的數量和,反過來又以壓力挾持權力,即是代議制土壤養育出來的民粹主義。

那其中最大的兩種數量和——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是被代議制所助長,也是代議制無法克服的,目前正在世界醞釀著逐漸積累的危機。

四、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

只要缺乏節制,消費的欲望一定會變成貪婪。在當今的經濟至上社會,地球生態對個人而言遠在天邊,掙錢發財、買房置地、享樂生活卻是立竿見影,因此必定是數量求和的主體。

以數量求和方式選舉當權者,迎合消費主義的政客一定會比呼籲節制的智者得票多,今日世界面臨的氣候危機,讓人擔心在代議制中是無解的。

另一個當今世界的難題——民族主義和族群衝突,與消費主義有著連帶關係。在有限資源不能滿足無限欲望時,對資源的爭奪往往以族群為陣營。民族矛盾或國家衝突與土地、水源、礦產等的關聯,也比其他因素更難化解。在代議制的數量求和中,力圖贏得多數選票的政客和政黨少不了以國家和民族劃分陣營,把國際關係和民族矛盾當作吸引選民的炒作話題;相互競爭的意見領袖和媒體也會用煽動民族情感的方式爭奪公眾。

民族主義一旦被精英煽動起來,又會反過來綁架精英。民眾愛看英雄,喜聽豪言,為煽情歡呼,把理性噓下臺。這種「廣場效應」鞭策各方政治勢力為避免失去數量多數開展向極端的賽跑。而向代議制轉型的社會就更加危險,那時制衡機制尚未形成,政治運轉的每個環節幾乎都取決於數量求和,或受制於數量的壓力。專制時期積累的民族仇恨被代議制開放的政黨政治、競爭型選舉和言論自由釋放出來,進一步激發仇恨,甚至升級為種族清洗——轉型社會發生過的種族清洗有些正是為了在公決或代議制選舉中保證本族的數量多數。

因此,代議制的數量求和結構決定了代議制不能成為解決民族衝突的方法,反是可能是激化民族衝突的因素。

五、處於歷史節點

在我看,現在正處於一個歷史的節點。在此之前,代議制雖有上述問題,只體現為枝節,未威脅根本。

因為以往地球的生態空間還夠,縱容消費主義的效果是促進經濟發展,顯示出來的是以好處為主。而現在,生態危機已到眼前,代議制如果繼續縱容消費主義,性質就會不一樣。

因此要看代議制能否自我改變?這取決於代議制一方面要有能力改變資本主義體系;一方面要有能力抑制民粹主義的消費主義。這讓代議制陷入了悖論——它被多數選票所決定,卻要求它有悖多數選票的需求,那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得靠資本主義體系滿足,又要求它改變資本主義體系。

難道有可能嗎? 這個歷史節點的另一方面,是當代全球化讓國家、族群的糾結日益緊密,利益衝突加劇,互聯網則將所有民眾連接在一起,進一步擴大數量求和,造就代議制前所未有的強人與民粹聯手的局面,這種局面繼續強化族群對立和撕裂社會。互聯網前的時代,民眾信息來源靠傳統媒體,那些媒體雖有立場不同,總體上遵循新聞原則,講求平衡,因此讓多數民眾保持中間立場,使競選人把爭取對象主要放在中間選民,客觀上有一定的向量求和效果。

記得2000年時我在美國看戈爾和布什的競選辯論,主持人常要提醒兩位說清楚彼此的不同之處是什麼。20年後已經完全不一樣。川普上臺全盤推翻了奧巴馬的政策,拜登上臺後又全盤推翻了川普的政策,讓人感覺幾乎像威權國家的人治,合理地擔心川普一方再上臺又會翻盤。

六、強人聯手民粹

沒有互聯網時,強人和民粹直接聯手很困難,毛時代做過——用的是接見紅衛兵,發動大串聯,那需要下決心摧毀原本建制,代價巨大。互聯網時代就簡單得多——如川普的推特有八千多萬粉絲,一句話可以頂一億句,他每天發幾十條,對民眾的影響力超過任何媒體。具有這種能力的政治人物不再需要爭取中間選民,而是通過直接影響每個選民,擴大自己的基本盤,只要保證選票超過對手百分之一,即可贏家通吃。當代社交媒體和自媒體也是靠危言聳聽吸引眼球,假消息氾濫,形成各種「回音室」和「同溫層」,把中間選民向兩端驅趕。

持中間立場的人無從表達,也找不到代表。 撕裂社會的兩極化,責任不在選民,而是代議制選舉只提供兩極的選擇,被撕裂是遲早的。

並非人們希望發生對立,是在只能二者擇一的格局中不得已的選擇。

有人認為這只是總統制的弊病,但議會制雖有緩衝,只是程度和速度的區別,當今各民主國家都存在類似的社會分裂,因此這應該是代議制的共性問題。

七、中國的選擇

我談這些不是反對民主,只是不想停留于「民主是最不壞」的自我安慰,希望民主能更好;我也不是站在一旁對民主社會品頭論足,而是考慮我們立足中國該怎麼辦。

中國不能不要民主,也不能要求在人民有了「素質」之後才民主。

如果連輪替了屆的美國總統選舉都差點動搖二百年的基礎,中國人得過多久才能達到夠「素質」呢?連誰當美國總統都能讓中國的精英勢不兩立,輪到誰當中國的總統時,會不會發生戰爭呢?考慮這些,我們必須放棄等待人民適應現在的民主,而是要尋求民主模式適應現在的人民。為了這個目的,我們需要從代議制的經驗中學習和反省。陳冠中先生在梳理從原生民主到現代民主的脈絡時,把民主模式概括為三種,一是直接民主,一是代議制,第三種是遞進民主制——層議制。

前兩種民主模式都是數量求和,第三種民主模式提出了向量求和的方法。這個《第三種民主模式》的講座系列,是以民間民主運動為例討論向量求和方法,這肯定不是休閒的內容,如果你期待民主從最不壞變得更好,或者關心中國未來的民主不要淪為強人和民粹的土壤,就請訂閱和關注,我們一起來思考。

謝謝。

读完这些文字,不论是同意还是反对作者的观点,只要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都希望你把这个系列的视频(文章)看完,正如作者所言:我們一起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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