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九十年代国内推动“文革史”研究最积极者则数徐友渔。徐友渔在海内外杂志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影响比较大的有刊登于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异端思想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以及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刊登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的“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红卫兵”等文章。他的“文革”专著则有《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等。在“我的造反生涯”一文里，徐友渔坦承自己当过红卫兵，而且其“革命事迹”比曾“下乡”到河南兰考的朱学勤要“光辉”得多了。在客观描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方面，至少在接近历史真相方面，徐友渔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者和哲学家的思想者魅力。

徐友渔（1947年3月17日－），四川成都人。哲学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成就在于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和文革研究。中国大陆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从2015年11月开始在纽约新学院任驻院学者。

徐友渔1947年3月17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杜任之以及分析哲学家、维也纳小组成员洪谦。

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至今。期间1986—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师从当代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迈克尔·杜米特。后亦曾赴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帕尔梅客座教授。该职位是提供给“专注于广泛和平重要领域的国际杰出研究人员”。

2010年6月，许志永、滕彪、王功权、黎雄兵、李方平、徐友渔和张世和（老虎庙）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期待中国公民意识能够更加普遍，共同支持保护公民的权利[3]。徐友渔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2014年5月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传唤和刑拘，其他被捕人士包括人权律师浦志强﹑人权活动家胡石根、80后作家刘荻以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徐友渔承认是他发起5月3日的六四研讨会，开会地点在郝建住处。同年6月5日获得释放。

由于他的杰出研究工作和贡献，2014年获奥洛夫·帕尔梅奖，其颁奖词：2014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授予中国哲学教授徐友渔，以表彰他坚持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

徐友渔关于自由、社会公正和人权的呼吁，是他在中国进行的抗争，但具有普遍意义。 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居住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他作为一位投入的中国公民和政治哲学家，要求尊重宪法保障的自由。2008年，他是《零八宪章》最引人瞩目的签署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工作，谴责将任何形式的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徐友渔在国内外备受推崇，2001-2002年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该位置是提供给“专注于广泛和平重要领域的国际杰出研究人员”。

徐友渔通过他的研究和倾向对话的论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工作

徐友渔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学术领域对分析哲学以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处于国内前沿地位。1994年出版的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于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1996主持完成并与陈嘉映、周国平等合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与哲学》在当代汉语语言哲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1999年于香港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被称为是研究红卫兵问题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作为亲历大陆社会风云并于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学术的知识分子，他同同辈学人一样，对时代有着深刻的体会，对传统有着深入的反思。在学术有所积累和造诣后，徐友渔致力于将分析哲学之逻辑与经验（实证）的方法和精神融入中国当代现实，并在学术上开始关心社会、政治与民生问题。1995年后其兴趣发生了明显转移，学术重心转向对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研究，迄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同时开始就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大革命、文化传统主义、宪政、共和等时代焦点问题发声，投注了极大的勇气和热忱，并贯之以启蒙、理性和自由主义立场。徐友渔掌握四门外语，良好的数学背景以及有素的逻辑训练，使得他的努力富有成效并引人注目。2004年，徐友渔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徐友渔的观点倾向社会自由主义，也是学界最早对后现代思潮的负面作用有所揭示的学者之一。

家庭

徐友渔的父亲在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 1925 年留学法国，结识周恩来等人，1927 年被派遣至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 年奉派回国，工作于上海党中央机关，又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然而父亲被国民党所捕入狱，为保全生，只得先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徐友渔甫上小学，父亲便开始教导他外语（俄语）及古文，他形容自己是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之下长大”的学校风云人物。父亲后半生最大心愿，就是党对他曾脱离一事予以谅解，然直至生命终了仍被视为异己，辞世时仅六十岁。半年后，母亲也病逝，徐友渔14岁痛失双亲。少年时期便失其怙恃的徐友渔，对自身归属感的急迫需求，影响其后在文革中的角色选择。

著作

《“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获1995年金岳霖学术奖。

《罗素》，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

《精神生成语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

《告别20世纪》，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

《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人文立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

