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猛：儘管中餐已成為最受英國人歡迎的外賣，但英國政壇仍缺少華人的聲音

不久前英國媒體報道，華人已經成為英國時薪最高的族裔。在華人後面，印度裔排第二位，英國白人排第三。儘管又有學者認為，這個數據存在統計學上的偏差，但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是，英國華人整體受教育程度高，工作好掙錢多，整體處在社會上遊。

同時另一個畫面也很刺眼。9月的一次議會辯論中，裹著頭巾的印度裔工黨議員辛格·德西（Tanmanjeet Singh Dhesi）起身炮轟鮑里斯·約翰遜，指責新首相曾對穆斯林女性有過不敬言論。雖然此君操著印度口音嚴重的英語，發言像機關槍一樣鏗鏘有力，跟莊重的議會場景卻毫不違和，贏得了熱烈掌聲，約翰遜道歉認錯。

環顧整個議會大廳，少數族裔和“外來戶”的面孔有很多。首相約翰遜的右側，外交大臣拉布（港譯藍韜文）是捷克難民的兒子；約翰遜左邊，財政大臣是光頭的賈偉德，巴基斯坦裔；再隔一個座，內政大臣帕特爾（港譯彭黛玲）是印度裔；而包括帕特爾，約翰遜內閣有3名印度裔大臣；甚至約翰遜本人，媒體也津津樂道他是土耳其人後代。

如今的英國下議院號稱史上最多元化的。然而在這少數族裔濟濟一堂的最高權力殿堂，卻看不到華人面孔。按人口數量，印巴裔佔人口5%，為英國第一大少數民族。華人佔人口約1%，已成為英國第三大少數民族。有數據顯示，在上議院，從1919年到2018年，在上議院中有3名政客有華人血統；在下議院，從1841年至2018年，英印混血（Anglo-Indian）議員有3人，英印與英國白人混血議員有1人，印度裔有20人，巴基斯坦裔15人，巴基斯坦與英國白人混血有2人，而華裔僅有1人。

目前，上議院和下議院只有區區2個華人議員。一個是香港二代移民，一個是二代客家人。

在政治影響力上，英國華人無法跟印巴裔等量齊觀，甚至跟一些小族裔也沒法比。2018年英國評選最有影響力亞裔，賈偉德和現任倫敦市長薩迪克·汗（港譯簡世德）均入選，前十名全是印巴裔，華人一個沒有。華人這麼龐大的族群，在英國經濟商業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在學業上名列前茅，唯獨在政壇上成為了隱形人，幾乎毫無影響力，這個現象不光英國獨有，在很多國家都存在，因此應考慮為族群習俗和文化因素。

英國人也喜歡討論這些問題，比如關注到同樣來自南亞，印度裔比巴基斯坦裔更能在英國取得成功。一種觀點認為，巴基斯坦移民來自相對貧窮的地區，限制了就業選擇。而印度裔較少宗教限制，婦女也會進入就業市場，以及商業傳統優於巴基斯坦裔。而作為整體來看，印巴人又比華人的融合更順暢一些。

究其原因，印巴人比華人的移民更早規模也更大。當英國結束在印度次大陸的殖民統治，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個國家分別獨立，英國允許這些地方的人民來到英國定居並授予公民權。二戰之後英國重建，就業機會充足。這一波移民浪潮造成了印巴人口在英國的激增。到20世紀70年代初，有約45萬印巴人在英國生活。

像財政大臣賈偉德的父母和倫敦市長薩迪克·汗的父親，就是在那個時候從巴基斯坦來到英國，與其他國家的移民不一樣，印巴裔長期在大英帝國殖民地生活，瞭解英國政治和社會制度，幾乎不存在融入問題，或者問題較小。

而最早英國的華人社區來自於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員，上世紀初前後定居在港口一帶。一些英國人記錄道：他們不喝酒、吃的少，因而受到雇主歡迎。這些船員有一些留下來，構成了英國最早的華人社區，當時全英國的華人尚不足400人。

20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法律允許香港新界地方的原住民到英國居住，這一政治舉措吸引了很多新界人移民到英國，並在倫敦唐人街經營中餐館等業務。最早唐人街的中餐館幾乎都是香港人開的。我十幾年前第一次來倫敦旅行，去唐人街吃飯，用普通話點餐基本像是雞同鴨講。老一代華人有很強的鄉土觀念，整體融入英國社會不夠，很多老華人至今不講英語只會粵語。但如果子女在英國出生接受教育，則融入相對好一些。

我一直認為，飲食很能反映融合問題。中餐已經成為最受英國人歡迎的外賣。但是在很多英國人眼中，中餐仍舊屬於“他者”，倒是印度的咖喱飯已被很多普通英國人接納進日常了。中華傳統是強大底色，某種程度也是束縛。因為自家的文化太過優秀，總覺得洋人是“鬼佬”（粵語對洋人的稱呼）和旁門，談何融入。

最近一二十年的趨勢則是，隨著中國崛起，資本和影響力開始日趨突出，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越來越活躍，逐漸形成了氣候。現在華人出現的地方可以聽到中國各地方言。

