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COM的大學生組織工作回顧與反思

前言

今天香港社會雖然變得高度政治化，然而社會運動的空間萎縮、固有的社運、學運組織大量解散、學生對於內地議題更為抗拒，急需重新探索一個相對安全的方式，重新聚集改變社會的能量，同時需要打破主流民族主義的框架來重新定位中港兩地的關係。這時候我們提出整理和反思SACOM在2000年到2010年的大學生組織工作，嘗試從中提煉刻下可以轉化利用的經驗和想法。

兩個重點經驗：如何把中國勞工議題带到香港？如何組織大學生？

香港的社運在過去一直跟着“政黨/社運團體-大學-大專學生會-學生”這個發展網路，很多時候活躍在民間的政黨、社運組織甚或NGO的主要骨幹成員以前都是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學生運動則主要由大專院校裡的學生會主導，學生會又以每年的換屆招募、平常的服務、不定期的動員來和其他同學建立關係。然而這相對穩定的結構在2014年後，受香港社會運動內外的衝擊而逐漸瓦解。

從社會力量內部來說，內地相關的議題被完完全全限制在“中港矛盾”的框架裡，一開始有一種主要想法是內地的事情都不關香港的事，香港人不應該理會，到後來因為大陸和香港政府的打壓，這種想法發展成大陸是香港的加害者，政權和人民不分，都希望他們崩潰。從社會運動外部來看，兩地政府都不斷加強對兩地社會力量的打壓，兩地連結的空間越來越有限。種種情況下，“把中國勞工議題带到香港”變得相當困難。

同一時間，因為2014年“大台”的爭議，新一代的大學生對於固有的學生組織、政黨變得不信任，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深入的檢討，以致到了2019年的動盪爆發，民間力量對於“組織”的根本不信任達到了高峰，“無組織”被高舉，連同組織內部的民主商議精神，協助和成員風險分擔都被貶低。打壓一下來，看似集中的群眾四散，又回到了自己，“如何組織大學生”——從一個去政治化群體到再政治化的提升，變成十分困難或不可能的混沌狀態。

在這個背景下回头看SACOM在2000年推動的聯校無血汗校園運動，可以看到當時如何想辦法建立一套勾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工人問題-香港消費者”關係的消費者運動，當中的嘗試和失敗，以及經驗總結。

聯校無血汗校園運動

聯校無血汗校園運動的緣起是2001年的“乾淨衫計劃”，當時是為了推動香港的大學的學生關注消費背後生產工人所付出的代價：向剝削工人的血汗工廠和平牌企業說不；期望業界負起企業社會責任，改善工人權益、權利及舉辦文娱活動。當時的院校學生會希望同學藉此了解中國的勞工剝削、以及世界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等問題；認識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表面風光背後，中國農民工為生產世界廉價產品所作出的犧牲。計畫長期目標是推動中國工人能於工廠成立維護自身權益的工人組織（如工人福利會），助人自助，為工人爭取應有權利及舉辦文娛活動。

選擇“衫”為運動目標其實可圈可點。從當時一句宣傳口號“做大學生既soc tee？唔係話平就得！（制作大学生的團體的制服？不光是便宜就可以！）”可以想像，組織者是從同學的切身經驗出發構思行動。大專生的其中一個主要文化就是參加各式各樣的興趣、義工、信仰等團體，他們都必須要做一些代表自己團體的衣服（即soc tee），而對於大學生來說，“平靚正”肯定是首要條件。相對的“關注消費平背後生產工人所付出的代價”就被忽略。

“乾淨衫計劃”當時主要的工作是與一間於廣東設廠的港資製衣公司DOS簽訂協議，要求DOS必須遵守與運動成員制定的社會企業責任條款（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協議裡定明DOS將於每一張“乾浮衫”訂單中自願扣減每件成衣利潤，由港幣二至五元不等（2008年提到t-shirt $1，衛衣及風衣$5），作為支持運動的經費，成立基金。基金將來應由工廠工人以民主方式，選出代表管理及運用，運動成員將會協助監督基金的使用。

