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到天盡頭，守候馬航消息

他的身影剛剛消失在珀斯空軍基地門口，我的手機微信群裡出現一行字：中國衛星發現新的疑似漂浮物。

珀斯，這個地球上最偏僻的城市，幾天來在戲劇性的信息洋流中打轉。希望，推出去，又拉回來。

地圖上的珀斯，把整個澳洲大陸馱在肩頭，舉目面向茫茫印度洋。新聞裡常把這個地方稱為「天之盡頭」。

從最繁華最喧囂的香港到南半球「天之盡頭」，僅僅七個多小時飛行。悶春轉入苦夏的煎熬，一下子切換成金秋與暖冬之間的徜徉。中餐館牆上滿是「吃泥蟹最佳時節」的廣告，半天叫人反應不過來。

有了空中交通，我們可以選擇在哪裏，甚至哪一個季節生活，卻也難免在時空穿梭中驚慌失措。

兩個多星期了。偌大一架飛機，無影無蹤。大小是相對，淼淼印度洋之上，飛機，更不用說碎片，渺如一粟。已知疑似碎片的長度是二三十米，而每天的搜尋範圍卻是兩萬、三萬，甚至五、六萬平方公里。站在珀斯入海口，我第一次對遠方產生恐懼。西出陽關無故人，珀斯就是「陽關」，出去了，把自己託付給洋流莫測浩瀚無邊的海水。

熱風，像一個逃學的孩子，橫穿城市四處嬉鬧。街上常常寂靜無聲，只有蒼蠅嗡嗡嗡嗡。問起馬航，許多珀斯人並不知道。當地《西澳大利亞人》報記者跟一問三不知的中年婦女急了：「這是冷戰以來最大的新聞！」婦女看看他，也許在想，冷戰是誰啊。當然也有不少人關心着239個陌生人的命運。

陸地之踵、伸進印度洋的珀斯，是所有背井離鄉者的終點。不管你懷着什麼目的，帶着什麼故事，劫掠還是隱逸，兇殺還是愛情，這裏，就是漂泊的終點。

1826年漂到這裏的，有英國海軍上校詹姆士·斯特林。發現珀斯天鵝湖的時候，他35歲，力勸英國政府在這裏建立殖民地，並敏銳發現日本的重要，與之結為友邦。後世稱他為「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軍事家」。英國人漂流到澳大利亞的歷史對於當地土著來說，卻是災難。他們不是被迫離開，就是染上歐洲人的病菌大批死亡。

今日珀斯，是一個種族糅雜的地方。它距離南亞，比首都坎培拉還近。一天晚上，見到一大家子華裔，三代十幾個人，圍坐在餐館，別有一番感動。香港人把繁衍後代稱為「開枝散葉」，在這裏剛好對應「落地生根」。

然而終點的安寧，也包藏了壓抑。遙遠的終點，也意味着與世隔絕走投無路。西澳大利亞富裕穩定，自殺率卻奇高，是年輕人第一大死因。醉漢，也是當地「三多」之一（另外兩個據說是肥婆和蒼蠅）。街上見到警察截停汽車，門一開，三個年輕人酩酊倒臥。《星期日時報》頭版，追蹤一個當地家庭的故事。去年，一個醉漢開車撞進這家人後院，撞死了他們的孩子。

對於大批趕到的中國媒體，珀斯也是個起點。有人慨嘆，馬航事件報道中看出，中國沒有真正的國際新聞。搜索進入第三天的時候，現場記者越來越多，中國面孔在國際傳媒堆裡快佔到半壁江山。這是我在短短兩年內，第三次體會到中國媒體的「量變」。第一次是2011年在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崩潰。過去只有新華社央視和鳳凰衛視做這種奔襲千里的新聞。但那時，地方電視台、財經媒體都來了；第二次震撼教育是2012年倫敦奧運會。中國記者團規模超過了美國媒體。我在新聞中心遇到兩個來自鄭州電台的記者。他們第一次從事國際報道，幾個月前已經僱傭了當地中國留學生做翻譯。江西衛視女記者不會英語，跑到唐人街見人就問「你是江西人嗎？」就這樣，居然找到了在奧運會開幕式上做志願者的老鄉。所以，不必驚奇，當有關中國人的新聞成為媒體頭條，天之盡頭，對於中國傳媒來說，是志在必得的咫尺。

