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华语酷儿学生的挺巴街头记

🍉《在荷华语酷儿学生的挺巴街头记》& 征稿启示 🍉

现在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占领运动正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展开。酷儿和女权主义者是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近日，我们有幸收到一位身在荷兰的中国酷儿伙伴来稿。在文中，ta书写了关于挺巴运动、白纸运动及边缘群体处境的宝贵观察和感悟。

感谢作者授权我们在此发布。同时借此机会，我们也诚挚地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所有伙伴发起征稿。

▪️ 内容不限（关于巴勒斯坦、性别友好即可）：可以是你参与学生占领运动的观察感悟，可以是你作为酷儿和女权主义者的思考，可以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和华语世界的联系，也可以是你对团结运动的展望……
▪️ 体裁不限：可以是文章、随笔、日记、诗歌、（短篇）小说、音乐、图画、影像……

发声即同在。亲爱的伙伴，请让我们的声浪汇流成海！从河到海，巴勒斯坦，我们一起解放！

👉 投稿请私信我们Ins账号，或发送邮件至：voiceqf4Pa@protonmail.com

期待您的来稿！❤️🌈🔥

文/润意门

5月7日，为声援前一日阿姆斯特丹的学生援巴占领运动（encampment），我们学校的占领也拉开了序幕。图书馆后院那么一个两三百平米的小院子里，也冒出了帐篷和各种自制或搬运来的障碍物。

于是从7日开始就一直盯着手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坐起来查看抗争讯息，确认认识的伙伴是否平安。现场紧急情况更新、支援需求、曝光警察暴力、抗议贴士、被捕信息等等从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涌来，神经随着瞬息万变的现场形势高度紧绷着，恍惚之间回到了一年半前彻夜关注白纸运动实况的日子，也再一次感叹当时在国内这么多人自发走上街头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哪怕荷兰这边的挺巴活动是相对有组织的，至少有专门的组织账号来发布消息，也有核心小组做协调工作，但该有的混乱（非贬义）也一样有。大部分游行都是在开始前两三个小时临时发布（也可能是为了延后警力聚集），很多声援者也是闻讯赶来后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而我脑海中时空交错着重合的画面，也印证了全世界警察暴力的普遍残忍。

2022年，上海白纸现场警察蛮力按倒、打伤百姓，随机抓人强扭送上大巴，在大巴上仍被拍到殴打被捕者，在看守所虐待被捕青年。

2024年，荷兰警察朝平民喷辣椒水，防暴盾和警棍打得人流血；阿姆警车前后夹击示威者，用推土机撞向抗议者用于扎营自卫的路障，也撞向人群；乌特勒支警察在校方授权后在校内外包抄扎营师生，夜幕下，几辆公交车拖走城市的良心。

想起之前听同学分享荷兰在边境/移民管控上的手段，我忍不住评论「真像中国啊！」，他说「或许一直就这么像，只不过“我们”努力和“你们”划清界限而已」。

当然，比起中国无法可言的警察执「法」、罗织罪名，在荷兰你至少还有一些基本的法定权利，比如被捕后马上打电话联系律师，甚至可以在警局保持匿名（encampment当天有很多伙伴把手机和ID卡都放在附近的安全空间里，但被警方转运后没有手机回家就变得很艰难）。

警察把公交车开走时，我的老师在里面用力拍打着窗户。第二天早晨，只睡了3个小时的她发来邮件，说自己和另外一百多位师生一起，在凌晨3点被警察转运到郊外后艰难回到家，「but our political efforts do not sleep」（但我们的政治努力不眠），并取消当天的课程以支持学生自由地参与新发起的游行抗议和占领学校运动。

几乎所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我都在援巴游行或teach-in上看到过ta们的身影，很多系上的老师也是这些活动的积极组织者。第一天占领学校最后面临警察暴力清场时，大约十来位老师手臂相挽，站在人链（human chains）的第一排，并不洪亮但坚定地喊着「Cops off campus, we are staff」（「警察滚出校园，我们是职工」）——在国内教育从来未被老师保护过、从未和老师共享过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我，看到这样的画面还是泪目了。

第二天，我和同学一起在已遭封锁的图书馆后院门口静坐抗议，间或也有路人走上前来互动。有路过说怪话脏话的，我们见怪不怪，但还是善意的问候更多。最开始发起静坐的同学说，有无家者从垃圾桶捡来一面略有残破的巴勒斯坦旗，大概是哪天游行时被遗忘街头的，ta们一起把旗子挂上路旁的杆子上。隔一会儿就有好心人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食物和水，有没有需要帮忙买的东西；骑车者路过大喊「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从河流到大海」），我们于是快速接上「Palestine will be free」（「巴勒斯坦终将解放」）；还有一位老太太送来一枚巴勒斯坦旗的小胸针，说希望能派上用场。

大概坐了两三个小时，我们就一同走去附近一场有组织的集会。在广场上喊两个小时的口号后，人群开始向学校教学楼移动。在某一个丁字路口停下时，看到两边人群汇入通往教学楼的小路，尤为壮观。大家挤在教学楼前站稳脚跟喊了一阵口号后，一位老师用职工卡刷开了一道不对外打开的大门，于是便开始了占领教学楼运动。我在外头透过玻璃窗正好和先进去占领的老师对视，我冲ta微笑招手，ta也高兴地冲我打招呼。

每一层楼的窗户和露台上都出现了巴勒斯坦国旗和讽刺学校「政治中立」立场的标语，占领者把贴纸贴在建筑外门牌上，覆盖住校徽。大家欢呼，学者和运动家代表在被占领的建筑大门前发言，说我们今天在创造学校和城市的历史；巴勒斯坦行动者激动地说，等巴勒斯坦和平解放的那天，欢迎大家都来看看自己的家乡。现场一度呈现出充满希望的节日氛围，但想到这200多日的屠杀，我实在很难为创造了一个学校的历史而高兴，我也不知道等那片土地迎来和平和解放，我们是否能面对被埋在土地下那些被残忍杀害的生命，要花多少时间在废墟上重建生活。