《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合著

《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

主要论文作品

精神和文化记录片断，《花城》，1999.1月号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5月号

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现代与传统》，1996.3，总第10期

昆德拉、哈维尔与我们，《上海文学》，1998年第10期

徐友渔：当代中国作为社会良心的自由知识分子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面临与以前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环境，他们在坚持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也适时地调整、转换了自己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继80年代末的巨大风波和强烈震撼而来的，是90年代初的商品潮和淘金热。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人民群众的热情和意愿在现实的权威压制力量的打击下，显得既脆弱、又渺茫；而发财的机会，金钱的诱惑力，却大得难以抗拒。这时知识分子队伍中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更糟糕的是，文化人有一种坏毛病，他们在心理上需要辩护和自我欺瞒，明明是在威胁利诱之下不能坚守，却一定要说成是认识的深化和更艰难的选择。人文的、历史的、形而上的理由都搜罗了出来，唯一回避的，是良知和勇气。

但仍然有不少知识分子不愿改变自己的理想和角色。汹涌的逆流和巨大的回潮只不过使他们认识到改革道路的艰巨，苏联东欧的巨变既使他们坚信历史发展的方向，又让他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与苏东知识分子在水平上的差距。他们从80年代“文化热”的轰轰烈烈之中冷静和清醒下来，蛰居于书斋，不是退避，而是思考和迎接不可避免的，更巨大、更复杂的变化。

通过反思，他们首先认识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社会的巨大变化准备不足。在80年代，思考、讨论的热点过于偏向美学、伦理等个体关切方面，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等问题，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物一直是中心议题。在面临紧迫的现实问题时，他们拿不出合适的应对办法，只能诉诸于道义呼吁。他们认识到制度安排问题的重要性，使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结构来了一个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转向。

从进入90年代起，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发生了两种分化。一是在80年代的改革派- 保守派的对立之外，又新产生出体制内- 体制外的分野。“八九风波”使一些人失去体制内的地位，只能到体制外去谋生存和发展；更有一些人主动抛弃在体制内曲折发展的打算，到社会上去寻找新的生长点。这个分化的后果之一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话语变成为独立的、直截了当的，完全抛弃了正统概念的拐杖。另一种分化是，80年代的改革派、“西化派”中一些人欣赏和拥抱西方更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理论，对在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性、启蒙、民主等观念加以否定和批判，甚至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进行清算。

自由知识分子的处境和任务更为艰难。一方面，他们要继续面对老左派的“自由化”大棒，另一方面，他们要应付后现代和新左的“西方化”、“殖民化”指责。从90年代到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时常出现波折和摩擦，国际上也常常发生一些大事需要中国明确自己的定位，这种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排外的情绪猛烈爆发，自由知识分子要坚持清醒、理智的立场，殊为不易。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敢于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立场。最近的事态表明，民族主义站绝对上风的局面已经有所改变。

近10来年，中国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是公正问题，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腐败愈益猖狂。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都受到考验。

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相当多的掌权者持抵制态度，他们怕在变动中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但他们后来发现，可以把改革变成权贵式改革，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兑换和捞取经济利益。他们在改革的口号下，在私有化过程中大发横财。而一部分自命为“改革派”、“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成为这些人的辩护士，他们鼓吹腐败是私有化、市场化的催化剂、润滑剂或必要代价，为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推波助澜。

从90年代初起，自由知识分子——比如何清涟、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就明确提出社会公正问题，指出现在的问题，除了要不要改革以外，还有——甚至更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不应该以不公正为代价实现市场经济和现代化。

与此同时，他们坚持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方向，和另一些知识分子展开论战。这些人认为，腐败和不公正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总之，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他们甚至批判“现代化”、“发展”的概念和方向，其中最极端者，已经呼唤要利用和发挥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验，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自由知识分子坚持认为，腐败和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原因是政治权力的滥用，是那只“看得见的脚”，而不是“看不见的手”造成的。他们的解决之道是坚持真正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规范化，把权力的干扰排除掉。

任何单向思维都会使人在思考今日中国问题时出错。一方面，认为一切危险只会来自左边，都具有与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相同的性质，就会对社会转型期的新现象、新问题麻木和盲目，看不到权、钱结合，加大危害的趋势。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已经完全变成了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把抗争的对象定为国际资本，则只能是舍近求远、避实就虚。

