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需要革命，但是需要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的改革。」

「經此一役（反送中運動）之後，香港再無中間派。」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如是說，中間派被視為和稀泥、騎牆派、偽君子，故愈來愈少人願意稱自己是中間派。

實際上，部分中間派卻認同：香港不需要革命，但是需要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的改革。

很多人都不認同這個說法，因為既不能解決某些人對「一國兩制3.0」的憂慮，也不能符合另一些人對「止暴制亂」的訴求，兩面不討好，兩邊不是人。

不過，這想法是較務實平衡各方利益，並可行的方法。

革命的基礎

簡單而言，革命必須有一個原則，這個原則理論上是超越國家或地區的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由於現時國家或地區未能符合此原則，故透過革命將其推翻，並重新建立一套符合原則的秩序。

這秩序基於一個假設，便是人的理性可以重新建立這套秩序。記得讀大學時讀過的「社會契約論」，大意是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有個人的意志，但基於社會形成的種種好處，個人願意放棄一部分的自由，訂立一個社會的契約。

因此，革命令我們重新獲得訂立契約的機會，並以理性及共識訂立契約的內容。

不過，這只是一個理想。

要不然香港現在不會有黃藍之別。黃藍之別源於人既理性，亦感性，而且人各有不同的背景及歷史，亦可能身處不同的階級，這些因素令大家面對同一件事時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就示威者的「裝修」及警察放催淚彈，藍黃可得出完全相反的結果，亦不可能達成共識。

實際上，藍黃不可能因此分成兩個社會，但在同一個社會生活下，又會出現大大小小的衝突，所以理性與共識現實中很難做到。

改革的意義

英國政治家柏克認為每個人都有理性及感性的部分，我們都不完美，但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及經驗，在歷史經驗及慣例的基礎上，我們按照實際情況及特定需求進行持續的改革，並不斷修正，從而達成一個符合現實的結論及方法。

這種改革的方法以歷史的慣例與累積的個人意見，彌補理性的限制。只有透過漸進式的改革，改變才有穩固的基礎及可持續性。因此，柏克認為「保護現存事物的傾向，再加上改善它們的能力，這是我心目中政治家的標準。」

不過，就香港而言，我們要面對另一個更複雜的條件限制：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曾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管治的目標是保持在港的經商利益，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而且英國與香港距離遙遠，讓香港人自治是成本較低的做法。

相反，中國自秦漢以來便強調中央集權，並視領土完整為至關重要的事。《中華秩序》中評議中國是「儒化法家的秦漢政體」：即由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來統治整個已知世界，建立世界帝國。

這個政體是一個由上而下，強調總體性的秩序，統治者將整個世界的人都統一到一個中央集權統治之下，此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一國兩制」與中華秩序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兩制本身便是一個過渡、暫時性的安排，經過時間的融合，慢慢「回歸」於一個整體，這無疑與香港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

革命的可能性

革命自下而上，中華秩序由上而下；革命強調理念，中華秩序強調秩序；革命基於人民的意念，中華秩序卻基於當權者的意志。

兩者互不相容。

這也是中央認為部分人提倡的革命是爭取港獨的原因。在中央的管治下，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位置，身處不同的位置便有不同的權利、義務與職責。社會的和諧便建立在以中央為核心，井然有序的等級之上。

香港也有香港的角色。

任何超越相關角色或動搖中央管治的可能也會被視為不穩定的因素，這些因素愈強烈，中央便視為愈大的威脅。

總結

革命本身被視為不穩定的因素，訴求愈強烈，方法愈偏激，中央便可能用不同的方法消除不穩定的因素，如禁蒙面法、武力鎮壓、網絡審查的提議，這一方面增加社會進步的成本，另一方面香港人在付出沉重代價下很大可能會原地踏步。

因此，改變應該盡力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在香港不具備任何獨立的條件下，改革是較務實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