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前段时间才发现内地曾经出版过徐贲先生的《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于是在京东上寻找该书，想购读一本，发现该书已经断版，而且大家开价到三百多元人民币。该书2015年7月由东方出版社发行，原价是55元。

通过谷歌找到了这本书的一些资料，发现选用的文章核心思想之前大多在网络上读过，但徐贲先生在成书时还是将之系统化了。

犬儒原指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们提出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当时人讥为穷犬，故称。后亦泛指具有这些特点的人。面对中国现阶段知识分子的犬儒心态、社会的犬儒主义状态，作者透视犬儒文化，对犬儒主义进行分析辩解，针对中国的信仰危机、社会颓废、人类价值、教育分歧、公共说理等，针砭时弊，鼓励人们思考和反思，共同寻求解救之道。

徐贲，曾就读于苏州大学、复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著述颇丰，最新著作包括《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2012）、《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201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2013）、《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2014）、《公共说理十八讲》（2014）。

本来想在youtube上找一些徐贲先生的演讲视频，结果发现没有。只能找几个他的好友崔卫平老师的视频作为影像补充。

【第4 場：八九民運的精神遺產】 主持人：顏建發／臺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 〈中國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六四卅週年、五四百週年看中國變革〉 發表人：嚴家祺／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錄影） 〈從五四再出發：八十年年代劉劉曉波的思想起點〉 發表人：崔衛平／獨立學者 評論人：但昭偉／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從1989 運動中的民刊看中國變革的動力〉 發表人：邵 江／八九學運領袖；西敏大學民主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評論人：吾爾開希／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

作者序 犬儒社会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社会和国民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开的犬儒主义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它们的基本区别在于,当一个人因为犬儒主义而不相信统治意识形态、制度、权威、信仰体系以及由权力或习俗规定和主导的法律或价值规范时,尤其是怀疑和鄙视政府、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的时候,公开的犬儒主义会在公共言论和行为中表示出来,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则通常不会,不仅不会表示不相信,而且还会假装成相信的样子。

公开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怀疑,公然拒绝,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也是什么都不相信,但正因为对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对什么都可以装作相信。他们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有的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于是索性不去管相信不相信,"难得糊涂"地过一天算一天。当然,这不等于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们在私下或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中也会有不戴假面的时候。这时候,不加掩饰的犬儒主义就会成为同道者之间互相联络的接头暗号。这使得原本以怀疑和不信任为特征的犬儒主义反倒成为一种人际联系方式,也形成一种有群体特征的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概念的犬儒主义

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锢的头脑》里刻画了他所熟悉的那个假面社会,那个社会里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憾,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些人当中看不到那种在低垂的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1]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包括公开说出自己的怀疑和不相信,对来自假面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件足以令人紧张害怕、心有余悸的事情。

大卫·布兰登勃格（David Brandenberger）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幽默》一书里和罗伯特·瑟斯顿（Robert W. Thurston）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社会层面:苏联的幽默与恐惧》一文中都谈到了苏联的犬儒主义。早在斯大林时期,许多苏联人就对革命、内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集体化运动、工业化、大恐怖、斯大林、秘密警察、苏联生活方式疑虑重重、敬而远之,但却又假装出十分虔信、衷心拥护的样子。只有在私下的家人和好朋友之间（当然是冒着很大危险,因此必须非常小心警觉）,他们才敢在政治笑话的揶揄和嘲笑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正想法。[2]

不能公开表达的犬儒主义常会以戏谑和玩笑来表现（这本来就是一种伪装）,因为它存在于其中的现实自身就有荒诞和笑话的特征。许多人戴着面具,假装相信,时而一本正经,时而玩笑夸张地扮相表演。犬儒者们顺从统治权力,玩它设定的假面游戏,可是,他们并不是无代价地被动游戏,他们有自己的犬儒玩法:规则由你,我与你配合,相安无事,但多少得让我得些好处。这种无是非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有奶便是娘"构成了压迫性制度下假面犬儒主义及其游戏人生的一个主要特色。

与苏联人不同,美国人可以公开怀疑和大声嘲笑他们国家里的两党政治、政客和政府、美国梦、自由民主、福利制度、自由消费,公开拒绝参与公民政治或在选举日投票,甚至公开揶揄上帝、基督教或任何形式的信仰。而且,公开的犬儒主义并不能为犬儒者获取什么个人的好处。由于民众可以公开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体也经常用各种"民意调查"的方式来评估民众对不同对象的犬儒主义态度和程度。

相比之下,苏联人的许多看穿和幻灭是不能公开"说穿"的。这种不说穿不是在心里坚持真实与谎言的区别,而是对这个区别釆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根本不相信这个区别还有任何意义。观察和分析这样的犬儒文化,当然不可能借助于西方那种民意测试的办法（就是测试了,结果也未必可信）,而是必须更加细致地对许多具体现象或行为进行深层的诠释和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被视为"犬儒"的具体现象或行为都会要求大致说明这个用词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不是从某个抽象的犬儒概念推导而出,而是由它与整体假面社会文化的关系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

