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瓦利茨基

关于瓦利茨基

彼得·诺瓦克/文

王立秋/译

Piotr Nowak, “A Few Words About Andrzej Walicki”, The Postil, March 1, 2021, https://www.thepostil.com/a-few-words-about-andrzej-walicki/。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彼得·诺瓦克，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哲学教授，著作有《论成功的本体论：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哲学》(2006)，《古人与莎士比亚论时间：关于代际战争的一些评论》(2014)，《我死故我在》(2016)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每一位哲学家一生都在想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往往以零散的话的形式出现。因此，我将从安杰伊·瓦利茨基丰富的思想中选出一些我相信能够聚合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的话，并试图证明不存在什么纯粹的概念，每一个概念都为生活所“累”。

俄罗斯

政治和文学以及波俄关系中所表达的19世纪俄罗斯思想，是瓦利茨基一生的主题。在成为世界闻名的思想史家之前，他在罗兹大学修习俄罗斯语文学。而他之所以会去那里，完全是出于偶然。1949年，出于政治原因，他没法被哲学或波兰研究专业录取。一年前，当局监禁了他的父亲，著名的艺术史家米哈乌·瓦利茨基，而在战后，对那些有信仰的人的孩子来说，社会生活很多领域的渠道都关闭了。

瓦利茨基家虽然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但对俄罗斯本身并不讨厌，因为他们谨慎地把俄罗斯和布尔什维克分开了。而且，对年轻的瓦利茨基来说，俄罗斯的文学和思想，是斯大林主义的有效解药。他晚年回忆说，“我感受到的威胁不是‘俄化’而是‘苏化’”。他欣赏俄罗斯，研究俄罗斯让他心安。他写了不少关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作家的精彩作品。我认为，就他创作的意图而言，他致力于教俄罗斯什么是俄罗斯。既然乌鸦族可以从对手苏族那里学会自己遗忘已久的“太阳舞”，那么，俄罗斯人也可以从波兰人那里学会自己的东西。在1960年12月瓦利茨基写给米沃什的一封信中我们读到，“我更多地是为俄罗斯人而非波兰人写作，虽然我知道他们不会读我。如果我能帮助俄罗斯人恢复他们最宝贵的传统，那失落的、备受打击的道德焦虑的传统，我会很高兴。”（这些信件后结集为《与米沃什相遇》，但它们还没有被翻成英文）。

我自己也带着同样的意图多次前往俄罗斯。我从俄罗斯人那里学到了我在书里得花两辈子才能学到的东西——更不用说得有人告诉我，我才会知道有那些东西了。然后，我学着把这些东西放到俄罗斯的世界观里面看，而这只有在俄罗斯才是可能的。同时，我试图阻止俄罗斯人思考自己在欧洲的文化落后，提醒他们当心“复制式的现代化(xero-modernization)”的祸根。

我记得我的朋友雅娜·布拉日尼科娃(Yana Brazhnikova)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组织的一次关于哲学家的民族归属问题的会议上做过一次报告。报告好呢有趣，但报告中频繁出现的“雅克·德里达”——这个名字每两句话就会出现一次——让我分心。在我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关心后现代那套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在德里达访问她们学校的时候，他用这样的告白讨得了她们的欢心：他说，他是在俄罗斯、通过俄语才知道，朋友(drug)和他者(durgoi)这两个词实际上源于同一个词根。

我认为，俄罗斯人不需要后现代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就能理解他们是谁。所以有时，必须重新发现俄罗斯的精彩文化——就算我们反对它，尤其反对那些与自己的文化（即波兰文化）相比更喜欢别人的文化（即俄罗斯文化）的人。这种对俄罗斯事务的认识，对瓦利茨基来说并不陌生，他相信，“俄罗斯的知识精英不可能从斯大林主义‘跳’到欧洲主义；俄罗斯的遗产太过于伟大，俄罗斯的历史经验对人类来说太过于可怕、太过于重要，以至于片刻也不容忽视；俄罗斯人应该思考的是怎样充分吸收自己的文化成就和经验，而只有回到自己的根源、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剥开’自己悲剧的历史，他们才能做到这点。”

