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者哲思手记（随想随记）

5月16日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什么是工人面对的问题，以及我们怎么看待工人表达出来的“问题”？一个群体中的任何工人个体，一个行业中的任何工作场所的工人个体遭遇，总是非常多元化的，而工人自身所关切的具体工作困境甚至都可能是多元的，也就衍生了听者所生发的所谓“比较”——哪个/里工人相对更惨——基于不同场所工人遭遇的困境的“受害”程度。但是在我们尝试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工人的时候，必须无时无刻的谨慎：若工人的困境可以用“惨”来简单形容和比较，那要如何回应不同“惨”度的工人似乎都在遭遇同样的行动力困境？——那一股压在工人的“气”，似乎并无法用比较来形容，也无法用不同程度来度量。

所以“惨”不惨本身不重要，更不是我们用来认识工人的切入点和开始点，这也会令我们坠入到另一个行动主义上的歧途——以惨的改善来定义成功与失败，以惨的程度来定于工人群体所遭遇的压迫。这都是最需要谨慎的行动困境，也是想象力困境。

相反，去思考所谓工人的“行动力困境”背后的根源，才是组织者所要认识的真问题。惨与不惨都极为个人化，无论是组织者自身的评判还是不同工人个体间的评判，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行动力困境却存在极大的公共性。因为这正是集体性的失权所造成的绝境，在长时间的不断消解自信和行动主义的资本主义霸权管理实践下，对改变的悲观主义正在资本逻辑下不断的生产和在工人当中再生产，造成了连锁性的困境。若看不到所有所谓工人问题背后的此类权力困境，纵使我们很努力的回应了关于“惨”的问题，减轻了其程度，但实际上我们并看不到工人在行动力困境上的一丝解放，毫无破局。

组织者的问题意识，决定了ta怎么理解问题，怎么回应问题，以及怎么处理工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背后的真问题。或者这么说，在未经结构性剖析和教育的工人面前，他们的困境或许是关于惨、关于物质的问题，但是背后深层次关于权力结构的问题被掩饰了，这是资本的杰作；而组织者要回应的，要清晰看到的，恰恰并非惨本身，而是通过工人的生命历程，来理解惨是如何被建构和背后的真问题是如何被掩饰的。工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正在于此，ta们的生命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也帮助ta们自身去梳理这其中的“掩饰“，这才是工人组织工作和教育的核心，这也才是去评估何为工人工作的目标的标准。去理解惨背后的那股“充满无力感的气”是怎么形成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朝着真问题的方向去解决问题，也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

再者，第二个引发的问题，如何令工人觉察、令工人可以为集体而行动？在几乎绝大多数的互动，甚至全部互动当中，或许很多人都会对工人行动产生莫大的失落和挫败感——懦弱的工人不愿维权，积极的工人只愿为自己着想。这都远远颠覆我们对工人的想象。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工人就是如此；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否也是从来都是个人主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残酷的环境之下，苟且保全自身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还要冒着吃力不讨好的风险去争取他人的利益。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工人也是人，更不是天然就会成为一个所谓理论里的运动带领者，这都是乌托邦者或者说门户之见者极为离地的念想，非常的可怕。

我们必须意识到，工人是需要教育的，就如我们也是需要教育的，但我们外来者（组织者）绝不是教育者本身，因为工人的生命经历才是我们及他们自己的教育者本身。也就是说，去解决集体行动主义的源头问题，仍然要回到工人自身的经历上，从这里汲取思想来源，而不是将工人不行动转变为所有的埋怨苦水——扔向残酷的资方或权力，又或扔回自责的工人自己，这对教育本身都是致命的。

回到具体的解决方案。现实当中，有太多的工人对于推动集体行动主义抱有极为悲观的念想或创伤，工人的无法团结都在不断消磨其中积极分子的行动精神，甚至传递给其他可能成为行动者的观望者，陷入无止境的死局。但是真的不可能改变吗？一切都是可能的，只是组织者可能太容易放弃了，或者被积极分子所传递出来的消极情绪所带进去，而看不到，或者说，跟这些工人一样，都看不到背后的可能性。都走不出来。

工人的生命经验既是个人的，也是公共的。可是，但集体的事件受挫或者阴影之后，工人会自行对生命经验中公共部分进行自我否定——这是最可怕的，其实可怕的从来不是对同事的否定，对资方的否定，而是对自我的否定。而留存下来的只有个体经验的部分，这迫使工人行动者选择另一种最能保障自己的方式生存，但是却同时也掩饰了或者令自己也被遮蔽了，所有问题的持久性解决方案，必须通过集体的方式才可实现，但是很遗憾，被遮蔽了。这令鼓励积极工人持续为他人同事行动，成为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与ta留存下来的生命经验并不符合，也看不到未来。