犬儒既是一个语词的"说法",又是一个包含意义的概念。一个语词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例如,"钱"可以意指"货币"也可以意指"资金""家财"。在假面社会里,犬儒这个语词比在一般社会里有更丰富多变、细微隐约的含义。

针对假面社会里的不同事例,我们可以用犬儒来意指死活不相信、玩世不恭、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凡事看穿、看穿但不说穿、睁着眼说瞎话、厚顏无耻装崇高、阳奉阴违、随波逐流、难得糊涂、有奶便是娘、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醒着的人装睡、假面扮相人戏不分、面具游戏久假不归、无所不为、两面三刀,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看成是犬儒的一词多义或是它的不同概念内涵。当文化研究把这些多样而互异的犬儒表现联系起来的时候,犬儒便形成了更完整、复杂、深层的概念内涵。这是语词与概念内涵的新遇合,在这种遇合中,许多在具体社会现象、情境、事件、事例、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虚伪、谎言、伪装、狡黠、阳奉阴违、首鼠两端在整体的观照下会呈现出互有联系、你中有我的犬儒文化特征。

这些具体的犬儒表现当然可以用其他的概念来表述。例如,有论者分析当今大学生在毕业时的一些"恶搞"现象（行将离开前对母校的一些乖张行为:泄愤、讽刺、挖苦、谩骂）,对此写道,"至于恶搞,至于犬儒,至于投机取巧、人格分裂、阳奉阴违,难道不是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可见,这不仅是大学生的悲哀,也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悲哀,而是社会的悲哀。"[3]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作者所说的"犬儒"意指在校假面伪装,离校原形毕露,被逼无奈时俯首帖耳,其实心里什么都不相信。这些意指是这个情境中"犬儒"一词的细节内涵,同时又与"犬儒"社会文化的其他一些表现——投机取巧、人格分裂、阳奉阴违——相互联系、相互阐发、相互充实。

人们在运用犬儒这一语词时,往往并不提供定义或解释,这会造成犬儒一词用得太泛的印象（尽管实际上也许并非如此）。例如,汶川地震后,作家王兆山写下了遇难者受到"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的诗句。有评论指出,这是一首"集犬儒主义之大成的诗词"。文章所说的犬儒指的是"献媚"（当然还有对逝者的轻薄）,诗人矫情做作的"抒情"不过是"听命文学,以此保持（作者）自己的权力、丰厚报酬的职位和公费出国旅行的权利",因此是令人恶心的"马屁诗人"。[4]对于这个被称为"犬儒"的具体事情和行为,犬儒这个概念也许会不如一些人们更熟悉、更通用的语词或概念——拍马屁、虚假、谎话、投机取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虚伪矫情,等等——来得准确。

但是,如果加以必要的定义和说明,犬儒对于揭示"党疼国爱"的虚伪（一种有别于一般虚伪的假面社会虚伪）的实质,仍然有其他语词或概念所无法代替的作用。当观察者把这种现象放在更大的犬儒社会文化环境中讨论的时候,则尤其如此。一方面,"犬儒"可以与人们更熟悉的一些概念起到相互说明和补充的作用。另一方面,"犬儒"又是一个比那些概念更具包含度的概念,例如,拍马屁是一种犬儒,但犬儒并不就是拍马屁。

2014年9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多家网络媒体以《人民论坛发布社会病态报告:骂共产党、恨体制》为题报道称,调查者"通过深入调查采访和梳理提炼,初步整理出如下13种公众反映较多的社会病态"。这13种"社会病态"包括:"（1）娱乐至死:崇尚个人享乐主义,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2）看客心态:阿Q式的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3）习惯性怀疑: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4）审丑心理:丑闻成为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假恶丑盛行、越骂越红；（5）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6）信仰缺失: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7）暴戾狂躁症:粗暴野蛮、乖张残暴,易怒且好走极端甚至危害社会；（8）‘鸵鸟心态’:逃避现实,掩耳盗铃,面对压力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9）思考恐惧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对于谣言或他人观点,不假思索,附和跟风；（10）网络依赖症:对网络及移动媒介上瘾,产生依赖,沉溺在虚拟世界中不能自拔；（11）炫富心态:展示、炫耀财富,虚荣心作怪,自卑心理的另一种反映,炫耀是为了获得满足感；（12）初老症:未老先衰,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过早放弃追求,过早妥协；（13）自虐心态: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据称,综合调查数据显示,"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自虐心态"位列当今十大社会病态。

