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政权对反叛者的残暴行为

这一节介绍政府对挑战者的残暴惩罚的一些事例。

“中国监狱的情形如此恐怖，以至于被关押的囚犯在被处死时经常会有一种终于解脱了痛苦的满足。在上海，我曾看见他们如动物一样挤在笼子里，在恶臭和疾病之间爬行，向路人讨要食物。在最寒冷的冬日，囚犯们被铁链串在一起，其中经常有的已经死去！一次有一些海盗被抓获，在外国人的居住地附近登陆，但没有足够的铁链使用，所以那些可怜人的手就被一根大钉子串在一起！在福州，我见过一个囚犯被抬入城，那个笼子的大小刚刚盛下他挤作一团的身体，笼子顶上的两根木条被砍掉，让他的脑袋露出来；抬着他的人每震动一下、或停一下，他的脖子或脸就狠狠撞在木条的断面上。广州的居民还记得有一次，有四个人戴着笳，被一个兵丁看住，在大街上被活活饿死！”【18】

聚众的叛乱得到的惩罚更加残忍。下面的一些叙述发生在厦门和广州（及郊区）的响应太平天国的叛乱被镇压之后。

“1853年5月18日，一群乱党占领了厦门，并且成功地抵御了围攻的清军，一直坚持到11月11日才乘船从海上逃离。攻占了厦门的清军把城里的数百男子砍头，他们中的多数虽然可能曾在某些事情上为乱党做过一点事，但跟乱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并且他们在被抓、被砍头时，根本没有一点抵抗。”【19】

施嘉士对同一个事件的记录是：“当乱党初到厦门时，几乎全体人民都参加，因此之故，他们后来遭受极大痛苦。清官绝无慈悲心。妇人被割乳。被割之人头、人耳简直跟扣子一样多。有一人被活埋于地，以生灰淹至颈部，然后浇入水，皮肉被灰烧毁到骨，其人还活着。……许多囚犯被押到官船上，然后被砍头，尸体推入水中。”【20】

发生在广州的屠杀的规模比在厦门还要大得多，也留下了更细致的记录。

“在广州发生的大屠杀，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恐怖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世界上有可靠记录的屠杀之中最恐怖的之一。清廷一方面悬赏抓捕叛匪，一方面规定了每个地方必须抓捕的叛匪的名额。如果一个地方无法凑齐这个名额，那里的绅士和官员就会遭到恐吓。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抓到广州，在那里以一百人到两百人为一批被砍头。有人统计过，在叛匪撤退之后，大约有七万人被杀头。行刑多数发生在广州法场。【21】

中国留学美国第一人容闳此时刚刚回国住在广州，亲眼目睹了这次大屠杀：“当予在粤时，粤中适有一暴动，秩序因之大乱。此际太平天国之军队，方横行内地，所向披靡，而粤乱亦适起于是时。顾粤人之暴动，初与太平军无涉。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22】

容闳亲眼目睹了法场的血腥：“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且因骤觅一辽旷之地，为大圹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人或告予，是被杀者有与暴动毫无关系，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诈不遂，遂任意诬陷置之死地云。”【22】

施嘉士载：“当广州被三合会叛党围攻之时，我正在广州。我得闻清军在北郊屠杀叛党之可怕的消息，被杀者数以千计，送去装载首级之竹箩不敷用，因此官员决定只割下右耳装在竹箩中上交到总督那里！”【23，24】

“叛党退却后，我亲至其地考察。……其所曾占之村乡，官军尽焚毁之。遍地瓦砾，一片荒凉，目不忍睹。所遗人民，无屋无食，为状至惨，群向我们告诉官军暴行。有些两耳被割去。（按：作为杀贼报功之用。）”【23，25】

“在乱事平定后的六个月内，在广州被处死者即有七万人！在肇庆，处死的数目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在其他处，整千整百的人被斩、或被以十余人绑在一起，一批一批投入江中溺死。我曾亲见大批的腐烂尸骸顺流而下，其中还有妇女。许多人是生前被碎割而死（即凌迟）的。我在法场还见到满地都是没有四肢、没有脑袋的躯干和被割的碎肉。

“在叛乱开始之后的一年内，估计广东省有一百万以上的人被杀。仅在广州法场被斩首者即有十万人以上。有讽刺意义的是，那片刑场曾是陶瓦肆（注：陶瓦肆是圣经典故，一个埋葬无名尸的地方）。”

“我曾亲到那些受害者之葬地，是在东郊外过了麻疯村的山地。其始，一尸各有一棺一坟，但其后尸骸太多，只有集体乱埋于一大穴中。刽子手用一副粗制滥造的棺木去埋葬多人，籍此多领棺木费。最令我恶心作呕的莫过于这样的一幕：路上走着长长的抬棺的苦力队伍，那些棺木已经破损不堪，从外边就可看到尸体，鲜血从那些盒子中淌出，淋漓滴漏于途。苦力们且行且喧笑，与路上碰到的早先扛尸去而扛着空盒回头之苦力们说笑打浑。他们可真是没有‘职业道德’……那些真的拿起武器来造反的叛匪们绝大多数都逃跑了，并且他们之中的许多到现在还在拿着武器。被砍头的那些多数都只是叛匪治下的顺民。这不是随便得出的结论；它被许多信息来源证实，其中一些信息正是来自官场。

“政府甚至在各处盖起一些亭子，鼓励与叛党有关联的人在那里自杀，给他们一些比砍头体面一些的死法，且使全家或全族得赦。我知道有几个人，本与叛党全无关系，却自愿牺牲自己，以使其朋友因举报叛党而领到赏金。据一个与本地人相熟的外国人说，有个人让亲友举报他为叛党首领，明知他将要领受的是凌迟重刑，因为朋友可以领到数目不菲的赏金。这样的事情我们很难相信，但在中国，用不多的钱就可以找个人来代死是司空见惯的事。【26】

由这些叙述可见，在那个时代，生命何其轻贱。人们甚至看不起自己的生命，遑论他人的生命。赏钱比人头更重要：官府靠人头来得到朝廷的赏钱，士兵靠人头来得到官府的赏钱，乱党靠人头来得到其主人的赏钱。人头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的硬通货。

从以上两节的内容可以看出发生在这些动乱年代的残暴行为的一个特点：多数的杀戮和暴行不是发生在势均力敌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一边倒的强者对弱者的凌虐之中。在这里，强者和弱者是相对而言：满人在和平时期是高高在上的强者，在杀气腾腾的太平军面前就成了喊“大王饶命！”的弱者；乱党在平民百姓面前是强者，在被官府抓捕之后就成了乖乖引颈就戮的弱者。这就是鲁迅说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