“乾淨衫計劃”運動成員則一方面負責在香港大專院校推廣乾淨衫計劃，並提供不同課程及活動，使香港同學了解國內勞工問題。另一方面組織有興趣參與的大專學生不定期舉辦課程及活動予工廠工人，讓工廠工人學習更多不同知識。比如在當時的宣傳單張上就有照片紀錄同學教授廣東話情況、參觀成衣製造車間、工人午餐等的情況。

計畫的具體操作是“乾淨衫計劃”小組提供了向DOS下單程序，說明同學取貨後要通知學生會做紀錄，然後DOS會收集回扣款項，學生會於每月下旬向DOS收回所有金額。

乾淨衫計劃自2001年發起以來，到2006年底，歷年來院校學生會出現不斷的退出和加入的情況。於是在2006年，本港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決定組成聯盟——聯校無血汗校園運動，使計劃得以系統化及持續運行下去。2006年11月12日SACOM連同八大院校學生會（中大、理大、嶺大、浸大、城大、港大、科大）舉辦聯合記者會，發表有關中國電腦業工人勞動條件的調查報告同時發表響應無血汗校園運動（校園反血汗工場運動）在院校的進展情況及聲明。

無血汗校園運動自此擴大了原本乾淨衫計劃的工作範圍，加入針對大專院校的電腦採購過程的企業社會責任的運動，爭取將社會責任條款加入學校電腦採購招標書。在記者會上，當時的中大學生會代表指學生會已經成功爭取將社會責任條款加入學生手提電腦招標書，學生會並會於11月17日會舉辦一個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論壇，邀請了SACOM和供應商HP電腦的代表出席，向同學介紹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據SACOM在2006年6、7月的行動快訊提到，電腦行業計畫裡，中大學生會帶頭於標書加CSR標準，使得起碼有兩間電腦品牌損失了2000萬的訂單，而且發起網上聯署也有一定作用。

無血汗校園運動讓SACOM和各大院校的學生會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合作關係，並開啟了更多的小組，吸引大專生參與。比如當時有“迪士尼及電腦業小組”、“無血汗校園運動”、“技術支援小組“、“企業資料小組”。這些小組號召“知道企業外判的運作方法和策略”、就讀或任教大專、各機構的採購人員、“無權無勢”的人參與。

在論述上，SACOM在當時還是相對保守的香港社會推動“消費者運動”和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算是相當前衛，比如這句宣傳標語：“我們穿的衣服，除了滑雪螢光劑外，還有工人的血汗！那麼，香港的市民，您可以做點什麼嗎？”。這個說法凸顯了國內工人-香港老闆-香港消費者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繼而點出了連結兩地進步力量的可能性，最後形成工人提供内地工人真實情況；同學提供訂單來源和人手來源；院校小組負責舉行活動，提高工人自我權益意識，最後反饋到工人身上的協作關係。

SACOM推動的學生運動也確實引起一定迴響。在香港社會層面，SACOM在2006年6、7月的行動快訊提到對Bossini（香港著名的便服品牌堡獅龍）的抗爭。Bossini作為一個連鎖分店眾多而且價格相宜的品牌，他們的貨品深受青少年及大學生歡迎，然而在國內的血汗工廠卻無人所知。SACOM在5月下旬連同13個民間團體在Bossini旺角的分店門外發起第一次請願行動，當時只有Bossini的公關出現，其後兩次行動升級，約有60人參加，成功造成“封舖”，令他們沒有辦法正常做生意。一連串的行動號召來了不少教授、大專學生包括中大、嶺南、理工、學聯八樓同學一起討論、決策，國際上更聯絡了美國、歐洲、亞洲、台灣的工人、學生組織造勢。

在對國內工人方面，整合發展的“乾淨衫計劃” 在2008年1月的時候透過各大院校的學生會招攬同學到DOS的內地工廠服務農民工，於8月上旬（應該是2007年）到DOS內地廠房視察環境和探訪工人、9月下旬為工人舉辦中秋晚會、10-11月辦了4節普通話班，內容涉及社交、工作環境、愛情等，還有兩節的英語班教授簡單的英語單詞和句子。從工人反饋的作業來看，工人都相當的投入，願意表達自己，還不時對同學們表達感謝。另外1月12日及之後3個星期舉辦了“健康週末”示範健體操、提供職業安全意識，提供中醫把脈、合時湯水清單，當時還特邀了職業治療、物理治療同學來幫忙。