在所有这13种"病态"中,没有一处提及犬儒,可见犬儒并不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常用的概念。然而,这些病态中至少有八九种都是犬儒主义的典型表现:（1）娱乐至死（没有目标或信仰,得过且过）；（2）看客心态（看穿、冷漠、围观,管了也没用,不如不管）；（3）习惯性怀疑（上至政府,下至朋友,对谁都不信任,都不相信）；（4）审丑心理（在一个是非不分的环境里,美丑、善恶、真假也无法辨别,何必要坚持真、善、美）；（8）"鸵鸟心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被宣传的现实反正是假的,不如"躲进小楼成一统"）;（9）思考恐惧症（多思多惹事,有的是前车之鉴,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才是安身保命之道）；（11）炫富心态（看穿一些道德、理想、未来展望的虚妄,只有钱才是实在的,才是世人认可的唯一价值）；（12）初老症（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没有追求,过一天算一天,坐吃等死）；（13）自虐心态（这个说法并不确实,因为一般人既非共产党又非体制,不是"自虐",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明白人说糊涂话,既不诚实,也不真实,它本身就是犬儒主义的）。

这八九种"病态"（当然还可以有所添加）之间有着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关系,难以设想在整体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可以一个一个地单独"诊治"这些病态。因此,我们也许应该问,整体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病症又是什么?既然十来种病态出现在同一个历史阶段的同一个社会里,那么,那个使它们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病态又该用怎样的概念来归纳和整合呢?

这个能够起到归纳和整合思考作用的概念,它应该是一个指向普遍深层问题的社会文化概念。犬儒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概念。虽然它也许不是唯一可以用作这种归纳和思考的总体概念,但在我们形成或找到另一个或另一些普遍概念之前,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其他概念所难以替代的。这个作用不是来自这个概念的某种词典式或百科全书式定义,而是来自前人和我们同时代人对犬儒主义已经贡献了的丰富观察、研究和论述。

犬儒主义的内涵和界定

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犬儒概念要比古代的犬儒概念复杂得多。古代犬儒主义具有三个可以辨认的特征:一是随遇而安,去欲望的生活方式；二是绝对怀疑和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夸张玩笑。相比之下,很难用几个有限的特征来概括复杂多变的现代犬儒主义。由于是在多种不同的情境中运用,犬儒一词可能会有概念太泛,结果无所不包,什么都难以说清的问题。凯尔德维尔（Wilber W. Caldwell）在《犬儒与美国梦的演变》一书中写道犬儒的古典定义和范例都是很清晰易解的。但是,犬儒是在演变的,在当今时代,犬儒还在变化,它的含义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新暗流。今天,犬儒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微妙隐伏、萎靡不振,经常被称为一种‘感染’‘扩散’‘传染’的疾病。

今天,犬儒成为破坏我们社会的威胁,但我们大多数人却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犬儒。我们常常误以为犬儒就是怀疑主义、冷嘲热讽、挖苦现实、悲观主义、愤世嫉俗,或者用它来代替一个更简单的说法。这么漫不经心地随便运用,总有一天,犬儒会变得全无意义。"[5]为了避免犬儒意义太泛,有的论者又趋于用过于狭窄的定义把这个概念限制得太死。这使得对犬儒的理解可能导向另一个极端（这么做也可能是出于限定论述范围的需要）。例如,将犬儒只是限定为悲观绝望的那种"看穿"（seeing through）或只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分裂,便有可能将犬儒的范围规限得过于狭隘。[6]过于狭窄的定义会把当今社会生活中许多可以用"犬儒"概念来理解的行为和现象不当地排除出去。

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概念,"犬儒主义"应该在"太泛"和"太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的运用范围（多样性的概念内涵）应该比单一的"看穿"和"知行分裂"等来得宽广,但应该以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某种可辨认的生活状态（如假面伪装）为边界。在我们关注的那个普遍缺乏真实、信任、信仰和希望的生活状态中,我们称之为"犬儒"的那些行为方式、处世原则、思维模式、生存策略、生活态度、语言习惯、人际关系都与这种生活状态有关,有的是原因,有的是结果,有的则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在非自由状态下的伪装和假面社会文化里,由于犬儒主义的暧昧存在,概念太狭窄会不利于透视犬儒并把不同的犬儒表现在整体文化层面上联系起来,相互参照、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作为一个宽阔而不空泛、具体而不抽象、变化而不凝滞的社会整体文化概念,犬儒主义包含多种不同的所指内涵,有的直接与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有关（如有权者与无权者的主奴关系、顺民苟安和逆来顺受、谎言和欺骗、全民假面游戏、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有的除了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还关乎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如弱者的自我防卫和暗中抵抗、对社会精英的不信任）,有的基本上是社会人际间的行为表现（如缺乏信任、幸灾乐祸、无端猜疑不良动机、丧失信念和希望、不说理和说歪理）,还有的则是特定人群的道德堕落（如官员的伪善和腐败、知识分子的首鼠两端、一般人的趋炎附势、谄媚输诚、出卖和背叛）。不同种类的犬儒是为了论述方便而大致划分的,可以视为总体犬儒文化的不同部分或方面。它们的犬儒特征有的会相似或交叉重叠,有的则没有明显的相互联系。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其他社会文化概念（如社会主义、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所涵盖的部分之间也都有这种情形。