安杰伊·瓦利茨基写过很多关于俄罗斯的书。其中最具原创性的有《斯拉夫派争论：19世纪俄罗斯思想中一个保守乌托邦的历史》，最重要的，则是那本综合性的《思想的流动：从启蒙运动到宗教-哲学复兴时期的俄罗斯思想》。后一部作品对研究俄罗斯社会与宗教思想的专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杰出的俄罗斯研究者格热戈日·普热宾达(Grzegorz Przebinda)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挑战瓦利茨基的高超论证（《关于俄罗斯哲学中的神与人的争论》）。至于普热宾达是否成功，则是一个需要另行讨论的话题。

叶甫盖尼·帕甫洛维奇热情地抗议说，“恕我直言，我不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罪；它是整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有它，整体就会崩坏；自由主义和最明智的保守主义一样有权利存在。我攻击的是俄罗斯自由主义，我再说一次，我攻击它仅仅是因为，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不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而是非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这段话说到了重点。不存在俄罗斯自由主义这种东西。如果非要说有这种东西的话，那么，事实证明，它在“非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格拉多夫斯基”这个人身上一点意义也没有。格拉多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论战，后者也在《作家日记》中评论过他。所以，要不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瓦利茨基的教材也没有提到格拉多夫斯基。

另一件事是俄罗斯帝国所采用的法律的问题。它肯定和西欧采用的立法条例有所不同。不信任法典的过度形式主义、Gemeinschaft型共同体行为中固有的自发性、形式的长期缺失，是俄罗斯特有的对现实的感知；因此，俄罗斯帝国的法律也就缺乏任何逻辑的规训。

所有这些因素，促使俄罗斯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其中，只有心的温度和跳动是重要的，有时这些心态的反面。难怪在这样的条件下，借钱给别人和直接给他钱没什么区别。某个不知名的凯勒这个有点像拳击手又有点像醉鬼的可疑角色就是这样向梅什金公爵提出了要求。一言以蔽之即一个投机者要求以不明确的、相当异想天开的条款向公爵借钱。

多年前，我读到了昆廷·斯金纳那本富有启发性的《法庭上的莎士比亚》(Forensic Shakespeare)，书中作者从司法修辞的教父分析了莎士比亚笔下人物说的话。事实证明，实际上，这些话很多可以一字不改地用到庭上。我觉得，要是有人也去写本《法庭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那么，我会同样陶醉地去读它。但是，列别杰夫在庭上的慷慨陈词，和关于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和实证主义法律体系（俄罗斯缓慢接受了它的一种残缺形式）有什么共同之处？他在庭前展现的那番歇斯底里的、“末世论的”抨击，和瓦利茨基书中论述的人物对法律的自由主义理解有什么干系吗？

不过，关于为什么可以写一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上法庭》，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约瑟夫·迈凯维奇(Józef Mackiewicz)在给《文化》(Kultura)编辑的一封信中间接地指出了这个理由。他写道，“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实施著名的司法改革的同时发布了一个‘出版物’，后者允许不删节地出版庭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和所有的发言。在非议会制的、被剥夺了政治自由的、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律师的此类发言竟这样被印了出来——在苏联或波兰人民共和国，人们会为这样的行为而被按到墙上或送进监狱；甚至在毕苏斯基的波兰，敢这么做的人也一定会被送进著名的桦木卡尔图斯卡监狱。”自然，今天，在集体化思想的年代，人们甚至很难梦想拥有19世纪沙皇专制统治下存在的那种个体的自由。但重点不在于梦想；重点在于挽救尚有的余地。”

这很可能就是瓦利茨基《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法律哲学》那本书的本质：挽救尚有的余地。

爱国主义

阅读安杰伊·瓦利茨基1985年出版的关于波兰爱国主义特点的研究给我自己的意识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我知道他是在政治改革开始的时候做这个题目的；但对我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的观点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当时我通过团结运动出版方“KRET”的一个用复印机制作的小册子读到了他的观点）。