驻守教学楼内的师生用课桌椅搭起壁垒，把一间教室设作集体照顾室（Well-being Space），列出所需物资发到线上群组中：需要食物和水，保暖物，枕头，还有音乐、书和手工材料。天黑以后，校长被迫现身在楼前和抗议者对话，此时警察已在道路两旁把守着，要走近教学楼还需被搜包。夜更深时，警察照例发出警告，准备暴力 清场。学生们坐在楼里的地板上，手挽着手，喊着口号，一个接一个被警察抬走。拖走了一个，后面的人就立马把手勾上落单伙伴的臂弯。

两天的占领运动结束后，大家才惊觉原来抗议人群中也有便衣警察，他们甚至还会佩戴Keffiyeh头巾混进队伍里。我和伙伴们在抗议现场遇到一位持自由执业记者证的记者，在看到他对着我们脸部拍照后，要求对方给我们看照片并删除，而对方秒回「我不能（I can't）」把我们气得半死。事后我查阅《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并未查到关于公开抗议现场的肖像摄影的具体规定，但对方（甚至本身也是少数族裔）的高傲态度实在让人感到难过。现场观察和后续翻看这位记者的Instagram账号，发现他和本地酷儿伙伴应该有些联络，镜头下也不乏深肤色面孔。白纸抗议时大家调侃「中国人献祭自己让外国记者拿荷赛」的失落感也再次涌上心头：被「政治敏感」的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都要小心镜头，都要挣扎在「不/可见(in/visibility)」的身份困境之中。当欧洲酷儿的抗争身影可以被影像存档（每次援巴抗议确实都能见到很多酷儿），少数现身的中国酷儿却永远在小心翼翼地确认自己没有「抛头露脸」。而就在当天早上，我们收到校方的邮件，声称扎营者违反了示威规定：示威者不可穿着遮盖面部的服饰，包括口罩、头巾等。这白人社会的荒谬，赤裸裸地暴露在一则排穆的维稳规定中。

从美国到欧洲，占领运动中需与本地警政在实体空间中正面对抗的风险让我更加具体地留意到少数群体身份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比如抗议贴士中建议，当少数群体受到警察威胁时，白人男性伙伴可以试着保护ta们（「be a white (male) shield」）；没有欧盟身份的伙伴，在警察发出第一次清场警告时（通常有三次），就应该迅速离场以免被捕。占领学校第一天，一位白人轮椅伙伴留到最后，却不知因公交车上空间不足还是警察有意「放过」而未被拉去郊区，讽刺地成为了ta难得因残障处境获得的「优待」。在网上流传的影片中，ta的轮椅停在装满人的公交车旁，在无声中独自举起一块标语牌。有慢性病的荷兰轮椅同学抱怨道，看到大家在街头自己却无力前往时感到自己很没用，也担心如果轮椅出现在营地会在撤离或冲突的时候给人群造成阻碍，「因为大家通常不会设想有轮椅出现在那里」。没有抗争现场是安全的，但警察暴力和当下仍不够残障友好的政治运动组织方式使得残障人士面临更大的危险，或被排除在抗争前线之外。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运动模式，或许应该在组织活动时考虑到ta们的安全/健康需求，但又不以「在场与否」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参与运动的标准，毕竟对很多人——包括各种身心障碍伙伴、慢性疼痛患者、生计困难者、无证移民，等等——来说，「在场」未必是现实的、最佳的行动，然而ta们仍在以别的方式参与政治。

最后，很遗憾地，我意识到，尽管国外没有防火墙，生活在回音壁中的人们还是可以对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一些更随机组成的学生群组里，仍然有不少外国同学收到学校关闭教学楼的声明邮件后茫然询问「发生什么了？」。在中国留学生群组里，一样有随地大小爹爱好者说「远离干那种事（搭帐篷）的人」。

最近，在我转发最新一封联署信到某学生群后，一位陌生外国同学来私聊我问到底为什么要抵制以色列大学，以及分享了ta对校内以色列学生安全的顾虑。虽然感觉到身体因沮丧而发麻，内心想的是「怎么又是这种问题？网上这么多自我教育资源怎么不自己去看？」，我还是耐心回复了我的看法，也认可了ta提问中的善意。六个月前我就在群里转发过最早的一封师生联署，当时一样有人在群里发出质疑（但非攻击）的声音。但比起那些会直接回复一个🤡表情的烦人鬼，这些问题是宝贵的，也邀请我去理解不同的角度、用尽可能简单的话语传递信息和观点。它们有时也唤起我内心的困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毕竟我也是近半年来才从零开始了解学习这一切，或提醒我要在政治运动中保持必要的异议，并通过进一步学习和思考来自我批判。几个来回后，那位同学似乎并未完全理解和同意我的话，但也回复说「你说的一些我确实没想过，谢谢你！」

我松了一口气，还好，应该没白说。

即使大学、企业和政府仍默不作声，我们的话也不会白说，所有的行动也不会白做。或许就像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胜利的冲击》（"The Shock of Victory"）里写的，我们总是没做好准备迎接胜利，有时候胜利来得比我们想象得要迅速得多。[1] 你也许常常忘记，当权者也生活在对我们的恐惧之中。

[1] 正在写作时（中欧时间5月10日晚上）看到消息，海牙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 the Hague）公开宣布和其合作的以色列大学断联，成为第一所正面响应学生BDS诉求的的荷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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