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的發展軌跡（3）：抗疫即抗爭 —— 不同戰線的發展和交織

在爭取普選無望、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與日俱增的大背景下，由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但運動的目標很快超越撤回修例草案，演變為反抗政府及警隊、爭取政治制度改革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至今仍未完結。

在這一章，我們從導火線「修訂草案」開始介紹，再整理從2019年2月（保良局提出修例草案）到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刊憲）的運動發展。為方便讀者掌握和理解變遷的軌跡，我們將運動粗略分作三個階段，羅列關鍵的事件，講解運動目標和抗爭策略的變遷。最後，我們透過簡單的問答，回應官方敘事中經常出現的運動指控。

3、第三階段：抗疫即抗爭 —— 不同戰線的發展和交織
2019年11月19日－2020年6月30日

在11月的大學佔領中，持續激進化的街頭行動達至高峰，面對難以升級的困境。萌芽於運動中的區議會、國際線、工會、「黃色經濟圈」成為延續抗爭的重要陣地。2020年1月底，香港出現首宗新冠肺炎案例，疫情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背景。政府藉抗疫之名打壓集會遊行自由；抗爭者陣營則變作「自救抗疫」的主體，維繫網絡和延續抗爭。2020年6月，中央政府強行通過《國安法》。「反修例」運動面對嚴峻的政治打壓。

3.1  議會、工會、「黃色經濟圈」、國際線

在2019年11月底的「理大突圍行動」後，街頭的勇武抗爭面對延續的困境，街頭抗爭的規模縮減、頻率減少、與警方對峙的場面亦大幅下降。與此同時，過去數個月在在運動中逐漸發展壯大的議會、工會、「黃色經濟圈」、國際線則成為延續運動的重要陣地。

在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中，支持運動的議員在市民對運動的支持下取得勝利，為社區組織帶來平台和資源，也展現市民對抗爭的支持，被國際社會視為掌握香港社會民意的指標，間接帶動國際線的上升。2019年11月28日，美國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獲得香港示威者的支持，當日有10萬名市民參與「人權法案感恩節集會」。當街頭抗爭變得困難，更多抗爭者將希望放在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制裁和圍堵。

另一方面，在2020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成為下一個備受矚目的戰場。在2020年上半年，社會上出現大量關於選舉的政治路線討論和民間動員。自2019年年底，職場上的同路人在各個行業成立工會，在新職工會登記申請數目攀升的同時，跨行業的工人網絡也逐漸形成。新工會頻繁組織各區聯合街站招募新血並成為重要的抗爭主體。隨著公共空間的抗爭空間收窄，「黃色經濟圈」承接運動的能量，成為示威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費實踐貫徹自己的政治理念、在日常生活中凝聚同路人的陣地。（關於議會、工會、「黃色經濟圈」的詳情，我們會在第六章〈街頭之外的抗爭〉更詳細的說明）

3.2 區議會選舉：民意的勝利

在持續數月的示威後，抗爭者視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為體制內的戰線，以取得多數席次，搶佔長期被建制派所把持的地區資源為目標。抗爭者陣營一方面視選舉為市民對運動表態的民意公投；另一方面，希望阻止建制派區議員把持經濟資源，利用區議員的位置將政治議題帶入社區、聯同地區網絡支援運動，壯大抗爭勢力。

區議會選舉在兩所大學的激進示威高峰後舉行，在選舉前，抗爭者陣營擔憂激進的抗爭會令「民意逆轉」。然而，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率超過七成，打破歷史紀錄；民主派在全港452個議席當中奪得超過85%的席次取勝，大量政治素人因為其支持運動的立場而當選。非建制陣營的得票率近六成，建制陣營的得票率近四成，也就是說，有過半數的香港市民支持運動。區選的勝利對抗爭陣營很是鼓舞，不僅開啟「議會戰線」的討論和發展、帶動「國際線」的上升。當延續街頭行動困難重重，支持運動的新任區議員獲得地區平台和資源後，成為在社區凝聚抗爭者的長期據點。

3.3 參選立法會：癱瘓政府運作和揭露打壓

在區選的勝利的鼓舞下，原定在2019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成為下一個備受矚目的戰場，「反修例」抗爭者計劃取得過半數的議席[1]，利用投票結果彰顯民意之餘，也透過癱瘓議會的運作施壓，迫使政府回應運動的訴求。

2020年春天，戴耀廷等人開始醞釀民主派參選人間的「初選」協調機制 ，計劃透過公民參與、投票讓市民有機會就其對參選人的支持度表態，作為正式選舉部署的參考，以確保民主派陣營能獲得最多的議席。4月28日，戴耀廷在報章上發文提出「真攬炒十步」，明確民主派在掌握議會後對政府施壓的路線圖 。6月，35名立法會參選人簽署〈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的立場聲明書，表明認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並承諾當選後運用「財政預算案」否決權，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

