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 瑞典探勘隊與維吾爾嚮導 Abdu Rehim
推特上出現種種消息，指出烏魯木齊市區正在拆除路障、檢查哨，有人說是因為能抓的人都被抓光了，用不著這些設施，有人說是迫於國際壓力，正努力銷毀證據。儘管短期之內難以判斷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可終究是感到意外，畢竟自零九年起累計的經驗，在新疆發生的變動，得益的往往是亟欲掌控一切的黨與政府。
兩年前的這時，我正在瑞典埋頭寫著碩士論文，啃著幾位瑞典學者於上世紀初在新疆的調查報告和日記，同時也憂心地看著國際媒體一件件訪出的，關於維吾爾人所承受重擔的故事。那是一種又遠又近的感受，我看見近百年前塔里木盆地各綠洲的生活樣態，關乎水渠、駱駝商隊、穿越沙漠的途徑、西方人與維吾爾人交流而生的各種軼事，與此同時，也看見近百年後，中國政府在同一地理區域所施行的壓迫。
此時彼時，滋味僅現於這個孤身在北歐趕論文進度的死研究生。
但這也是我在瑞典最意外的發現之一：二十世紀初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先，在新疆活動的歐洲人不多，而其中最熱衷於地質、考古探勘，同時至今仍保有最多關於語言、地方文化等文件資料的國家，竟然是瑞典。並因為這樣的取向，我有了機會，讀了許多教人慨然的故事，瑞典探勘隊與維吾爾嚮導 Abdu Rehim 間的故事即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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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瑞典天文學家 Nils Ambolt （他也是 Lund University 的校友）跟隨瑞典政府資助的探勘隊，進入新疆進行調查。在烏魯木齊前往庫爾勒，穿越天山東脈的這段路程，他記載了探險隊和一位當地突厥穆斯林嚮導的互動過程（當然，當時「維吾爾」這個身份概念並不普及，若硬是要將另一位主角—— Abdu—— 的身份依當代類目歸類的話，大約可等同於現代意義下的維吾爾。畢竟「維吾爾」作為文化、身份認同是很晚近的事，也就是說，當前很多新聞評論在批評中國官方民族論述的侵入時，往往會將「維吾爾」描繪為一種先天、穩固、具有原初性的身份，這其實是站不住腳的。不過確實這個身份認同的出現、鞏固，有大很的因素是為了抗拒中國政府—當時仍是 ROC—的控制）。
回到故事，Abdu Rehim 是位獵人，也是焉耆（Karashahr，قاراشەھەر，按維吾爾語直譯的話應翻為「黑城」）郊外的一座聚落 Shindi 的頭人，而在二十世紀初的數十年間，他是歐洲旅行者之間口耳相傳的，天山東脈的最佳嚮導（他也曾幫助過大名鼎鼎的 Sven Hedin）。而在這段穿越山脈、向塔里木盆地北緣行進的旅程，Abdu 為 Ambolt 的探勘隊打點好了一切。
而 Abdu 的幫助不僅止於地理知識。旅程中正逢聖誕節，他記住了節期，在平安夜當晚弄來了一袋凍成塊的牛奶給這群在異鄉受凍的瑞典學者們；此外，Abdu 也試圖彌合外來者與地方習慣之間的落差：他特意和認識的牧羊人協議、領著幾頭羊下山給物資短缺的瑞典探勘隊作為冬日的補給，因為他知道村人們不會願意任意賣羊給外人（可惜 Ambolt 未解釋這是為什麼）。
為了感謝 Abdu 常年多次的相助，幾位過去曾受 Abdu 幫助的瑞典探險家，特意請託這批學者帶了一整組鎳製、完整裝箱好的茶具組作為禮物，而同樣的，一如 Abdu 在瑞典人身上所做的，瑞典人的回報並不僅限於物質。
首先，送茶具極可能不是一個隨意的決定。兩週前我剛好讀過一批同時期當地穆斯林知識份子和瑞典宣教士往來的信件（當然是有強大的維吾爾狂熱研究者已經將文本給翻成英文），就有提到對當時突厥穆斯林社群來說，有兩種物件是至關重要的：水煙和茶具。因為一切的社會關係的建立，無論是結婚、開趴、和解或是串門子，綠洲住民們都高度仰賴提供這兩種物件為基底（熱茶與水煙）的筵席。（有趣的是，這位維吾爾知識份子也在信裡抱怨越來越多人拿水煙來抽大麻，敗壞了這樣的優良傳統；但另一方面，他又自豪地誇耀：「東突厥斯坦有全世界品質最好的大麻！」）總而言之，瑞典探勘隊送的是極具象徵、實質社會意義的物件。
再者，為了讓 Abdu 感受到探險家們對他的感謝，瑞典探勘隊詢問了當地的其他嚮導，一步步地以當地人所認可的形式，打掃、安排好帳幕擺設、預備了合乎地方禮節的食物（抓飯！Ambolt 細緻地描述了預備抓飯的每一個步驟。當看到「當鍋具開始冒煙，幾捏鹽巴被灑進鍋，接著，幾抔清水也給灑了進去，蒼藍的煙氣於焉蒸升，邪靈就此被驅離出帳。」 [”As soon as the pot begins to smoke, a few pinches of salt are thrown in, and then a handful of water is sprinkled over it. Pale-blue smoke rises up, and thus are the evil spirits driven out.”] 讀到這樣關於煙氣的敘述，我都快要哭了）。並將 Abdu 奉為上賓、邀請他的親友一起出席，由隊上資歷最深的地質學者主持（這也是禮節之一）、表示感謝，希望 Abdu 收下謝禮。
「…這位尊貴的客人和的朋友們身著深色的長袍，坐在帳中，伸出他們的雙手，向著烹煮抓飯後的餘燼 [取暖]。他們的眼睛閃爍著光漾。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深刻難忘時刻。」Ambolt 如此記述。接著，由 Abdu 帶領所有人以伊斯蘭禮儀做了禱告，共食抓飯。
儘管知道歐洲人若不是靠著帝國擴張與殖民，是不會有這樣的權力與資源得以以這樣的姿態進入新疆。而歐洲人的記敘也難逃那些殖民情境下常見的視角與習慣（例如，Ambolt 一行人在聖誕夜為解鄉愁而一起誦讀的書籍包括 Rudyard Kipling 的作品），Ambolt 的文字也以觀察居多，但今天讀到這段故事，仍是為這樣的互動所觸動。特別是在當前的脈絡之下。
那是種以試圖謙卑為前提的努力。雙方都願意以自己所能盡的努力，試著向對方的脈絡更靠近一點，以對方的方式表示感謝。為的只是希望這份情感，能夠以讓對方感受到舒適與尊嚴的方式，慎重地遞交出去。而不是什麼自稱民族和諧團結一家親地侵門踏戶。
希望在九十多年前的天山南麓，Abdu 有感受到這份來自瑞典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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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bdu Rehim and two of his kinsmen outside his home at Shindi (Ambolt 1930). http://www.jarringcollection.se/wp-content/uploads/2017/05/TRV034ap.22a.png?fbclid=IwAR1jgKil048yZ1DQSrSnFPYzFjNHoGxPlZOAghKFeZt5MfUeEKkfAR8IX7Q
Reference:
Ambolt, Nils. 1939. Karavan: Travels in Eastern Turkestan. London & Glasgow: Blackie & Son Limited. http://www.jarringcollection.se/travel/karavan/?fbclid=IwAR2Ht7gMs6IGg47ZIhjTHxKstp-1pc-5x3U2JMoGF3PyonfcmoLOEj5aV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