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9｜关于伊朗的思考：信仰无强迫
库尔德女孩玛莎·阿米尼之死，点燃了伊朗。2022年9月16日，这个22岁的女孩被道德警察因头巾不符合政府规定的佩戴方式非法拘留，拘留期间疑似遭到暴力执法，死于德黑兰，死因不明。10月26日，阿米尼去世的40天，伊斯兰传统哀悼期的第40天，成千上万的哀悼者来到阿米尼家乡萨盖兹她的墓地上高喊“女人、生命、自由”的口号，遭到警方的枪击和逮捕。同一天，伊朗名城设拉子的什叶派圣地“灯王之墓”清真寺遭到伊斯兰国的枪击，15人身亡，包括两名儿童。而在此前镇压中造成至少23名儿童身亡的伊朗当局称，这次枪击应归咎于阿米尼之死引发的社会骚乱。种种惨剧和论争的背后，作为社会符号和逻辑的伊斯兰仍然是这次抗争的重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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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到，阿米尼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她之前，伊朗女性长期遭遇道德警察的羞辱、骚扰、逮捕、暴力执法，被压抑的同时，失望、悲伤与愤怒也在日渐累积，终于伴随着阿米尼之死，触发了伊朗全国性的抗议游行。在《#MahsaAmini ｜ 为什么她一个人的遭遇会点燃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抗》中，活跃于女性主义、劳工和族群议题等众多领域的伊朗库尔德左翼活动家Parva（化名），与同时的编辑部分享了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参与者的构成，并且解释了技术和媒体在运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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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见证，伊朗人民不分性别、年龄、阶级、民族、宗教，纷纷走上街头，高喊“女人、生命、自由”的口号，既为逝去的阿米尼发声，也为所有人夺回生活而发声。在《一个新的伊朗已经诞生：一个全球的伊朗》中，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社会学与中东研究的阿塞夫·巴亚特教授指出，玛莎·阿米尼之死触发的运动之所以能团结不同阶层的人们，是因为运动已经成为了生活政治（life as politics），“人们正在夺回他们被毁的生活、被扼杀的青春、被压抑的快乐和一直被否定的，一种简单的，有尊严的存在。这是一场夺回生活的运动。人们觉得由一群年老的男性宗教人士操控的政权否定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觉得，这些人严重地脱离人民却又殖民了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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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从穆斯林——尤其是女性——的视角来解读这场运动呢？本文作者扎希耶·昆多斯，主要研究现代阿拉伯文学、文化和宗教，德国密涅瓦基金会和跨区域研究论坛（欧洲在中东-中东在欧洲研究项目）博士后研究员。作为巴勒斯坦穆斯林女性，她从宗教视角解读这场蔓延出伊朗的全球运动。昆多斯指出，宗教绝无强迫，女性是否戴头巾只能由女性自己决定，将是否戴头巾偏执地看作某种信仰、民族的象征，恰恰是陷入了源自西方的殖民主义陷阱，也陷入了男性至上主义的泥淖。她认为，对穆斯林社群和个人而言，“我们既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保护。我们已经是穆斯林了。我们需要的是尊重和信任，请尊重和信任我们为自己、为自己的身体设定的规则。”
穆斯林，和其他任何人群一样，有自决和按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生活的权利。问题是：这些特定的“方式”是什么，它们如何表现？伊斯兰的政治主权的确是伊斯兰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在那之前还有一个概念起到了组织统领所有概念的作用，那就是：对真主的信仰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
正是这个起点组织了穆斯林在空间中的经验，并促使穆斯林去理解为人与神圣者之间的流动所塑造的时间。伊斯兰的法律和经济、科学和伦理观是在这个基础上演化的。它也塑造了那种想象出来的、真实的感觉，即穆斯林无论语言、族群、种族和居住的地理位置都彼此相属。因此，无信仰标志着穆斯林视角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历史基础结构的爆破，象征着总体的崩溃。
现代伊斯兰世界臣服于欧洲殖民支配、受东方学对伊斯兰历史的颠倒再现（特别是，这样的再现把伊斯兰的信仰斥为一种奴役的力量）束缚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是人们忘记了伊斯兰的第一原则。殖民主义摧毁了数个世纪依赖穆斯林立足的根基，也即，对真主的信仰对人类来说乃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现代欧洲殖民主义这出戏剧的构作者、法国东方学思想家的先驱厄内斯特·勒南在1883年指出，“把穆斯林从他的宗教中解放出来是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的最大服务”。勒南并不打算给穆斯林获得欧洲公民身份的许可，他也不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进入自由进步的新文明。他相信，这些是为基督教-雅利安人种所独有的特权。相反，让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意味着使他们保持一个没有公民身份、没有文明的状态，直到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消亡。
