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 疫情至此，选择生命还是经济？抑或反思这一提问本身（上）

随着奥密克戎的四处扩散，中国国内的疫情防控及其带来的代价重新成为讨论的焦点，是继续严防死守？还是逐步打开，与国际上诸多国家一样，选择“与病毒共存”？是选择生命？还是社会发展？
在国际上，已然两年有余的疫情，关于生死的冲击、决定和思考从未间断，在从个人遭遇到国际局势的漫长战线上不断发酵。谁能生？谁会死？谁在决定谁的生死？谁的生死谁负责？这一系列问题并不前在于新冠疫情，却如本文作者、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韦伯·基恩所言，“疫情迫使人们做出各种选择，而这些选择的公共表达则日益绝对和两极化”，在对疫情防控政策、解封与否、医疗资源分配的讨论中，在对弱势群体和牺牲顺序的判定里，疫情所隐藏的伦理公式远比简单的生命能否与经济同约复杂。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零和却单薄的生命 vs 经济选择题同样是主导疫情讨论的单选题。如何深化长线的疫情讨论？一个精彩的范例就是基恩深描美国语境中这一单选逻辑的社会演绎，抽丝剥茧出其背后所隐含的诸多文化假设（如美国社会的强“理性选择”与“道德主义”）。而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基恩的思路则否思了“电车问题”这一经典哲学武器背后的功利主义逻辑。
本文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其中对社会能动性的问题化。杀人，或任由死亡？使其成为伦理问题的关键，是能动性在关乎生死的决定与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比如疫情这样的危机中应当自发行动、帮助社区，还是害怕“添乱”而自我禁足、乖等救援和“反转”。比如面对摔倒的老人，应冒着过程中老人遭遇不测的风险去救治，还是采取自保的态度。比如目击国内惨剧和国际暴行时，是建立深化有累积性的讨论，还是诉诸举报和猎巫。这些情形下，公民空间、社会信任、思考-行动的有机链条、不同立场团体间的沟通与猜测都是急需进一步反思和构建的领域。
本文原标题为《To Kill or Let Die: How Americans Argue about Life, Economy and Social Agency》（杀人或任由死亡：美国人如何争论生命、经济与社会能动性），收录于迪迪埃·法西（Didier Fassin）和玛丽昂·弗尔卡德（Marion Fourcade）编著，《疫情的揭示：经济，社会，和2019新型冠状病毒》（Pandemic Exposures :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HAU 图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不做商用，请大家购买此书。

作者 / 韦伯·基恩（Webb Keane）
翻译 / 张亮亮
编校 / 叶枫、YL
原文發佈時間 / 2022.3.11

在世界很多地方，2019新冠疫情凸显了民主治理、经济推理、科学权威和道德直觉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长期的张力。这些张力在美国尤为强烈，鉴于该国特有的自由市场基要主义、爱国社群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实证主义和宗教性的共存形态。疫情迫使人们做出各种选择，而这些选择的公共表达则日益绝对和两极化，无论这些公共表达涉及通俗的常识还是严苛的功利主义逻辑。最终，即便是简单的佩戴防护口罩也变成了非此即彼的政治宣言。

关于封锁、疫苗和其他防控措施的辩论集中在我们如何权衡生命和经济福祉。这些辩论表达了美国人对经济、公共利益以及社会能动性的合法性与力量的一些根本考量。由于这些争论倾向于用尖锐的两极化的措辞来描述人们对防疫政策的反应，它们往往与我将在下文中讨论的道德哲学中所谓的“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非常相似。分析“电车问题”如何被运用于现实的社会政策之中，以及人们当时对该问题的反应，可以揭示它所基于的功利主义理性（utilitarian rationality）的一些特征和缺陷。而从电车问题的视角审视新冠疫情也可以阐明美国针对疫情的辩论依赖于哪些更广泛的假设。

你的爷爷还是你的国家？

当美国开始采取零散的、本地化的居家令以减缓新冠疫情的转播时，一些保守派以该措施会损害经济为由提出抗议。第一轮的封锁始于2020年3月。在此之前，得克萨斯州副州长共和党人丹·帕特里克参与了福克斯电视台塔克·卡尔森主持的右翼脱口秀节目（Patrick 2020;参见Cole 2020，Livington 2020）。作为一名反对大政府的“茶党”保守派人士，帕特里克是在回应为了减缓疫情传播而对企业和公众集会施加限制的压力。早些时候，他给卡尔森发短信说，作为一位爷爷，他想要他的孙子：