由于犬儒主义的表现和特征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所以不可能为它找到一个"一言以蔽之"的定义（经常必须借助字典或词典上的定义）,也无需依赖于这样一个定义。凯尔德维尔指出,对犬儒主义主要有两种界定方式。第一种是指出犬儒主义的主要手法（principal techniques）,如嘲讽、挖苦、调侃、反讽、插科打诨、诙谐逗趣、笑话、段子、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第二种是从原因或结果来说明犬儒主义,其原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件事情的原因（或对它的反应）,那么就会获得对它的了解。尽管这比较间接,但仍然是一种有根据的正当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使定义依靠日常语言,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或理论）语言。

而且,必须看到,不同种类的犬儒主义是不同原因造成的,运用的是不同的策略,产生的是不同的效果。"[7]例如,在成为行动之前,犬儒首先是一种心态,造成犬儒对什么都不信任,对什么都往坏处想的基本原因是先对事物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然后失望（挫折和失败）,最后彻底幻灭（痛感被欺骗、利用、出卖和背叛）。这样看待犬儒主义,便是有因也有果,"不相信"对犬儒来说既是因,也是果。

在"手法界定"和"因果界定"之外,还有"取样界定"的方法（在说理中,举例就是一种常用的定义方法）,具体的犬儒事例会指向犬儒主义的一些主要方面和特征表现。个别和单独的讨论与取样界定经常是同时进行的。我在本书里结合运用了这三种界定方法,它们虽然都可以是准确、适宜和有用的,但目的都不在于为犬儒主义提出一个高度提炼的单一定义。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里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因此也被广泛地引用）:"犬儒主义是受到过启蒙的错误意识"（Cynicism is 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然而,正如凯尔德维尔所说,虽然这个定义很精练,很深刻,但斯洛特迪克却必须用一本500多页的大书来阐述这个定义。[8]

犬儒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为了帮助普通读者认识犬儒主义,用几十篇单独成文但可相互联系的思想随笔,多角度透视人们熟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也许比用一部大书来高屋建瓴地阐述更符合他们的需要。着眼于许多可以单独辨认的现象或行为,从多重角度来分别观照和剖析犬儒文化的不同方面,这对大多数读者会有具体明了、阅读方便和分合皆宜的好处。这同时也能帮助他们把许多看起来分离、不同的现象和行为联系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整体,从而发现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恰罗普卡（William Chaloupka）指出,"犬儒主义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元素交织在一起——那些构成当代世界的结构、模式和习惯,在犬儒主义的周围形成了一种文化。"对犬儒主义进行文化批评,虽然可以做系统的理论批判,但未必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犬儒主义总是在具体的事情和行为上突然冒出来,有时候明显一些,有时候则不那么明显,如恰罗普卡所说,"成功地对待犬儒主义,需要从比较接地气（closer to the ground）的具体问题开始"。[9]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比较接地气"的犬儒问题,把对它们的分别讨论放在同一本书里,有助于了解正在对整体制度和生活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的犬儒社会文化。我们面临的犬儒文化是一个困境,它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也延续着我们历史和民族心理的多种负面因素,因此呈现出根深蒂固、恶性循环、不断再生的形态。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困境。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考虑走出这一困境的可能出路,它们也构成了本书三个部分的基本内容。

