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最壞的時代，是所有恨都有正當理由的時代

我有一位朋友，早年每提起日本，都咬牙切齒；但自從四五年前去了一趟日本之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年年一家子必去日本一遊。他對日本的景色、服務、飲食都不吝讚美，但這並未改變他對“日本”和“日本人”的整體看法——甚至哪怕在日本享受了周到的服務，一路見到笑臉相迎，他在讚賞其禮貌之餘，還是不忘加一句：“日本人真虛偽，難怪說他們活得壓抑。”

不要以為他不了解日本。事實上，他就是學日語出身的，平日打交道的日本人也不少，但這些瞭解和接觸無法推翻他原有的觀念。可能每個人身邊，都有幾個類似的親友，他們抱有這樣一種特殊的心理——概括來說，可以稱之為“抽象地恨，具體地愛”。他們愛恨的對象，也不一定是日本，也可能是美國，或某個群體——無論是富人、上海人還是女人。

這是現代化過程中反覆重演的現象，也曾讓一代代的觀察家們感到失望。大眾的觀念似乎並不是筆直線性地趨於越來越理性，恰恰相反，像這樣對其他群體的仇恨，從未達到現代的規模和強度。這很可能是因為，在傳統時代，人們的感知更加具體，哪怕是抽象的愛恨，往往都基於具體經驗；但在現代化的社會裡，人們卻可以從教育、書籍、媒體等不同渠道獲得大量的間接經驗，就像我們的父輩，大多從未去過國外，但卻覺得那裡的人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一旦這種抽象的信念成形，後面即使有具體而直接的經驗，也往往很難推翻了，因為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所表明的，此時新信息甚至反倒驗證乃至鞏固了原有觀念。

當然，每有這樣的勢頭出現，總有人呼籲要寬容，但如果不了解仇恨的原因，就寄望於人們改變態度，這無異於緣木求魚。

200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赫塔·穆勒有句格言：“細緻的觀察意味著做具體分析。”德國學者卡羅琳·艾姆克在《何故為敵》一書的扉頁上引用了這句話，意在表明：如果一個人細緻觀察、具體分析，那他就無法對那些可能性視而不見，因為思考本身就會瓦解仇恨，“確切性令人溫和，令人仔細觀察、仔細傾聽；確切性會令人鑑別，會將一個性格愛好錯綜複雜的對立者，當作一個人類個體看待。一旦某些特徵被抹掉，一旦個體不被作為個體來認識看待，那麼成為仇恨對象的模糊不清的類群便會出現，他們會遭到侮辱、誹謗、咆哮。”

（圖）

《何故為敵》，[德]卡羅琳·艾姆克 著，郭力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

她說的這些，當然不無道理，但這其實仍基於一個前提：觀察者能夠客觀地具體分析。然而很多時候，人們並不能做到這一點，相反，所有觀察到的經驗，都會被用來強化原有的意識，而那些不符合先入為主判斷的，則要麼視而不見，要麼會被當作不重要的信息撇在一邊。

實際上，在納粹德國時期就有這樣的現象：許多人都覺得“猶太人是惡魔，但我認識的那個猶太人確實是好人”。也就是說，人們可以既將個體當人看待，又能將這個體所屬的群體非人化看待。“具體地愛，抽象地恨”，在一個人身上竟可以並行不悖。

這些年來，連西歐這樣現代“寬容”精神的發源地都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右翼浪潮，這不能不讓人產生警惕。但確切地說，這樣的苗頭在美國早就出現了：美國一度被視為“民族熔爐”，無論哪裡來的移民，到了這片新大陸之後，都成為美國公民，然而費孝通1980年在《訪美掠影》中就發現，“這種看法逐漸被看作是一種神話了。美國人是由世界各地的許多民族的移民構成的。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是民族熔爐而是民族拼盤。”這是一針見血的洞見。“熔爐”的隱喻正在逐漸讓位給“色拉缽”：在這裡，不同的族群雖然混在一起，但除了表面的一層色拉之外，內在仍然黃桃是黃桃，香蕉是香蕉，彼此並沒有“合眾為一”。1985年美國的一項調研就已發現，84%的白人（以及94%的黑人）都認為，“儘管我們把美國稱作是一個能融合宗教和種族少數群體的大熔爐，但對很多少數群體仍舊存在著大量的偏見”。

這樣的景象讓人不快甚至心寒，不僅因為人們費了這麼大勁，得到竟然只是這樣一個結果，還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倒更符合一些右翼思想家的觀點。法國政治家夏爾·莫拉斯早在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時就預言，這一世界性的節日其實不會成為銷熔一切的熔爐，相反，“當不同種族被弄到一起，讓他們交往，他們便會彼此抗拒，彼此疏遠，即使他們自以為是在融合”。他深感滿足地想到，族群衝突是自然之道，一次世界性的集會將成為“不同種族和語言的歡樂戰場”。

連奧運會都是如此，那麼不妨設想：在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衝突碰撞就更不用說了。2004年上映的電影《撞車》就殘酷地揭示了這一幕：在洛杉磯這樣一個文化多元的城市裡，不同的人雖然在同一個城市中，但卻彼此難以相互理解，一些細小的矛盾就將人們的平靜生活掀翻，暴露出他們只是生活在相互隔離的洞穴中。

