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摘要

核心概念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Marx 2001[1851]: 8-9)

馬克思以此概念來分析法國1848年初二月革命至1851年末路易．波拿巴復辟的過程，認為是由於各階級受限於各自的利益導向與生存條件互相傾軋，再加上法國在封建邁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因應統治需求擴張的龐大官僚行政體系被路易．波拿巴所掌握，方才導致了進步的革命成果無法固守，讓路易．波拿巴得以召喚帝制的亡靈。

推論過程

（一）二月時期

二月革命對於舊社會而言是個意外事件，原先目標為選舉改革，但衝突越發激烈，反倒促成了共和國的誕生(Marx 2001[1851]: 15)。無產階級錯誤的認定這已是勝利，忽視了舊社會力量的恐慌與集結，最終無法以六月起義阻止資產階級共和派所開設的國民議會，無產階級自此喪失了領導革命的能力(Marx 2001[1851]: 15-16)。此事件揭示了問題的重點並不是在共和制或君主制，而是資產階級對於其他階級的專制統治，共和國只不過是作為一種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變革形式與秩序罷了(Marx 2001[1851]: 17-18)。

（二）共和國成立（制憲國民議會時期）

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統治結果是擬定共和主義憲法，但這只不過是舊憲章的共和版本，嘗試將個人自由與（資產階級的）公共安全協調起來(Marx 2001[1851]: 21-22)。但是，此憲法的問題在於立法議會與總統的矛盾：國民議會必須使用憲法來排除總統，但總統若要排除國民議會卻只有違背憲法一途。這是一種對於憲法權力的賭博，國民議會始終在政治舞台上，但是總統卻可以隱居起來，憲法所規範的人民直選方式讓其成為王權、神權的體現者(Marx 2001[1851]: 22-24)。

農村反對城市的表現具體結果是1848年12月10日時路易．波拿巴當選總統(Marx 2001[1851]: 26-27)。而在六月起義時正統派（地主）以及奧爾良派（金融資本家與工業家）所聯合起來形成的秩序黨成為代替路易．波拿巴本人行動的力量，並且讓路易．波拿巴開始學會利用人民、運用武力來反對、貶低國民議會(Marx 2001[1851]: 27-31)。

（三）立憲共和國（立法國民議會時期）

路易．波拿巴組成了秩序黨的內閣，而國民議會裡最大的反對黨為山岳黨（社會民主派）(Marx 2001[1851]: 34-35)。不過，正統派與奧爾良派終究有其各自不同的物質條件與社會關係，本質上為地產與資本的競爭與矛盾，因此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傾軋不休。只有在共和制的國家形式下兩者才能作為結合起來的資產階級來和其他階級對立，但是共和制也導致他們必須直接面對來自其他階級的鬥爭(Marx 2001[1851]: 36-38)。

至於山岳黨背後的支持者為小資產階級與工人的聯合，由於兩者的互相妥協而僅將調和資本與雇傭勞動的矛盾作為目標，失去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色彩。這樣的妥協導致了山岳黨的政治判斷產生錯亂，在應當運用議會權力時選擇了號召武力，反倒在應當運用武力的街頭天真的使用議會式的行動，最終導致了徹底的失敗(Marx 2001[1851]: 39-43)。

秩序黨將山岳黨成員交付法院審判後，卻又執行了憲法應服從國民議會多數決的原則，這樣的矛盾貶損了議會的不可侵犯性，提升了總統的地位。同時，山岳黨的失敗讓路易．波拿巴以一種無關者的姿態接收了這場勝利(Marx 2001[1851]: 43-44)。另外，路易．波拿巴就任總統後違憲將國民自衛軍與正規軍的領導權一併交付於最高軍事統帥，致使資產階級在往後對抗軍隊的力量就這樣被自己銷毀(Marx 2001[1851]: 45-46)。而國民議會於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休會，使得秩序黨在此又分裂為各自的小集團爭吵起來，讓國民為之譁然(Marx 2001[1851]: 47)。