然而，包括我自己服務的媒體在內，無法與大牌傳媒比陣容。CNN、BBC、Sky一出來最少五人，戰地採訪還配備專業保鏢。團隊靈魂是製片人， 控制報道內容、質量，與前方溝通，尋找新聞線索，記者得以更專注地呈現新聞。這就是為什麼CNN那麼多記者，從各地發回報道，水準卻保持如一，內容有延續性。中文電視台能與之比規模的，只有央視。其他電視媒體都是輕裝簡行，一人多能，沒有製片來掌控質量。甚至見到90後記者用兩部Iphone，一人搞定所有採訪、連線。記者完成得嫻熟漂亮，但在我看來，這不是新媒體的開端，而是 「插旗時代」的終極產物。這次中文媒體完敗的關鍵在於，別人挖內容的時候，我們還在玩形式。指導思想出了問題。

剛剛參與國際報道的中文媒體，尚未進入狀態。一名記者在等待兩架中國運輸機抵達時，突然問中方官員：「我們在等什麼呀？」官員樂了：「那我得從盤古開天闢地跟你說起！」

我的朋友秦軒給BBC撰文《馬航事件暴露中國傳媒的「軟肋硬傷」》。他把中文媒體的國際報道令人失望，歸結於「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仍然處於啟蒙階段，缺乏對異域文明的理解與適應。」耐心點，中國記者連護照簽證的問題都沒解決呢。為了快速到達現場，中文媒體流行的做法是僱傭海外華人，舌頭剛剛可以捲起來講普通話的香港人最吃香。

有意思的是，香港看似承擔了大陸衝向世界的先鋒角色，它本身，卻如珀斯一樣，背負着來自大陸的壓力，而面向茫茫未知。

建立珀斯的英國人詹姆士·斯特林，出生在海軍世家，12歲從軍。我在劍橋念書的時候，教「外交與情報」課程的教授說，父親早年在印度當總督，也在巴基斯坦殖民過，「異域文化對我來說，是個很自然的背景」。教政治的老師出生在蘇丹，過去家裏還有衛兵。新聞導師說，小時候媽媽帶我去大英博物館，看到來自伊拉克埃及的文物，我就想，將來要去那裏，「你們中國的博物館只有中國的東西。」

不作是非判斷的話，不得不承認，「世界觀」的差距，從搖籃裡就註定了。西方人又不恥於談論金錢的誘惑。美國外交部只有二十幾個人的時候，洛克菲勒那樣的商業公司就組建了調研網絡，考察各國情況，成為日後美國智庫的先驅。

今天中國人應對世界，常常在乾隆帝「天朝什麼都有」的無知無畏，與現代世界驟然變平後「什麼都缺」的惶恐中進退失據。

路透社報道說，中國兩架運輸機22號抵達珀斯的時候，降錯了機場，原因是中國飛行員的「英語太糟糕」。我在現場知道當中出錯，不是因為語言，更可能是加油和跑道長短的問題。但路透社報道的中心意思還是值得一思：「跨國合作面臨多種挑戰」。

中方接待組組長的聲明，比澳大利亞飛行員更多使用「政府」與「領導」這樣的字眼。與已經三天一無所獲的澳大利亞軍人相比，新鮮抵達的中國人看上去更具備雄心與信心。但在要不要面對外國媒體的問題上，還有些猶豫。

在中國衛星發現漂浮物之前，在此地展開搜索的是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這個集體的名詞是「盟友」。初來乍到的中國，受到歡迎，但也需要磨合。想起《江城》裏面，何偉問他的一個中國學生：「中國的敵人是誰？」對方輕易舉出英國美國所有帝國主義壞分子。問「中國的朋友是誰？」學生卻一下子想不起來。

根據燃料儲備判斷，珀斯面對的南印度洋海面，很可能就是馬航飛行的盡頭。希望所有的流言、猜測、陰謀論，在這裏儘早結束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