有机会实现美国梦。虽然所有专家都说，有98%的人都不会因此病毒而丧命，但是这种病毒. . . .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杀死我们的国家. . . .（它）可能导致经济全面崩溃，甚至可能导致我们社会的崩溃. . . .所以我说，让我们再等几天或者几周. . . .但在那之后，让我们回归工作与生活吧。那些想要就地避难的人仍然可以这样做。但我们不能忍受这种不确定性。

实况转播的访谈进一步展开了这个主题。帕特里克强调说，自己快70岁了，因此属于高危人群：

我并没有生活在对新冠的恐惧中。我所忧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塔克，你知道吗，没有人找到我说：“作为一个老年公民，你愿意冒着生命风险来为你的儿孙们保住那个所有美国人都热爱的美国吗？”如果能做这种交换，我将义无反顾. . . .我不希望整个国家都被牺牲，可这正是我所看到的. . . .我和数百人谈过，每个人都表达了几乎一样的看法，就是我们不能失去整个国家. . . .让我们回归工作吧，让我们重启生活吧. . . .我们年过七十的人会照顾好自己的，但是不要牺牲国家，不要那样做，不要毁了伟大的美国梦。

[卡尔森]: 所以你是说虽然这种疾病可能会夺走你的生命，但这对你来说不是最可怕的事情？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情吗？

[帕特里克]：是的，. . . . 关键是，我们能给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最大礼物正是我们的国家传统。

帕特里克的讲话恰恰包含了贯穿反封锁立场的一些关键主题: 概率推理的使用（98%不会死）； 对于疾病非此即彼的认识（患病结果不是死就是不死）；除年龄之外将全国人口看作一个整体 （不因种族、性别、工作条件、经济不稳定、或医疗易得程度等任何相关特征而区分美国人）；决策主义（它假设每个人都有选择，而想要选择就地避难的人都可以这样做）；把国家等同于（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而不是，比方说，其人民（美国梦）；生命的相对价值；以及牺牲式语言（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将在下文回顾这些主题。

尽管帕特里克的语言采用了福克斯电视台所偏好的夸张的简单风格，他并不是一个特例。在帕特里克接受采访的前一周，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曾表示,

97% 到99%的人会熬过去，产生免疫力，并能够渡过难关。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数万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而使经济停摆。这是我们为了能够出行而接受的风险。我们不会因为数万人死于普通流感而使经济停摆. . . .除了对于可能不超过我们总人口3.4%的人来说，感染冠状病毒不是死刑 （Gilbert 2020）。

信息技术供应商 Paychex 的创始人汤姆·加利萨诺 （Tom Galisano） 用更直白的措辞说：“保持经济关闭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比多失去几条命更糟糕。你正在两害相权取其轻”（Reich 2020）。右翼电台主持人格伦·贝克（Glen Beck）呼应了帕特里克的牺牲式语言和国家与经济的等式：“我宁愿死也不愿杀死国家。因为正在消亡的不仅是经济，而是国家”（Richardson 2020）。上述观点均认为，面对当前形势只有两个明确的选项，需二选其一: 要么让一些人死去，要么杀死国家（而国家等同于“经济”）。

不用说，这样的言论激起了强烈的反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反方观点反转了（帕氏的）价值判断，但他们仍倾向于接受帕特里克那种两极化的措辞——即，我们被迫得在爷爷和经济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德克萨斯民主党主席吉尔伯托·伊诺霍萨 （Gilberto Hinojosa） 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了帕特里克的言论，称“我们的家人、朋友和社区的生命无法用美元定价”（Hennessy-Fiske 2020）。同样，纽约民主党州长安德鲁·科莫 （Andrew Cuomo） 在推特上写道：“我的母亲不是可牺牲的。我们不会用金钱来衡量人的生命. . . .没有人应该为了股市而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Cuomo 2020）。通过提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科莫指出了一些概率陈述往往会掩盖的东西。如果我们从总人口的角度预估死亡率，我们就会忽略，被牺牲的可能是特定类别的人。帕特里克副州长虽然承认老年人特有的脆弱性，但这也只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有尊严的自我牺牲者。而对于其他弱势群体——非裔、拉丁裔、美洲原住民、穷人和那些因为工作需要不断暴露在危险环境里的人——他则保持沉默。同样未被提及的还有，老年人们到底有没有做出自我牺牲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即使被赋予了牺牲者的尊严，他们愿不愿意自我牺牲。