在國民議會復會後，路易．波拿巴解散了議會制內閣，使秩序黨喪失了掌握行政權的能力(Marx 2001[1851]: 47-49)。資產階級的利益是與龐大的國家官僚體系緊密聯繫著的，需要在其中安插人口以及從國家薪俸裡獲益，但是在政治利益上資產階級又必須削減國家機器來應對社會輿論，這就造成了議會權力弱化，同時行政權日益膨脹(Marx 2001[1851]: 49)。秩序黨最終只能將反對派的一切歸納成社會主義，這樣推論下去使得議會制度也應當被指責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變得像其他階級一樣毫無價值，但唯有如此個別資產者才能繼續剝削其他階級(Marx 2001[1851]: 52-54)。

社會民主派在1850年3月10日的補選全數當選，路易．波拿巴面對此局面又退縮到秩序黨背後，這使得社會民主派誤判形勢，以為已經取得勝利，便將革命的精力與國民的輿論力量消耗在議會中的空洞議論裡，反倒維護起憲制的秩序(Marx 2001[1851]: 56-57)。5月31日資產階級發動了法律修正，將總統選舉從人民手裡暗中轉移到國民議會，藉此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Marx 2001[1851]: 58)。

路易．波拿巴在先前議會休會時四處巡遊，組成了十二月十日會（慈善會）讓其扮演支持自己的力量，就此成為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Marx 2001[1851]: 60-63)。與此同時，他嘗試收買軍隊，讓軍隊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路易．波拿巴在免除陸軍部長職務後向國民議會報告，以此緩和衝突、維護秩序，議會對此無法動彈，害怕重新引發革命、影響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只能針對微不足道的問題爭吵，而無法針對行政權鬥爭(Marx 2001[1851]: 64-68)。

時機逐漸成熟，路易．波拿巴嘗試把軍權與議會切割開來，而秩序黨面對願意聽從國民議會指揮的軍隊卻軟弱到僅想用政治手段調解爭議，把軍權完全的讓給了總統，資產階級喪失了他的統治力量，議會制內閣至此名存實亡(Marx 2001[1851]: 70-73)。此後，路易．波拿巴透過不斷變換內閣的方式擾動國民議會，秩序黨內部一方面困於各自小集團的利己爭鬥，另一方面則幻想著單靠議會譴責的力量制衡行政權，使得路易．波拿巴的行政權更為集中穩固(Marx 2001[1851]: 74-76)。

最終，秩序黨不得不嘗試與山岳黨、共和派聯手，但路易．波拿巴派的修憲提案激化了秩序黨內部兩個派別的矛盾(Marx 2001[1851]: 78-83)。而受制於四分之三多數決的修憲規定，國民議會否決了憲法修正案，延長了總統的掌權期限。秩序黨什麼都做不了，只能退出政治舞台(Marx 2001[1851]: 84-85)。而工業資產階級正面臨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商業危機，再也無法忍受國民議會的各種無意義的互相傾軋，這使得路易．波拿巴的政變成為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果。在反覆以政變要脅國民議會後，路易．波拿巴於1851年12月2日成功復辟(Marx 2001[1851]: 86-96)。

（四）結論

路易．波拿巴所代表的小農階級像是一袋馬鈴薯，彼此之間並無互相交往，雖然處境的接近使小農們是一個自在（in itself）的階級，但是他們除了地域性的聯繫之外便無任何共同連結的關係，不是一個自為（for itself）階級。這使得在龐雜國家機器的壓榨下，小農階級只會尋求一個集中、強大的行政權力，期待這個強人來維護、保守他們既有的社會條件(Marx 2001[1851]: 103-106)。路易．波拿巴藉由不發達的、零碎土地所抱持的「拿破崙概念」成功登頂，而他嘗試討好所有階級、挖東牆補西牆的混亂施政與財政狀況，使得資產階級經濟徹底失序，陷入實質上的無政府狀態(Marx 2001[1851]: 113-116)。相較於他所欲扮演的一切階級的大家長，確實是最大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