自殖民时代起，许多穆斯林已经感到自己被扔出了历史的进程。这不是一种被忽视、不被看见的感觉；相反，穆斯林极为显眼，他们被捕捉、叙述、霸凌和标记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这点上，一些非穆斯林和许多穆斯林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这些穆斯林中，值得注意的有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8-1897）。在20世纪60年代，伊朗的历史书写正确地公布了他生于伊朗、信仰什叶派的证据。这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经历了那个戏剧性的时刻，当时，伊斯兰在世界各民族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伊斯兰的根基因为殖民支配而瓦解了。但他并没有像许多人一样因此而陷入绝望，相反，他一生都致力于从废墟中重建伊斯兰。
和他信仰逊尼派的学生、朋友和合作者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ʿAbduh, 1849-1905）——阿卜杜也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他最终当上了埃及的大穆夫提——一起，阿富汗尼观察到，被殖民的穆斯林社群看起来苦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阿富汗尼和阿卜杜认为，是外力触发了那种疯狂（جنون, junun）状态。在他们于巴黎创办的杂志《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柄》（al-ʿUrwah al-wuthqā la infiṣām lahā）中，他们帮助当代穆斯林破解了殖民主义、东方学和世俗化之间的关联，并预见了近来欧洲世俗主义批评者的重要工作。
除批判现代欧洲外，阿富汗尼和阿卜杜还致力于——对他们来说，这个任务更加紧迫——帮助穆斯林揽镜自鉴，识别一系列使他们失去真主的支持，并因此而失去自己土地主权的神学错误。该杂志明确指出，现代穆斯林面临的真正挑战，他们失去权力背后的、他们的不确定和迷误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忽视了对从一开始使他们成为穆斯林的那个东西的培养。他们失去了比他们的心智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精神。
虽说阿富汗尼和阿卜杜创办的杂志的名称取自黄牛章第256节的末尾，但他们认为，穆斯林与真主之间的联系和穆斯林之间的联系的根基在于黄牛章第256节的开头：“宗教无强迫”。再一次地，重申对真主的信仰是穆斯林在世界中活动、干预世界的动力，旨在反驳殖民主义的主张。后者认为，穆斯林之被动，乃是因为他们那种特殊的，对真主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他们无需行动，把所有行动都交与真主。同时，选择黄牛章第256节也是在向穆斯林疾呼：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和团结的根源——但信仰也是有条件的。
信仰的实践必须基于个体的选择，基于自由意志和个人的理性。虽然七世纪和十九世纪大不相同，但在法律上，穆斯林还是应该继续遵循这个同时起到核心政治原则作用的宗教法则。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政治处境、因为自己的缺点或长处、因为觉得安全或遭到攻击而实践伊斯兰。一个人应该凭着神对个体找到祂的能力的信任，各自以各自的方式实践伊斯兰。
近来伊朗的事件让穆斯林和与我们团结的人心痛。但在这之上、除此之外，这件事情也伤害了我们真正地、共同地关心的东西，那就是，找到创造性的方式来重新确认我们是谁，我们代表什么。就像阿富汗尼和阿卜杜向经典穆斯林思想家求助，在哀叹已经失去的东西的同时承担起做出根本变革的责任那样，我们也应该在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的同时，向阿富汗尼和阿卜杜看齐。
回头向我们的先祖求助不只是一个本能的求生之举；对人们未来的幸福来说，这么做也是必要的。没有历史的人也没有未来。虽然有现代的断裂和干扰，伊斯兰依然成功地证明了它的影响力和意义；我们还是成功地幸存了下来。但笼罩我们头上的威胁从未消失。令人沮丧的是，它只会随时间而增长。当伊斯兰被一个关于“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的固定观念束缚，男人和男人的逻辑对宗教文本和传统坐拥特权，伊斯兰的价值和意义就受到了威胁。
阿拉伯的学问曾对现代欧洲文明做出巨大贡献，而欧洲人也不会因此而就不是基督徒了。穆斯林青年中流行的欧化风格、服装、音乐甚至思潮，也不会改变其穆斯林的身份。改宗哪有那么容易。
对穆斯林失去伊斯兰的恐惧是真实的。问题在于，这种恐惧怎样表现。当对失去自己所爱之物的恐惧表现为用权力（来进行压迫）的时候，我们就走向了爱的反面；脆弱也就变成了残忍。
强行推行伊斯兰不会使穆斯林更加亲近伊斯兰，而只会把他们推得更远。强行推行伊斯兰会在青年及其长辈之间创造愤怒和疏离；会使他们疏远养育他们的当地社群；会迫使他们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生活，变成自愿的难民（如果不是被迫流亡的话）；还会使他们偏离真主的正道。
戴不戴头巾是个体的决定，不是社群或国家的决定。执着于头巾，搞得就好像头巾是穆斯林女性的终极符号一样——这样的做法就是在接受殖民东方学对穆斯林女性是什么的规定，同时也是在赤裸地展现传统的男性至上主义。我们既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保护。我们已经是穆斯林了。我们需要的是尊重和信任，请尊重和信任我们为自己、为自己的身体设定的规则。我们也为我们的历史而自豪。我们还要夺回我们自己的宗教——伊斯兰是一个神圣、科学的世界文明——并保卫它不受那种认为它建立在剑与权力的基础上的谬见侵袭。恢复穆斯林灵魂的第一步是揽镜自鉴，于镜中自省。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一步。
原文出处
Zahiye Kundos, “Faith Without Compulsion: Reflections on Iran”, Political Theology, October 12, 2022, https://politicaltheology.com/faith-without-compulsion-reflections-on-iran/。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作者
扎希耶·昆多斯，主要研究现代阿拉伯文学、文化和宗教，德国密涅瓦基金会和跨区域研究论坛（欧洲在中东-中东在欧洲研究项目）博士后研究员。
译者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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