自由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主张，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并没有结束，继承五四启蒙传统还是知识界的重要任务。因此，衡量自由知识分子的根本标准是看其是否反对专制，以争取和捍卫个人自由与权利为出发点来争取社会公正、平等和公共福利。

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诉求明确表述为：尽快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坚定不移地走宪政民主道路。这是一条渐进、理性的前进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相一致的道路。

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作者：徐友渔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分水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它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准备了思想条件，它是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起点。

以“人民民主专政”相标榜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反人性，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所谓“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及“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习惯于长期忍受专制和苦难的民族，再加上执政党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形成了控制思想的天罗地网，长期以来，除了像林昭这样的先知先觉，很少有人在制度层面上深刻反思，认识到需要作根本改变。六四事件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刺刀、枪弹和鲜血酿成的惨剧惊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远远胜过一场启蒙运动、一百个启蒙思想家和一万本启蒙著作的教导。

中国要摆脱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需要深刻的变革，而社会和政治变革需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思想水平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一、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识；二、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认识；三、对追求的目标和达致目标方法的认识。除了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抗争的勇气。我们看到，不论是思想认识还是抗争勇气，1989年都是标志性的新起点，而这20年则见证了艰苦的探索和长足的进步。

六四使中共彻底丧失合法性

经历了6月3日、4日屠杀之夜，人们在谈到流血开始时刻的情况时不约而同有这样的回忆和感受：“士兵端起枪准备射击，这是我们预先已经想到的，他们一定会警告和镇压，他们会发射橡皮子弹，我准备着遭受剧烈疼痛。枪响之后，我们中间还有人继续谈笑，但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来，有人腿断了，有人肚皮上穿了个洞，这时人们突然大叫：‘妈呀，是真子弹！’”

以上情况说明，人们预料到了镇压，但完全没有预料到屠杀；人们对政府有批评和抗议，但决没有把政府当成死敌。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人们把当政者看作顽固、专横，习惯于包办一切的大家长，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家长要杀自己的儿孙。一家人的幻觉瞬间灰飞烟灭，既然政府把人民当敌人，人民也只能把政府当敌人。

六四镇压者手握重兵，但毫无历史感。他们没有想到，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自五四以来几乎具有天然的、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具有“爱国、民主”的性质，镇压学生除了被视为国民公敌，落得“反动分子”的骂名，不会有别的下场。他们甚至不想一想，仅仅在13年前，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被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骂为“万恶的四人帮”也使用残忍无耻的手段镇压了一场性质相似的群众运动，而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无法比的。

六四时期的实际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文革期间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经历，他们充分地，甚至夸大地宣传利用这笔政治资本，把自己的复出和“结束法西斯专制”、“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杀证明他们和“四人帮”没有区别，如果有，那就是他们敢做“四人帮”没有做过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的时刻，使用国防军大开杀戒！

姑且不谈学生诉求的合宪性，不谈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学生有错，也不构成屠杀的理由。屠杀平民，天理不容，仅此一举，统治者的合法性尽失，其继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国民党对待台湾“2.28事件”一样，否则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识形态神话是被枪声粉碎的

为了说明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我要说，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为了证明旧意识形态不易为人觉察的渗透力，我要大胆说出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我在1989年的观察和判断：其实，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力毁灭于它自己的屠杀行动中。

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冲出校门，走上大街和广场游行示威，其性质和后果之严重，学生并非不知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地在校园内宣传灌输的“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种种说法则是学生精神上的动力，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对运动与“爱国、民主”价值维度的天然联系深信不疑。

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深谙占据民族历史资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两场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对这种资源具有双面刃作用估计不足。事实上，“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始终把自己当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传人，在此期间，我多次直接听到和间接听说，一些中共官员，当年学运的参加者积极地向学生传授经验，双方在精神上的共鸣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还应该提到，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当局出于意识形态惯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使学生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正统，直到枪响，他们才对当局的突然翻脸感到震惊。