瓦利茨基说，老波兰人有欧洲最好的政治系统。它是如此地完美，以至于人们害怕对它做一丝一毫的变动。“农庄里的贵族与省总督平等”——这点得到反复重申——在神面前平等，但更重要的是，在法律面前平等，在其他像他这样的人面前平等。毕竟，邪恶永不眠，如果有像结合了直接民主特征和政治代议系统的贵族民主系统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也会有东西或人去扰乱整个有机体的平稳运作。正是出于对不可避免的政治变革的恐惧，波兰共和国才引入了否决制度。而和我们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课本上学到的不一样，这个制度并没有导致疯狂。否决制是保卫古代共和价值（波兰人直接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了这些价值）的手段。“全体一致的要求防止了这种危险，虽然它同时也限制了议会采取改革行动的自由。但这个限制恰恰就是重点。否决权不是要保障法院独立于个体。相反，它要保障的是系统不受侵犯，后者被当作国民集体智慧的完美表达。”

当时多达百分之10的波兰人（绝大多数是贵族）参与政治生活。考虑到1832年英国只有百分之3.2的人有资格投票，而在末代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统治下，法国只有百分之1.5的人在政治上活跃，波兰在欧洲的地位，按人民对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程度来算，是非常高的。换言之，在十七、十八世纪，波兰是全大陆最自由的国家。而且当时人们拥有的，是不同于消极自由即“免于国家”的自由的“参与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诞生于消极自由组织的那个空间。但这个消极自由，在波兰相对较少（在俄罗斯则直接没有）。在像英法那样的国家，和在波兰的人相比，普通人有更多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运动的自由；他们也有更多的，处置自己的财产的、甚至是使用言辞的自由（因为欧洲出现了媒体市场，而现代的公民也是在这个市场中出现的）。

死板地坚持保守的共和价值使波兰变得平庸、次要、更原始、缺乏竞争、不现代。这不好吗？那要看由谁来看、看什么、以及怎么看。如果人类活动的正确方向是迎合“新兴的”重商主义价值的话，那么，热爱共和自由的波兰显然是走错了路，并且很快受到了惩罚。瓦利茨基是这样写的：“不过，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在没有资本主义、没有支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价值的波兰，存在共和民主传统。波兰没有经历过清教工作精神的洗礼；它的立国精英（贵族和后来的知识界）没有发展出像节俭、朴素那样的‘资产阶级’美德，没有学会把个体的经济活动当作更高使命并尊重在其中取得的成功。”

毕竟——瓦利茨基忘了补充这点——同一个资本主义，也和阿玛尔忒斯之角有关，它吐出的瘴气成为现代所有瘟疫的来源，这些瘟疫中最显著的就是共与反犹主义。一个无视公民价值搞自决的国家，必然会以异于共和精神的东西——钱和工作精神——为参考。我们在波兰爱国主义的传统中读到，“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在20世纪，特别是在它行将逝去之际，我们都不能在怀疑这点了：在中欧和东欧，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在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历史和政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点上，波兰人也不例外。”

随着波兰在1918年重新独立，一切开始崩塌了：对自由的共和之爱变成了大肆的自我吹嘘和民族自大狂；19世纪波兰的弥赛亚主义则变成了在精神和政治上控制新出现的各个民族的工具，而曾几何时，波兰和它们共为一个共和国。瓦利茨基写道，“因此，贵族民主遗产和浪漫主义遗产的结合强化了波兰民族精英在心理上对经济现代化这个必然过程的不适应。”

我的俄罗斯同事塔拉斯·希扬(Taras Szijan)也指出了波兰爱国主义的曲折道路。我们在莫斯科坐地铁时谈过这个话题。我充满怀旧之情地给他讲古老、强大的波兰，这给了“俄罗斯佬”一些小小的安慰。一位同事对这种典型的波兰式自大狂毫不畏惧，他回应说，当时就没有什么波兰，那是波兰-立陶宛联邦，二者很可能就不是一回事。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接着，他又压低声音开始说身为俄罗斯人他是多么地自豪，并且，苏联也依然是俄罗斯，也许有点差劲，但总归还是俄罗斯。于是我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你真那么自豪（我们用俄语交谈，外人也听得到），为什么你要小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