（我們彼此碰撞只是為了感覺到彼此的存在 that we crash into each other just so we can feel something）

《撞車》劇照

德國思想家對此深自戒懼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猶太大屠殺這一史上最殘酷的種族清洗事件，就是納粹時期的德國人犯下的。在《何故為敵》中，從哲理層面辨析了那種由分類思維（將人貼標簽）造成的仇恨心態、對“非我族類”的系統排斥、將他人本質化的傾向，但要反對這些觀念，卻不能僅靠對人寬容和產生共情。

當然，很多人都知道，“將一個現代國家設想為具單一文化與宗教的民族，顯得尤其滑稽可笑，它既反歷史，又不顧事實”，但仍有不少人將自己的公民身份和戶籍視為一種特權身份的象徵——事實上，越是社會底層的人物，對這種身份的捍衛越是激烈。我在上海和北京都經歷過，對外地人最為排斥的，往往就是這樣的“老百姓”，這既是因為他們在表達時更無所顧忌，恐怕也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最容易受到外來者的衝擊。

因此，僅在心理學層面上反對仇恨，恐怕是無濟於事的。從歷史上看，之所以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這樣社會群體矛盾集中爆發的現象，倒不如說是一種防禦性反應：人們原有的傳統紐帶被拆散、精神寄託被淡化，與此同時卻又要在一個不確定的市場上面臨激烈的競爭，在這樣複雜、快速的變化和難以名狀的巨大壓力之下，普通人根本無法看清原因何在，只能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一些道德上可疑的外部敵人，這樣的想法最容易讓他們如釋重負。

說到底，人們需要這樣一些替罪羊，即便德國人當初沒找到猶太人，也會找上另外一群人的。

但現實當然複雜得多。問題並不只是“仇恨是錯誤的”，而在於這種仇恨正是多元社會的產物，就像癌症之所以難治，正因癌細胞與正常細胞的產生機制是一樣的。因為多元社會的演化，如果缺乏不同群體之間的有效對話和基本共識，那麼勢必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各自將注意力放在發展自己的獨特個性上，群體認同和利益變得越來越分化，使得跨群體交流和相互理解變得更為困難。這又為彼此之間的誤解、分歧乃至仇恨鋪平了道路。

這不僅是像西歐人面對移民時如此，事實上，就算是在一個國家的內部，也在所難免。美國傳播學者卡斯·桑斯坦早在2001年的《網絡共和國》一書就說：“我特別想強調的危機是，愈來愈多的人只聽到他們自己的回音，這樣的情形比分裂來得更糟糕。”

這麼說是因為，現在的網絡媒體都是按個人化設計好的，其結果是造成最值得擔憂的兩個現象：協同過濾（每個人都只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將不同者過濾掉了）、群體極化（越來越在小圈子裡聽到相同的聲音，由此變得更為走極端）。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極端的人群》中，他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認為很多人之所以變得仇恨，其實是因生活在自己的封閉世界裡，由於聽到的都是類似的贊同觀點，這會進一步強化原有的情緒與認識，促使不滿情緒和相信陰謀論的觀點升級到仇恨的程度。

（圖）

《極端的人群》，[美]桑斯坦 著，尹宏毅 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

這幅圖景讓人不寒而慄之處在於：它不只是“歐洲和美國的問題”，而其實籠罩在我們每個人頭上。協同過濾和群體極化是大部分網站共有的特徵，在網絡出現之後，以前一些極為小眾的興趣，現在只要搜索留意一下，都能很容易找到同好——哪怕是“速翻魔方愛好者”這樣的群體。

這在以前的時代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時人們無法篩選掉自己不感興趣的信息，也不得不和一堆自己內心沒興趣交往的人生活在一起，這雖然看起來無奈，卻確保了人們和異質人群之間最起碼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經驗。然而現在，網絡社會實際上促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自我隔離，甚至只要你開始選擇一些內容看，算法就會判斷出你的興趣，據此不斷推送相似的內容給你，這就像是讓一個本來已經挑食的孩子變得更加挑食，因為你沒嘗一筷的那些菜根本就不會再推到你面前來。

如果沒有興趣去了解超出自己狹隘經驗之外的那些人和事物，那我們勢必就會變得更加依賴自己原本已經夠狹隘的想法去理解外界，此時誤解、矛盾幾乎是在所難免的。不僅如此，在這個由自己的同類和回聲構成的小小世界裡，一個人將聽不到也聽不進任何不同看法，而任何恨看起來都有正當理由——我們甚至可能根本不認為這是“恨”，而會振振有詞地覺得這是正常看法。

實際上，這樣一個未來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甚至可說“未來已經到來”。這值得我們每個人認真對待，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去恨，那同樣地，我們自己也遲早會成為恨的對象。差異並不意味著低劣，如果我們做不到理解他人，那麼至少尊重他人：也許他們顯得另類，但這是他們的活法，用不著我們看不慣。就像前人說過的，雖然每個人都想著“假如人人都像我這樣生活就好了”，但這麼說的人忘記了一點，那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只有在一個足夠多元的社會才能成為可能。

附：

《何故為敵》一書勘誤：p.141——2015年美國在中東特種部隊的指揮官、少將邁克爾·K.本田塔（Michael K. Nagata）：這個日語的姓氏似應是“長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