在2020年上半年，社會上出現大量關於選舉的討論和動員。一方面，抗爭者視議會為寸土必爭的陣地之一，以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取得最多的議席為目標，積極動員市民參與投票、「功能組別」的選民登記；另一方面，部分抗爭者預見在政府的強硬打壓下，民主派的候選人難以進入立法會。但盼抗爭派在初選成為主流，迫使政府大規模取消資格，以揭露政府對香港的議會的全面打壓，繼而「破局」至「攬炒」，爭取國際制裁。

3.4 「抗疫」即抗爭

2019年12月，中國內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曝光，2020年1月底，香港出現首宗確診，新冠肺炎疫情成為2020年的社會運動的重要背景。

香港政府抗疫的反應緩慢，卻推進各方面的政治打壓，並以「抗疫」之名打壓集會遊行自由，包括「反對」集會遊行申請，再密集部署警力、截查搜身、發出控票、大規模圍捕以打壓集會遊行自由。在強硬的打壓下，零星的示威仍然出現，2020年5月底，數萬名示威者就強推《國歌法》和《國安法》上街示威；6月4日，數萬名示威者在維多利亞公園以及各區集會。但隨著風險的增加，街頭抗爭的頻率顯著減少，參與人數顯著下降。另一方面，抗爭者陣營也透過抗疫來承接2019年的運動能量，維繫網絡和延續抗爭。在運動參與空間急遽緊縮的政治環境中，「抗疫」成為敏感性較低、容易動員示威者共同參與的事件。在疫情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下，在運動中形成的社區網絡、工會、區議會、黃色經濟圈則成為公民社會「自救抗疫」的主體，並透過抗疫的共同目標產生跨網絡的連結和互助。

在社區，過去發佈示威動員的「連儂牆」網絡轉而發佈抗疫資訊；多個地區出現反對設立檢疫中心的小規模示威；區議員和街頭抗爭的後勤網絡成為搜羅和發放抗疫物資的網絡。當公共空間的活動在疫情下被限縮，黃店成為在日常生活中延續抗爭的空間。不少黃店將室內牆面變成「連儂牆」、免費發放抗疫用品、為有困難抗爭者提供伙食；另一方面，在疫情帶來的經濟寒冬中許多黃店的經營陷入困境，抗爭者陣營則透過宣傳黃店、實踐在運動中煉成的消費習慣、舉辦消費季、組織跨區外賣等方式支持「黃色經濟圈」。

在職場，疫情是新工會成立後面對的首個社會危機。在 1 月底香港出現首宗確診後，「醫管局員工陣線」提出「禁止旅客經中國大陸入境香港」、 確保工作安全等「五大訴求」並發起 5 日的罷工。其他新工會、「黃店」、社區街站、區議員也積極投入罷工的聲援。儘管政府極力否認和醫護罷工的關聯，但在罷工後加強邊境控管，包括停駛高鐵、關閉口岸、實行 14 天強制隔離等政策。

香港作為一個毗鄰中國大陸並且往來密切的城市，並沒有出現嚴重的社區大爆發、甚至可說是疫情受控[2]。超過七成的市民同意，若疫情沒有大規模爆發，是「市民民間自救」的成果；僅近兩成的市民同意是「政府處理得宜的成果」，足以見到市民普遍不滿意政府的抗疫表現、並肯定民間抗疫扮演相對重要的角色。在 2020 年，當大規模的示威表態變得困難，政府也以防疫的藉口推進社會控制，區議員、新工會、「黃色經濟圈」在維繫抗爭者網絡的同時，也抵抗政府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打壓，直斥政府的紓困、全民檢測和疫苗接種等政策上的問題。

3.5 《國安法》的立法

在2020年上半年，雖然街頭抗爭大幅減少，但議會、工會、黃色經濟圈乘載運動的能量，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持續發展。然而，在2020年5月底，中央政府突襲公佈《國安法》的立法，對運動帶來嚴峻的挑戰。

2020年5月21日，中央政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前夕表示今屆議程包括「香港國安法立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在會上指出，在2019年的「反修例」以來，香港的國家安全風險日益突出。「反中亂港」勢力從事破壞國家、分裂國家的活動，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嚴重危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但在香港推行「廿三條」的本地立法十分困難，故從中央層面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5月28日，全國人大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並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相關法律。

在中央強行通過《國安法》之際，示威者在5月24日、5月27日游擊示威，警方大規模圍捕數百人。6月20日，「二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線」聯同「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就《國安法》舉行罷工罷課公投，高比例的投票者反對《國安法》，但因參與人數未達門檻而未能發起行動。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港區國安法」以全國性法律的形式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在7月1日，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實施。在短短數週的時間，中央架空香港的立法機關，由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再在香港刊憲實施，為「反修例」運動帶來嚴峻的打壓。

註：

[1] 香港立法會共有70個議席，35名由地方選區直接選舉（地區直選），其餘35名議員則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在過去的歷史上，民主派從未能在議會中議席過半的紀錄，抗爭者陣營計劃在2020年的立法會70席中拿下至少35席。

[2] 據統計數字，截至2020年12月，香港每十萬名市民平均有約110人確診。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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