六四镇压之后，当局炮制了一幅“自由化知识分子”指使学生的“黑手”路线图：方励之—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学生领袖王丹—普通学生，且不说这幅图画的牵强附会，就算有这么一条黑线，在加上承认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对学生有影响，也不能解释成千上万经过政治审查进入大学并接受政治教育的学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清楚记得，1989年5月下旬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曾劝告在那里静坐示威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返校，说军队即将进城，镇压就要来临。其中两个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说：“人民的军队，怎么会镇压我们？”学生的天真、虔诚，使我感慨至今。

学生如此，一般民众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拦截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城时，给士兵们送食送水，俨然是在慰劳子弟兵，部队开枪，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和痛心，然后才是愤怒。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代价来获得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殊为不幸，但善良的中国人不经历这样残酷的打击不会猛醒。

从民主到人权和宪政

1989年学生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民主，并带有浓烈的体制内弄清是非的色彩，这可以从学生们在4月18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7条请愿中看出来。其中第一条是要公正评价胡耀邦，第二条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运动，第三条是要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第四条要求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第五条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六条要求取消北京市制定的限制游行的规定，第七条要求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

这与20年之后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形成清晰的对照。可以说，《零八宪章》就集中表达了对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

从根本上说，民主和人权都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类普世价值，但在中国具体情况中，民主则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熟悉。中国共产党不论从自身的组织原则还是从实际施政手段上说，都与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头上却接过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这个口号。

对于当政者而言，“人权”相对于“民主”是更为异质和敏感的概念，对于争取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是更为大胆的、更进一步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写的场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识分子在北京都乐书屋聚会，方励之到会提出要争取人权，接着是全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

20年之间思想上的明显对比和最大变化是，20年前人们的着力点在文化层面，而现在的着力点是在制度层面。80年代笼罩整个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而居于中心的是“美学热”，其他的热点问题——诸如人道主义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理论或中西文化的体用论——无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至于轰动一时的政论性电视系列片《河觞》，则更是以文明或文化类型说——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来解说中国的现实道路选择问题。这种情况既表现了局限，也折射了无奈。因为话语禁忌，人们不得不把反专制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批判传统封建文化问题，而局限性则是，知识界还停留于某些“终极关怀”性质问题的探索上，完全没有兴趣和心理准备迎接社会的重大变化，知识界在1989年的缺乏准备——哪怕是思想上、知识上的准备，是非常明显的。

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20年中国思想的重心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抽象变为实际，从终极关怀变为关注制度安排，知识的重心也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人文精神转向社会科学，从哲学和美学转向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宪政诉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思想对于未来中国建国原则和制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干年方兴未艾的各种维权活动则说明这20年人权诉求的深化和具体化。

坚持理性和渐进的变革

从1989到2009的20年间，中国人也有一以贯之、坚持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渐进的变革方式。

非暴力抗争是1989年民主运动坚持始终、毫不动摇的原则，认同、提倡和坚守这个原则是那场运动的一大特色，来之并非容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变的法则，而在民间，以“替天行道”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的熏染，要摈弃暴力，寻求对话，考虑妥协，是需要头脑和勇气的，“八九”一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反思和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20年来，人们对非暴力原则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入，经历“八九”洗礼的一代人在协助基层维权活动时宣传并坚持这一原则，并将其与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结合起来，这对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八九”之后，中国思想的一大突出转变是告别原有的革命和激进的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长远意义。但是，在思想的发展中，另一种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这就是犬儒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被镇压和紧接着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发财机会和快速兴起的“下海”潮，许多人很快把心态从悲愤调整为退缩与顺从，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为自己当下生存状态辩护时以进为退，在思想层面、甚至形而上层面鼓吹一种历史观和人生观，似乎与旧有的激进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体性抗争，还有人以“告别革命”为名提倡“吃饭哲学”即顺民哲学或犬儒主义。

很明显，抛弃激进的革命理念并不等于不要任何变革，坚持理性和渐进的方式不等于无批判无抵抗地认同现状，拒斥整体性哲学不等于不要社会责任。在当局的统治完全依靠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的情况下，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以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为特征的情况下，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大力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九”之后上台的当权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从“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到方向，而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没有停止学习、思考和探索，他们日益成熟，用坚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