像帕特里克副州长一样，科莫州长将经济与他母亲的形象相提并论。这种熟悉的修辞手法把统计学计算出的冰冷数字冠以亲密感情的脸孔。（同理，他也运用了给生命定价的说法，而对最弱势的群体在停摆期间面临的经济困难避而不谈）。就像情愿自我牺牲的帕特里克一样，母亲在这里以个体的身份出现；与帕特里克不同的是，她不是自身死亡的自愿施动者。但她也同时代表了老年人这一人口类别。在科莫的阐述下，母亲的死亡不再是一种牺牲，也不再代表某种美德，而变成达尔文主义的象征，反映了优生学的邪恶。母亲因此成为牺牲的受动者而非施动者（如帕特里克所想象之死亡），而这种说法使得科莫点出“针对老人的集体屠杀（gerocide）”的可能性（Cohen 2020，借鉴Servello和Evaristo 2020;参见Lewis 2020）。可能因新冠而死的人群被集中定义为那些本来就被视为即将死亡的人，而这些人的其他属性（比如长者的智慧或对后代的养育）则不再是他们形象的核心。尽管我们可能会觉得科莫提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些夸张,但是似乎有一些公众人物确实明确呼吁通过允许最脆弱的群体（例如疗养院居民）消亡而实现剔除病弱（culling the herd）的策略 （Law 2020, McLean 2020, 引用于Cohen 2020）。尽管鲜有人愿意附和他们的观点，但更普遍的问题框架——生命还是经济——主导着这场讨论。

但是，这可以与爷爷相提并论的“经济”究竟是什么？虽然一些保守派会谈到失业，但他们的批评者经常指责他们只是在捍卫精英利益，例如股票价格和企业利润。一位批评人士在描述疫情爆发初期时写道，“官员们对是否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来避免疫情爆发表示怀疑。实际上，他们的评论关注的是股市的潜在损失，而不是公共健康风险. . . .政府和企业现在被迫将企业利润与人命权衡到一种新的极端程度”（Liu 2020）。有意思的是，随着事态发展，金融业非常坚挺：受损明显的反而是餐馆、酒吧、美发沙龙、纹身店、美甲沙龙和实体店等小型企业，以及酒店、剧院和航空公司。的确，一些左翼人士意识到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将会站在疫情的最前线，因而也担忧疫情封锁带来的经济风险，但这一点很容易就被政治争论和道德决定论（moral decisionism）构成的鲜明的二元对立所忽视了（参见Fassin, 本卷）。

经济还是生命？天平的两端承载的是我们认为可约通（commensurable）的事物。我们可以立即想象出理发师和调酒师。相比之下，刘（2020）将“经济”描绘为一种由股票价格和公司这样的抽象概念来体现的抽象概念，这些概念显然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经验和个人财务状况离得很远。

帕特里克副州长的一位批评者提出了另一种角度，即将经济视为日常消费主义:“如果你问我的孩子，他们是想要更多的东西（stuff），还是想要他们的爷爷和奶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Gene Wu 的推文，引自 Morris 和 Garrett 2020）。“东西”（stuff）这个词将物质利益降级为不必要的过剩类别。另一位评论家进一步点明了这种角度的本质含意，即经济只是物质价值（materialistic values）的总体象征。这位评论家写道，“这个决定和后续的行动可以归结为要人还是要钱。这真的很简单……而且，别忘了，任何主张为财富牺牲他人的人都不能再声称自己是基督徒”（Hooks 2020 评论）。我们再一次听到了牺牲的语言，现在是在一个特殊的宗教背景下。在这里，我们进入了超验价值（transcendental values）的扩展领域。如果帕特里克州长所代表的立场将生命和经济视为同层面的、也就是可通约的事物，那么超验价值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不可通约的 （参考Anderson 1995, Feinberg 2005, Lukes 1998, Zelizer 1994）。