序 犬儒社会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001

第一部分　日常生活中的犬儒主义

1 现代犬儒主义面面观 003

2 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 028

3 犬儒主义是信仰的代价 046

4“ 铁哥们”的腐败 056

5 中国富豪为何难成社会精英 060

6 恐怖袭击是涂抹道德色彩的“恶” 063

7 涉“色”腐败为何令人恶心 067

8 犬儒时代的年轻贪官 073

9 犬儒时代的爱情和婚姻 077

10“ 真金白银”的时代 082

11 好社会需要自由的社团良心 086

12 为什么在中国要选择“低危”职业 090

13 雾霾里的乐观和犬儒 093

14 青年偶像芮成钢 096

15 公共生活中的饕餮之罪 101

16 陈光标高调慈善是炫耀性消费 104

17“ 红线”可不可以划高一点 108

18 什么是反腐的“大快人心” 111

19 反腐的四种比喻 114

20 爱国主义与犬儒主义 118

21 文学作家的“柏拉图精神创伤” 123

22“ 思想改造”的实录与思考 127

23 当今中国情非得已的“在商言商” 132

24“ 我看见大象了” 138

25 祭奠的哀伤 141

26 人民学习希望 144

27 灾难是领悟人类价值的契机 149

第二部分 犬儒主义：见微知著

1 当今中国社会的颓废与犬儒 157

2“ 冰桶挑战”与社会活动实践伦理 163

3 我们需要“有用的谎言”吗 167

4“ 忧郁”之外的自杀原因 171

5“ 慈善”并非都是善事 174

6 以无聊的方式打发无聊的人生 177

7 豪宅和女色的“阔文化” 181

8 信任是一种个人幸福的指标 184

9 奥巴马难克政治犬儒主义 187

10 警务伦理是争取民众信任的保证 191

11 儿童教育中的价值分歧 195

12 美国90 后大学生的“敏感警告” 198

13 大学需要对焦虑“零容忍”吗 201

14“ 恶心”食品的法规与伦理 205

15“ 整容”的政治与伦理 209

16“ 跪求”与“习得性无助” 213

17 重视“政治事实”的理由 216

18 冯小刚为什么厌烦电影 220

19 我们该如何彼此称呼 224

20 中国的“人情腐败” 228

21 犬儒主义的“马屁精知识分子” 232

22“ 臭毛病”不是反公知的理由 237

23“ 公知”梁启超 241

24 美国“公知”莱特曼 252

25 胳膊肘怎么拐 259

26 可以诉诸怀疑的怀疑 263

第三部分　公共说理遭遇犬儒主义

1 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 275

2 说理课上说“犬儒” 287

3“ 不作死就不会死”是怎样的真理 292

4 变“断言”为“说理” 295

5“ 淫棍太多”的争论 299

6 交谈对话中的“打断” 302

7 保护和慎用匿名的权利 305

8“ 你懂的”是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 308

9 公共说理要避免“动机指责” 312

10 为“人治”辩护为什么理亏 315

11“ 腐败合法化”是危险的说辞 319

12 何必忧虑北大办成哈佛第二 322

13 解开犬儒主义的“文革”心结 327

14 当今中国的“绰号群体” 334

15 关于不讲理的笑话 338

16 断章取义和“撒谎” 342

17“ 暗室效应”和犬儒主义 346

18 该不该吃狗肉的公共说理 349

19 面对面对话遏制“非礼” 353

20 慰安妇塑像的法律与人道之争 357

21 犬儒者的生活智慧 361

22 名人对骂的犬儒效应 365

23 先入为主的说理谬误 370

24 假设性的论证不是好的说理 373

25 语言纯洁主义的庸人自扰 376

26“ 禁书”守护怎样的“秘密”379

1 现代犬儒主义面面观

"犬儒"（cynicism）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文概念,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可以用它来言说许多其他概念无法说到点子上的事情,这个概念才在中文里有了根基。我们通常是用概念说事情,而不是谈论概念本身,但是说着说着,可能就被引向对概念本身的思考。一旦我们开始对许多不同的事情运用"犬儒"这个说法,我们就会想了解,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犬儒"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只是对个别现象（如犬儒始祖狄奥根尼的古怪言行）的直接认识。它是具体的,也是表象的。今天,我们把犬儒用作一个综合多种现象的文化概念,它通过重新联系和组合,把现代犬儒主义的一些不同方面加以集合。这样一来,它就不能只是局限于个别行为表现,而是必须予以更加全面的整合。我们不妨从一些基本的犬儒形态——古代犬儒和现代犬儒、抵抗的犬儒与顺从的犬儒、无权者的犬儒与有权者的犬儒、普通人的习惯性犬儒与精英分子的知识犬儒——来整合了解与我们现今文化状态有关的现代犬儒文化。

古代犬儒与现代犬儒

说起古代犬儒主义,人们首先会想到那个住在旧木桶里、叫马其顿年轻的君主亚历山大王不要挡他太阳的狄奥根尼（Diogenēs,约公元前412—前324）。对这位与柏拉图同时代的犬儒怪人,历史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早在古代,他已经就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性人物。对此,美国政治学教授恰罗普卡（William Chaloupka）在《人人知道:犬儒主义在美国》一书里写道:"传说中的狄奥根尼是犬儒的典范,在古希腊时代就推行犬儒的原则。狄奥根尼的真人事迹不明,令历史学家们苦恼不已。但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这个如此能引起读者共鸣的人物角色,正可供他们发挥想象,添油加醋,重新创造。从一开始,狄奥根尼就是一位明星。"[1]

狄奥根尼所代表的古代犬儒把文化和文明秩序视为对人的败坏。古代犬儒要把人重新放置到一个能超越这种秩序的基石上,那就是"自然"。自然并不只是"万物自然"（elemental nature）,而且更是"人性自然"（human nature）。他们认为,唯有以自然代替社会文化,人才有望化解来自文化影响的对未知因素（神念、神力、来世）的恐惧和焦虑。这一观念影响了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潮（如斯多葛派）,也影响了不少近代思想家（如卢梭）。超越文化规范、法律、传统,就会对外在的"好东西"（财富、权力、名声和其他由攀比而来的成功）不以为意、无所欲求。这是获得更真实、更确实、更自由的满足和幸福的不二之途。这种自由就是人的主体纯真（subjective innocence）。