回应这样的问题，并非强行灌输以集体性的理论观念，因为工人生命经验中的公共部分已经被自我否定了，并非用理论上的灌输、讲理便可追回，这太天真也太容易受挫，毕竟工人并不如组织者所想。但这也并非没有出路。事实上，出路仍然是在工人本身的生命经验当中，而组织者需要做的，是协助工人重新梳理其生命经验中的公共记忆，重新看到其公共的部分，重新建立公共与私人的记忆突触连结，才有可能创建所谓的集体行动主义。怎么做， 恰恰没有捷径，而是用一种更为谦卑的心态，与工人攀谈，去认识、学习ta一路走来的生命过程，捕捉其中的公共性，进而协助ta理解其中的真问题，所谓的公共性可能是ta的家庭、ta的情感牵系等等，这些一直以来都被组织工作所忽略的地方，也是重建行动主义的切入点。在没有完全认识工人的时候，我们将难以找到这些希望之处；在工人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时候，ta也将难以完全对自己、以及集体产生充分的自信，而这些或许都需要在生命经验中、工作场所的经验中，重新去认识和建立理解，才有可能回应到最为核心的问题——关于行动。

行动教育的突破口一定是存在的，只是它并不存在于你我的头脑中，也不存在于书本理论之中，而是存在于工人群体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之中。作为工人的他们、作为组织者的我们，都缺乏一个姿态去探索去认识这些经历，才造就了所谓工人的行动力困境，以及组织者的无力感。

5月18日

       回想起那段可以做组织工作的日子，虽然极为辛苦，伙伴也更辛苦，但真的快乐。在夹缝中寻找空间并不愉快，也必须时时刻刻担忧、焦虑，但却是因为有伙伴同行，也因为能够在摸打滚爬中慢慢的践行自己的理念，偶尔走弯路偶尔受挫，把想象转化为实践的知识，从社群中  得到回应、或无力或积极，这是一种很自由的快乐。真希望还可以有"辛苦"的机会。
       自由和解放一直以来都是我理解行动的基础。一辈子很短，一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而改变必然是历史性的、动态的，我们不可能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相反民间行动者恰恰要更谦卑的看待社会的改变，每一个个体仅仅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催化加速这个过程，而宏观的结果并不必然与我们相关。但，其中最重要的价值，恰恰是我们在这其中实现的自我解放，一种重新拥有自我主导权的想象，能动性是多么的诱人，在这个充满禁锢的年代。
       日常快乐可能很简单，一杯酒一顿饭，但自由的快乐却需要一辈子去抗争。
     （记于2020年5与17日的一段文字）

5月20日

回应2020年5与17日的文字。谈解放、谈位置。

这是一段很深刻的感慨，一方面是对于团队和实践的感慨，另一方面是关于行动者的运动位置和追求。这都是过去许多年，回头看，而留下的感触，以一个更加谦卑的姿态去从运动中汲取关于自我解放的知识。

团队与实践。我必须诚恳的感谢过往团队的陪伴，给予了彼此很多的能量去探索，尤其是在我状态极为差的情况下，成了支持探索的唯一要素。大家在这其中不断的反思，甚至到了自我怀疑的处境，不断的质疑自身是否真的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探索上，是否背离了工作的初衷，以及所要改变的东西——这一次评估的标准并不来自于我们成功的解决了多少问题，获得了多少的物质成果，而是来自于我们对工人的想象。理想中的工人形象在不断被丰富，不断被打磨，也当然在不断的失落——因为每一次，ta们都不可能是我们理想中的样子，甚至在其中不断怀疑，路径是否正确；也在其中的行动妥协中，不断质疑、自省，妥协是否应该——在工人成长的组织工作上，本不应该有所妥协。

但的确，我们做了很多妥协，来自于能力上的不足，来自于实践经验上的不足，也来自于政治空间的不足。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常态妥协的不舒服，让我们仍然有能量在不断丰富化我们对工人解放的想象。而这过程中，所有的实践经验都在帮助我们判断对与错，工人是否长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或者他们真正的样子。仍然有太多未知的东西，毫无止境，却乐趣无穷。只是可惜，这样的时光非常的短暂，我们难以真的走完实践，也难以看到一个理想的境地。或许伙伴会很遗憾，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人的转化，看到了解放的所在，看到了一些不可能的可能性，这过程本身就是我们作为组织者自我解放的核心——解放从来不是结果，而是那个过程，那个关系，那个气场的形成，以及想象的不断具象化。