2018年，華人參選英國地方議員創了歷史記錄，總共有26位華人候選人參加了地方議員的選舉，最後5人獲選。2019年又有4名華人當選地方議員。目前，全英國的地方議員數量14000多，各黨派加起來，華人地方議員有10人左右。當選人數跟華人的龐大基數仍然不成比例。

這兩年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相當一部分地方議會候選人有中國內地背景。像王鑫剛來自東北，今年連任成功；倫敦的保守黨候選人奚建軍來自江蘇；曼徹斯特的保守黨候選人智升科來自瀋陽等。他們來英國求學工作定居多年，不存在語言障礙，熟悉英國國情。

奚建軍目前是倫敦西敏市及金融城華人保守黨副主席，他所在的伊斯靈頓選區，住著前任工黨首相布萊爾和現任工黨黨魁科爾賓（港譯郝爾彬），自70年代以來一直屬於工黨鐵票區。他觀察到，印巴人因為英國的殖民統治，有語言優勢，早早就習慣了英國的制度和行事方式。比如英國政治重視辯論，公開場合唇槍舌劍很常見，而中國文化是偏內斂的，講究面子和謙讓，加上英語邏輯不好，無法參與深度辯論，這是明顯的短板。

《南華早報》曾經引用中國議題研究專家、自由民主黨議員Clement Jones的話說：“在英華人更傾向於以儒家態度對待政治，他們更傾向於循序漸進地改變，而不是通過煽風點火來遊說。”

一些印巴移民認識到，只有在英國政壇上發出聲音，才是作為少數族裔整體的成功。像賈偉德一家，初到英國定居曼徹斯特，後來搬到布里斯托，因為家境不好，開始住貧民區，與妓女為鄰。賈偉德的媽媽不會講英語，但是注重教育，對孩子學習要求嚴格。賈偉德曾表示，年少時遭受種族歧視，加強了他出人頭地的念頭。賈偉德兄弟幾個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的做警察局長，有的做律師。賈偉德長期在跨國銀行工作，因為熟悉金融，進入了財政部做金融秘書，後來擔任了梅首相內閣的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他運氣不錯，前內政大臣拉德（港譯盧綺婷）因“疾風事件”（即Windrush）醜聞辭職後，賈偉德替補了缺位，目前又當選了新首相約翰遜內閣的財政大臣，也是首位亞裔財政大臣，實現了光宗耀祖的夢想，未來仍有再攀高枝的可能。

奚建軍認為，印巴裔的財富也為競選者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可以幫助本族裔人員競選，這讓印巴人群體在政治上取得了更大成績。而華人的處世哲學偏內斂，不具備對抗性和擴張性。華人傾向認為政治是“麻煩”而遠避。很多華人是商界、醫界、工程界、教育界的專業人才，唯獨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太關心公共事物。

智升科則注意到，印巴人來到英國之後習慣聚聚而居，這樣會比較容易選出本族裔的代言人。其他族裔再優秀可能也被親情關係排除掉了。在智升科居住的曼徹斯特，有260萬人口，現在有10萬華人，還有10萬留學生，華人面孔很常見。不過華人喜歡住在房價比較高、優質教育資源集中的地方，住得比較分散。而且其中大量華人不參與投票。對於涉及公眾利益的政治選舉缺乏熱情和訓練。他說：“大家自掃門前雪。”

我對智升科的經歷很感興趣。智升科2003年來英國讀書，至今16年。他2005年在曼徹斯特大學參選研究生會主席，承諾開設博士生論壇、建設24小時圖書館等舉措幫助他贏得了競選，經過數輪選拔和公開辯論，以13票戰勝了英國競爭對手，這是目前擔任此職位的唯一華人。

這段經歷培養了他對政治的濃厚興趣。他參與社會活動廣泛，涉足教育、藝術、體育不同領域，還考取了足球裁判，為英國地區聯賽執法。

2016年，在英國生活了13年之後，智升科有了更高的目標，決心成為華人社區的代言人。至今他已經連續參加了地方議員競選。其中一次，他被分到了保守黨和工黨勢均力敵的選區，該選區5700戶選民，智升科拜票走訪了5500戶。因為受累於脫歐，保守黨整體選情看跌，最終沒能如願競選。

通過親身參與，智升科觀察到英國政治“很草根”，政客需要解決的都是具體問題，比如社區垃圾處理、增加警力等基礎問題。同時，競選還要籌款，因為印刷傳單、給選區選民寫信都需要錢。這些對競選者都是挑戰。

我聯繫到智升科的時候，他正在為西班牙的一次自行車拉力賽做準備，此行他將為在倫敦興建一座中國園藝花園而募款。他說：“英國的國花玫瑰花最早是19世紀末引進中國月季改良的，但是英國人並不知道這個歷史。我希望發掘這些，讓英國社會知道華人社會的貢獻。”

智升科對政治的投入很勵志，展示了這一代華人的選擇。他們走出舒適區，試圖改變現狀。現在美國已經出現了華人總統候選人，法國也有了第一位華人國會議員，這些經歷將重塑海外華人社區的命運。英國媒體曾經為沉默的華人社區鳴不平，認為整體的沉默意味著被主流社會的忽視，因為如果不發出自己的聲音，則外界則傾向認為，“華人對目前的生活狀況很滿意，因而無需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