古代犬儒以戏谑为乐,喜好讽刺和嘲笑。戏谑乃人性的天然喜好,古代犬儒主张"依照自然生活",指的是内在的人性自然,不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外部自然。自然美景也是一种"好东西",与其他来自外部的"好东西"一样,它也会成为人主体自由的羁绊。犬儒主义的原则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一种戏谑的纯真。一条狗在暖和的阳光下,快乐地在地上打滚,这是出于本能的动物纯真,但是,犬儒所主张的天然纯真与此不同,那是一种经过理性选择的,并有理性原则的天然纯真。阳光灿烂也好,疾风暴雨也罢,犬儒的天然纯真都对此无动于衷、泰然处之,因为他的快乐来自内心的自由,而不是外部的犒赏。

在雅典城邦里,奉行人性自然的狄奥根尼是个异类,他拒绝相信的是雅典城邦最引以为傲的政治秩序和哲学。他是一个流亡到雅典的外来客,没有家庭和名声的羁绊,这反倒成全他当一个彻底的旁观者。绝大多数雅典人都相信他们的民主秩序,但是狄奥根尼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靠不住的制度。他对雅典哲学家们的政治和美德学说同样嗤之以鼻,对雅典的那种苏格拉底式辩证说理（dialectic）也不以为然。他故意用自己那一套身体表演的"不说理之理"来颠覆话语的说理,在他眼里,话语言辞不过是一种表象的游戏。

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称狄奥根尼是"抵抗表象游戏的第一人"。在狄奥根尼看来,国王和哲学家是政治和社会表象游戏的高手和得利者,比起讥讽国王来,他更喜欢捉弄哲学家。斯洛特迪克说了这样一个狄奥根尼对哲学家的恶作剧,"柏拉图把人类定义为无羽毛的双脚动物,受到人们的赞赏。狄奥根尼把一只公鸡拔光了毛送到柏拉图的学校里说,‘这就是柏拉图的人’"。狄奥根尼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反过来嘲笑狄奥根尼,"这个人就是疯了的‘苏格拉底’。"意思是说,你这个疯子,苏格拉底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学生！[2]在雅典的正经公民眼里,狄奥根尼正是一个"疯子", 一个和流浪狗差不多的人物。他以近于疯狂的身体表演提醒那些正经公民们:你们的生活方式、物质欲念、政治权力都是违背自然的,都是罪恶和可耻的,你们只有抛开那些造作虚伪的习俗,摆脱那些繁文缛节和奢侈享受,才能得到人应该享受的真正幸福。

狄奥根尼用极端的刺激手段劝谕世人,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斯洛特迪克说,"他开启了用讽刺来抵抗的传统,开创了一种不文明的启蒙（uncivil enlightenment）。"[3]狄奥根尼愤世嫉俗的启蒙方式混杂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因素。他想要开启世人,但并不文明,他是权力、金钱面前的卑贱弱者,但却要占据一个有批判主张的强者位置。他过着一种在众人看来像狗一样的生活,但却坚持这是最适合人类的自然活法。正如文化批评家戈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在《犬儒社会》一书中所说,犬儒主义对后世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犬儒’这个词也有正反两种不同的意味","在狄奥根尼以后的时代里,犬儒主义哲学有过许多曲折和变化,对权力有批判的,也有忍耐的,还有为之辩护的。到罗马帝国的时候,犬儒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对现状逆来顺受的教条"。[4]

古代犬儒主义从公元6世纪开始失去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影响西方的一些思想者,这时候它已经演化为一种以揭露主流文化虚伪价值观为主要目的的讽刺、诙谐文学手段。犬儒主义被一些重量级文学家和思想家用作批判工具,包括伊拉斯谟、蒙田、托马斯·莫尔、拉伯雷、本·约翰逊、斯威夫特、卢梭、狄德罗和尼采。[5]这个时期的犬儒主义已经与狄奥根尼没有多大关系,它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就是帮助形成了现代犬儒主义的一些文字风格和话语特征。这些特征在当今中国的大众犬儒主义表现中也颇为常见,例如,文字游戏（谐音或双关语,如"砖家""叫兽""草泥马"）、诙谐故事（政治笑话和段子）、尖酸刻薄抖机灵（顺口溜、打油诗）、挖苦讽刺（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粗俗搞笑（痞子文学、恶搞经典）、语言颠覆（无厘头、搞笑、戏说）、文字游戏（如"打酱油""猿类"等等）。

对文艺复兴后的犬儒主义演变,文化批评家凯尔德维尔写道:"18世纪初,犬儒主义的现代定义已经出现,现代犬儒主义的特点已经不只是挑错、尖刻、嘲讽,更多的是苦涩和怨愤⋯⋯到了19世纪,终于有了这样对犬儒的定义:‘犬儒:倾向于嘲骂和吹毛求疵。’今天的犬儒经常是一个不相信人类会有真诚行善动机和行为的人,也是一个习惯于用轻蔑和嘲讽来表达这种不相信的人。"[6]今天,几乎所有对犬儒主义的字典定义都与19世纪时的定义大同小异。犬儒的特征是不加分辨地怀疑和否定所有善意、善行和善良价值的可能。犬儒只相信人类的行为受自私动机驱使,因此总是朝败坏、邪恶、阴谋诡计的方向去猜度和确定他所看到的事物。犬儒主义成为一种不仅是"处事"（看待事物）而且是"处世"（看待世界,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韦伯斯特大辞典》对犬儒的现代定义是有代表性的:一、挑刺、嘲笑、讽刺；二、不相信或装着不相信普通人接受的道德价值观和人类行为真诚的善良动机,把自私自利认作唯一可能的动机；轻蔑、鄙视、嘲讽的怀疑和不相信。[7]