关于行动者的位置和追求。关于组织实践的萌发，也正是来自于这一层的反思，对于过往自我行动主义的反思。行动者将自己作为运动的核心，将自己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或重要来源，甚至将自己作为改变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将自身作为行动者而不是组织者的设定。无论是基于当下时局的思考/尝试，还是对于运动本身的位置，行动者的想象都是存在很大的危机的。这种将自己割离于工人或者运动本身的行动模式，并无法从社会环境各成分中汲取能量，或者说改变的策略或灵感，因为行动者要做的就是行动本身，处于某个中心的行动本身，是结果导向的，是影响（力）导向的；但所谓解放，所谓赋权，从来无关于影响力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会变成了“去权”。我们并不是要这种行动主义。

组织者，强调的是关系，是教育，是一种深入内心的肯定和鼓舞，即便这不直接导向所谓结果式的行动，但是却是引向创变式的变革，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的重构，对于人之于社会的位置/力量重构，以及人之于社会改变的关系重构。这是一个更为艰巨的路径，也是为什么无法吸引到人的原因。你必须谦卑，你必须放弃你的社会位置想象，你必须离开那个中心，你必须放下你的门户之见的理论——获得那些东西并不是改变的真理，你的解放从来都来自于放弃。工人不踏出准备好代价的那一步，ta不会有改变的下一步，不会有侥幸——代价是必然，是必不可规避的。组织者的教育，就是要回应，我们该怎么看待自己拥有的虚假存有，理解“拥有”的不存在，看到“虚假”的建构，而真正的去意识到，代价是永伴随的，是要面对的，唯有面对才是破局所在。

5月21日

对于与工人的对话，回到更为实际的问题中来，我们该如何面对工人无尽的‘埋怨“？

埋怨是好的，因为至少工人意识到问题是存在的， 问题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与自己的生活苦难是相连共体的——一个不会埋怨的工人当然是相当令人恐惧的，这并不是因为ta并没有接受到资本的压迫，而恰恰是，ta的哲学思考中，已经资本的逻辑生生合理化了ta的苦难，资本对其的否定，或者说来自压迫者的人格成为了其根深蒂固的本身的人格之一，而ta并没有或者很难意识到自己并非自己——任何现实的落空，皆归因于自我的无能。所以，至少，埋怨本身成了觉察资本生产中”不对劲“的启发点，对于自身生产创造的价值与应得价值的比较上的不平衡，自身商品化后赋予的价值与再生产生活所需的不匹配。

但单一的埋怨又是可怕的。与工人聊天，即便听到连连的埋怨，但是其全身上下都会透出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而你也在其中不断的被强化感染。”能怎么办？不都是这样吗？“”法律又不会帮我们“”反正我们啥也不懂，就只有被欺负的份“”你说的都对，但是有啥用？“——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一系列拷问？工人并非不懂劳动法，你也并非不懂劳动法，但是谁都明白没啥用；可我们还是硬生生的跟ta科普法律如何使用、法律可以如何帮助到ta，这难道没有问题吗？

我们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在不断的发挥一个作用，一个不断给予工人强调的自我否定，重复又重复的自我否定，对于改变的否定，一层一层的加深”埋怨“本身的根深蒂固。埋怨本身的恐怖来自于，其承认了自我的不可改变性，对于结构改变的否认，以及对于自我能力的否定和对于当下结构的合理化。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埋怨日常，正在不断消解关于行动的想象，而且是集体性的、瘟疫式地蔓延，这比一时的集体行动胜利的传染性更强更广。回应埋怨，是组织者必须要处理的日常危机。

我们肯定埋怨所生发的，对于工人看到工作场所不公的认可，但是其反向作用却需要时刻警惕，必须要主动介入，刹住埋怨的蔓延，并将埋怨内涵中对于工作场所的批判，1）深刻分析和强调，埋怨作为批判的存在；2）转化为行动正当性的来源。埋怨因其极大的”消解“能量，遮蔽了其中工人内发的对于职场权力关系的批判和觉察；组织者要做的，正是要剔除其中消极的部分，高亮其中的资本结构的权力分析和管理控制，从而强化工人对于资本作为压迫来源的批判，令其超过对于自身能力的否定，从而根本上处理在思维模式上——埋怨是作为批判的存在，而非作为否定的存在。