你会把爷爷推到电车前面吗？

我们很容易把这些表述简单看为左派与右派、进步与反动、亲社会与亲企业等。这也正是社交媒体时代政治两极化的本质。右翼对经济成本的关注在公共话语中似乎比左翼的任何类似担忧都要响亮得多。但双方其实是一致以二元对立的话语去描述我们所面对的选择的：杀死爷爷以拯救经济，还是杀死经济以拯救爷爷。就像华盛顿的英斯利州长所说：“去酒吧很有趣，我已经去了很多年了，但[现在]你去酒吧可能就会杀死你的爷爷”（Eldridge 2020）。

这些“选择”表达了美国人对公共利益和正当社会能动性的界限 （the limits of legitimate social agency）的特有思考方式。更进一步说，它们表达了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和道德主义（moralism）之间的冲突，这两者在美国政治话语中都特别突出。粗略地说，理性选择以其可衡量的结果（measurable consequences）或预期的效用（expected utilities）来对待伦理决策。道德主义则诉诸于义务论原则（deontological principles）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它经常，但不总是，动用宗教术语（见Keane 2016）。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权衡两个仅有的、并且充满道德矛盾的选项时——杀死爷爷还是杀死经济——这些立场与道德哲学中著名的“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有哪些相似之处。

电车问题是一个由道德哲学家开创的思维实验，用于澄清他们关于能动性（agency）和责任（responsibility）的直观认识 （Foot 1967, Thompson 1976, 1985）。尽管[它的设定]高度人为（highly artificial），电车问题模拟了医疗分流（medical triage）和军事情况（military situation）下的两难困境，即必须在明确的备选方案中做出严酷的选择，任何一种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某些人的伤害。在其基本形式中，它要求你想象自己看到一辆失控的手推车向五个人冲去。你没有时间警告他们，也没有办法停下手推车。谜题出现在接下来的两个场景中。在一个场景中，你可以拉动一个开关，将手推车转移到另一条轨道上，该轨道上只有一个人。在另一个场景中，你可以把一个人推到手推车前面，他的重量足以让车停下来。两种情况的客观结果是一样的：为了挽救五条生命而失去一个生命。随之而来的功利主义计算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你应该拉动开关或者把那个人推出去。然而，大多数会接受第一种选择的人会畏惧第二种选择。这两种选择有何不同？

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无休止且错综复杂。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被称为双重效应原则（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s）。这一原则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它区分了行为的预期结果 （intended results of an action）和行为的无意但可预见的结果（the unintended but foreseeable consequences of an action）。该原则认为，虽然杀人（推人的结果）是不道德的，任由死亡发生（将手推车转移到有一个人的轨道上所无意但可预见的结果）是道德上被允许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把一个人推到手推车前，你就用这个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means to an end），即，拯救五条生命。与推人不同的是，在转移手推车时，一个人的死亡只是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属于挽救生命的手段。换句话说，即使另一条轨道上没有人，改变轨道仍然可以挽救五条生命。相比之下，在推人的情况下，必须有人死：一个人的身体是停止手推车所必需的。

大多数人类学家可能会说，像这样的思维实验过于简化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同时掺杂了关于自主决策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匿名（anonymity）、计算（calculation）等等的种族中心主义假设（ethnocentric assumptions）。但即使我们为了澄清概念而接受思想实验的价值，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仍取决于合适的类比。双重效应原则似乎可以应用于两种相反的情况，就看我们怎么找类比。对帕特里克州长来说，经济就是我们推到手推车前面的那个人，而爷爷们是在轨道上被拯救的人。你在杀死经济。相反，对科莫州长来说，我们冒着把爷爷推下去来拯救经济的风险。你在杀死爷爷。他们偏爱的道德选择分别是什么？为了拯救经济，帕特里克愿意让爷爷去死（或至少冒着死的风险）。为了拯救爷爷，科莫会愿意让经济去死（或者至少遭受损失）。

（待续）

译校者简介：

张亮亮：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关注伦理和教育议题 

叶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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