尽管这些可以说是现代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实际情况中的犬儒主义要复杂得多,而且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尽管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不相信",但不同的制度下犬儒主义的"不相信"是有不同对象的,苏联社会中的犬儒主义因此与美国的犬儒主义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政治犬儒主义在美国困扰的是民主政治,许多美国人不相信民主真的有那么好,因此失去了公民参与的信心和热情。民主制度中的犬儒主义会削弱民主,专制制度中的犬儒主义也不利于民主的变化,但主要是在起协助和加强专制的作用。

民主制度中的民众可以不用害怕地说出他们的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无须装作相信。但是,在专制制度中,人们即使不相信,也还得做出相信的样子,被迫加入他们并不相信的假面游戏。前一种是比较诚实的、大大方方的犬儒主义；后一种是戴面具的、躲躲藏藏的犬儒主义。从彻底和危害程度上说,假面的犬儒主义都超过了诚实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更彻底的犬儒主义,它会深入到整个社会的国民文化肌理之中,人们都会因为以虚伪应对伪善、以假装对付谎言、以假面迎合伪装,而把犬儒主义推向极致。这是一种更加复杂多变、化身隐形、狡黠机灵的犬儒主义,也是特别值得文化研究透视和剖析的那种犬儒主义。

抵抗的犬儒与顺从的犬儒

假面社会里的犬儒者们揣着明白装糊涂（"难得糊涂"）,明明在心里不相信,但却还公开做出相信的样子。他们戴上自己参与制作的假面,顺从地配合统治者的愿望表演。这也是一种将顺从和抵抗合为一体的犬儒主义。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称此为"蒙蔽对手"的策略。他写道,"有些情况,保持沉默还不够,沉默可能被认为是主动招供,那时候就不应有丝毫犹豫,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蒙蔽对手。那时候就得宣布一切能取悦对手的信条,参与所有被认为是最荒唐的仪式⋯⋯终于,在蒙骗对手后,使对手在其错误中越陷越深的同时,使其承受应得的羞辱和精神痛苦。"这可能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但它却能"让践行它的人感到自豪,因为有了它,践行者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被蒙骗者之上,并持久获得比对手优越的地位,哪怕是部长或有权有势的国王。⋯⋯你表面上还在被你巧妙欺骗的强权者脚下颤抖,眼睛却闪闪发亮。你在光明中走在敌人面前,你嘲笑一个愚蠢的家伙,解除了一头危险野兽的武装。这一下获得多少慰藉！"[8]

犬儒者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因为感受到制度环境的外力威胁和危险,不得不如此。公开表示怀疑和不信会招惹麻烦、排斥、歧视对待,甚至政治报复,人们是因为害怕这样的后果才假装相信的。开始的时候,这经常是一种防卫性的自我保护手段,但是,它很快把任何人都看成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对手,不相信任何人可能有善良的行为动机。它坚信,私利是人类唯一真实的动机,出于隐藏私利的需要,谁都不会说真话。所有那些表明自己说真话,或鼓励别人说真话的人,他们一定是出于比一般人隐藏得更深的私利动机,是想要博得好名声或是另有好处。这种动机判断在一个本来已经腐败的社会里更加具有说服力和传染性,形成和加剧一种谁都不信任谁,人人相互怀疑、相互鄙视的犬儒文化。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俄国人》一书里就记述过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这种犬儒文化。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枯朽般的不相信"（a dry rot of disbelief）,看上去还挺结实,其实早已十分脆弱。有一次,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央委员会机关里的干部⋯⋯都在嘲笑他们的上司,对这个制度完全是犬儒的态度"。许多干部偷偷给孩子行了宗教洗礼,"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就皈依宗教并与异见人士交上了朋友。她的叛逃在西方引起震撼,一个原因是,西方人根本看不透所谓信仰者的‘硬纸板面孔’"。"硬纸板面孔"就是每个人都戴着的假面,史密斯认识一位一开口就说官话的苏联人,但是后来一位美国朋友告诉他,这个人曾私下偷偷托他帮助移民美国,"原来他那套精明的政治不过是个门面"。[9]

苏联人犬儒的特征不仅是假面,而且是对政治极其冷漠,那不是一种憎恨,而是完全漠然和根本无动于衷。史密斯对苏联各地到处可见的政治标语感到新鲜,"后来一位翻译很小心地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我听说你在议论那些标语,但你要知道,我们俄国人其实看不见那些标语。它们就像是树木一样,不过是风景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去留意’"。史密斯发现,"对于这些消极抵抗,这个制度也没有什么办法。它所要求的就是每个人都参与在政治仪式之中"。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对史密斯说,"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判断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10]