其次，何为工人行动合法性的来源？这需要一个极为彻底、变革性的的想象，如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工人的拷问”法律又不会帮我们“。工人行动的合法性并不来自于法律，而是来自于压迫本身。合法的反抗并不能解释工人压迫的全部，也无法回应压迫的处理，更是在消解制度外行动的合法性——这对工人关于行动的想象是一个极大的桎梏。面对压迫，只有合理不合理，从工人的切身生命经验中出发，就能告诉你答案——埋怨的情绪萌发也来自于此，并非来自于法律。

因此，埋怨作为批判的存在，首先讲否定本身从自身转向了压迫者，对于压迫的来源有了更为具体的认知和觉察。那么下一步，如何回应否定本身，就必须有一个关于行动的讨论，这既是进一步对自身正义的肯定，也是解决埋怨的问题出口的问题，所谓导向行动。可是，什么才是回应埋怨的行动？一切的伏笔恰恰都在此前已经形成——在组织者协助工人处理关于埋怨是之于”谁“的否定的时候，我们必须处理职场权力结构的分析，从微观的位置上看到压迫如何产生，又如何产生影响——而这是行动的思想来源——与工人共同学习了压迫如何产生，也就看到了如何反抗的秘诀，这同样来自于真实的工作生产体验。

当然，同样必须承认，我们无法真的理想化的， 实现将埋怨导向真实发生的行动；但是这一思考探索的实践，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工人在其中，彻底的从自我否认中走出来，而去重新思考所谓压迫、所谓否认的真实来源，至于是否要基于此做出行动的改变，则是每一个人的的”火候“，需要时机，需要时间，需要小的实践——这完全没法操之过急，工人与任何普通人一样，与我们一样，就如我们面对强大的权力机关，不断的被否认，被诋毁，被威胁，自我怀疑所谓行动或者自我追求或者批判性思考的价值，甚至对自己价值取向产生极大的人生怀疑，这都是同理的。我们都需要经历过一个重建自我肯定的系统，但这并非简单的说我要自我肯定便了事，而是我们要重新回看我们如何走到此地，我们是如何在过往的权力关系中被不断的否定，谁在施害，恐惧/埋怨遮蔽了我们的对于正确与否的理性思考，对于自我能力的否定。——这一刻，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拿回自己的力量，所谓肯定。

——工人亦是如此。千千万万不要用特殊的视角来要求工人更为进步，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如此，也是在如此压迫下的一个产物，我们也在参与压迫的生产和再生产，从来都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所理解的解放，不是单一的，不是个体的，不是特殊的，而是群体的，而是普遍性的，我们都在参与其中，我们对于工人的解放实践，同样是对于我们自身的解放实践。

——所以，要给予觉察和行动时间。如上面所提到的，对于”埋怨“所需要做出的行动，需要时间和等待（不是等待外在的时间变迁，而是等待/允许主体的缓慢成长），工人需要通过不断的小的实践，来重建肯定的工程，我们都是如此。所以所谓组织者的谦卑，所谓行动者的核心念想的批判，都来自于此。这并非否定大的工程是无效的，而是强调，重建的工程无法仰仗大的行动，恰恰只有小的实践积累才是希望所在。你要相信工人，就如同你要相信自己一样。若你无法做到对自我的首要相信，重建肯定的相信，那必然我们将陷入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再次否定的循环当中。

埋怨作为必然的存在，我们并不是要恐惧它，也并不是要放纵它，而是要正面应对它。当你的生活，与工人的日常对话中，是充满了100%的埋怨对谈，一定要警惕这样的对话的发生。它会传染，会令你自身对于工人工作也产生怀疑。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将充满埋怨的往下滑的深渊式的对话，扭向正向批判、反思的方向。将埋怨话语的比例逐渐减少、减少、减少到20%，带入关于”否定“的批判，关于”肯定“的探索，关于行动的提案。一个以埋怨开始、埋怨结束的对话，是自我否定的生活的延续和加剧；而一个以埋怨开始、但批判结束的共同对话（注意，不是你自身形成批判结束，而是工人觉察并认可到其批判的部分），却是能量积累的开始，是自尊自信的开始，是解放的开始，那是一种开心、畅快的感觉——如果产生了，你是一定能感受到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