苏联人讨厌开会,台上领导冠冕堂皇地讲话,台下各做各的事情。一位国防工厂的领班对史密斯说,"非得抓住那些人的脖领子才能逼着他们去开会⋯⋯我们厂里总算还有办法,因为他们需要有退勤的时间卡,不然门卫不会放行。开会的日子我们就不发退勤卡⋯⋯我知道有一处工地,那里是在发工资的日子开会。人人都来开会,因为开完会才发工资"。一位高级编辑对史密斯说,当政的都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社会上的人都知道这个,都不再相信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有人在谈‘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关键第三年’,其他人明明知道这毫无意义,但照样神情严肃地听着,并重复同样的口号。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11]

人们玩这个假面游戏主要是为了自保,但是,这是一个毒害人际信任和相互尊重的犬儒游戏。一位名叫图尔钦的建筑师对史密斯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觉得有罪。他们无法了解,他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他,以安慰他们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图尔钦对这种犬儒主义的政治危害非常担忧,他认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12]

俄裔美国人类学家艾利克斯·尤恰卡（Alexei Yurchak）在《完蛋之前,什么都万岁:最后一代苏联人》一书里称,这是一个靠"说"（talking）维持的制度,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人,在用"说"构筑起来的世界之外,不知道存在什么"真实的世界"。"说的世界"是"真实"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也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么相信。苏联垮了,显示那个"说的世界"变化了的,是人们不像以前那么说了,"令人惊讶的是,当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话语环境改变了的时候,这个制度也就一下子土崩瓦解了"。[13]

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原来的话语环境依然存在,却是苏联政治笑话最为流行的时代。尤恰卡在《晚期社会主义的犬儒理性:权力、假面和政治笑话》一文中称,整个社会都知道官方的那套说辞不过是在为权力装扮门面,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地流传讽刺挖苦现状的政治笑话和段子,因此,"解读无权者所说的政治笑话,便成为了解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和对权力看法"的特殊途径。尤恰卡在苏联政治笑话和段子里看到的是一种混杂着不满与顺从的"犬儒理性"。当时的苏联人"都知道官方的意识形态说辞基本上都是假话,却同时又把它当成了不可改变和永远如此的东西"。他们满足于说政治笑话,把说笑话当作对不良现实唯一的"正常人"反应,而把对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批判视为"神经病"行为,要么就是为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么就是对改变现实太想入非非。他们热衷于交换对现实不满的讽刺笑话,但笑话引发的却只是"苦笑"甚至"傻笑",而不是来自成功抵抗和思想解放的那种自由而开怀的欢笑。[14]

尤恰卡用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对批判型犬儒主义（kynicism）与顺从型犬儒主义（cynicism）的区别,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政治幽默。在苏联,说政治笑话的大多是其所说的顺从型犬儒。在他的区分中,批判型犬儒是那些"敢于公开挑战流行谎言",像狄奥根尼那样公然叫板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犬儒。他认为,苏联不是雅典,苏联人面对的并不是什么受到人们普遍尊重的规范和道德,而只是"一种‘犬儒化’的意识形态,它之所以还在统治,并不是因为人们真的相信它⋯⋯而是因为他们在装作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谁都知道假面后面藏着一张怎样的真面孔,但是,除了装作相信那假面孔是真面孔之外,别无选择⋯⋯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无力抵抗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每个人也都承认无力抵抗自己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假装支持。斯洛特迪克称此为‘停止抵抗的幽默’,齐泽克称其为‘极权下的发笑’"。[15]

苏联时代的笑话是普通犬儒文化的一部分,它包含着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但是"它并不揭露官方权力,所以人们对这个权力还是无所知、无所思⋯⋯这些笑话同时揭露了人们行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清楚意识形态是谎言,一方面却又在假装相信这个谎言。他们暗暗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官方在说谎,但也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好像不知道,甚至想都没想过的样子’"。[16]这种犬儒伪装也存在于其他压迫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例如,历史学家詹姆斯·斯考特在《统治和抵抗的技艺》中分析的马来西亚下层农民的"弱者反抗"手段就是这样,这些手段包括装傻、假戏真做、与权力玩捉迷藏、胡侃、没正经、捣浆糊、伪装忠心、造谣、传播小道消息、表面假装恭顺背后嘲笑、讽刺、挖苦,在大多数的时候沉默无声、装聋作哑,却暗暗诅咒和使坏。[17]文化研究者在同性恋的"敢曝"反抗中,同样发现了这种逆来顺受的怨愤、无厘头搞笑、阳奉阴违、自我羞辱和玩世不恭。[18]

2013年3月26日，北京大学教授崔卫平赴陕在西北政法大学发表演讲。此行是崔教授被禁止演讲和大学授课多年来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因此被评价是她的"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