運動的局限性

雖然這次運動一開始的聲勢不錯，不過要長期擴大發展下去，卻遇上一定困難，導致一直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SACOM在檢討聯校無血汗校園運動小組乾淨衫運動時，就提到以下這些問題：

1. 院校參與不足，本來各大學生會承諾辦活動，但只有港大和教院有幹事出現，參與同學則為港大多數，一位是中大同學；
2. 工人數目不如理想，80-50-30，工廠方面以趕工為由、安排工人參與的計畫不妥；
3. 同學反應不俗，30同學查詢，16同學參與，認為甚有意義；
4. 訂單數目不理想，在港大沒有屬會透過學生會下單，主要原因是沒有人力和時間宣傳（學生會幹事本來很忙，有成立院校內部小組的必要）；
5. 簡介會出席人數少，3次，只有1-2位；
6. 成效未見，廣東話班3次，設計上有待改善，離“在工人中找出積極份子的目標仍有距離”。

可以看見，到了2007年，運動進入了停滯，組織學生變得困難，需要處理。當時提出的問題是：是否要調整對學生的期望？如何改善現在的情況？當時的判斷是要各個群體，具體分析：首先分開學生組織和個別學生，學生組織又分兩類，福利主義的或少數激進份子。

具體來說，問題是（1）靠SACOM職員以前在學生組織的人脈去發展，開始有代溝問題，越來越難，而SACOM整體跟各大學生會的聯繫較弱，只有中大、理工、嶺南因為個別項目聯繫相對緊密；（2）專上學生聯會9樓（即學聯的官方組織）保守官僚，行動性低；（3）學聯8樓（即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8樓）意識非常進步，但太無政府，而且戰線太多，難以長期深入合作，只能支援；（3）個別參與的學生很少，雖然留下聯繫方式的潛在對象有500人，但實際不定期參與的學生只有20人，當中沒有人參與核心運作、決策。

更進一步的，當時還討論了學生的社會階級地位和組織他們策略性原因，重新審視大學生為什麼要參與消費者運動和中國工人運動。從當時的大專學生文化來說，大學生雖然已經不如以前那樣天子驕子，但還是存在普遍的精英主義文化。具體來說，組織學生的困難分外圍和內在因素：（1）外圍上，大學生活本身很忙碌，對一般學生來說，社會參與通常是跟讀書、兼職等幾樣東西之間拉扯的板塊。另外意識形態上個人主義、普遍右傾、欠缺社會分析，還有紀律問題都有被提及；（2）在SACOM內部看，組織上也沒有資源做整全的組織學生計畫，變相很多時候學生像是在campaign的被動員的工具，還沒有做到有機結合，論述上的欠缺也是一個明顯的軟肋，特別是對於中國國家的分析，特別是在當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勞動法律變動頻繁的時候，對國家的分析和判斷影響到運動上的方向以及動員論述的說服力，尤其SACOM需要建立扣連中國工人、消費者運動與大學生關係的論述。因此，“無血汗校園運動”，包括乾淨衫計劃一開始確實能引起迴響，也能吸引到一部分同學，但這侷限在各大專學生會以及其周遭的學生，對普遍同學的影響力較低，也沒有成功透過進步學生把動能輻射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SACOM邀請了學生參與者和其他同類組織來討論這個困局，以相對開放的態度聆聽意見。比如一個SACOM的學生參與者的放映：

1. SACOM的論述超過現時學生程度：“社會已經很少討論左右什麼的，要令學生明白很困難，可能用怎麼做有什麼效果會更快組織學生”；
2. SACOM幹事日常生活大相徑庭：“興趣、閒談話題跟學生組織玩得開心截然不同，有代溝，很難用熟、friend吸引參與”；
3. 學生難以參與日常運作及財政，比如做研究、報告、申請資金；
4. 社會上穩定壓倒一切和SACOM的激進行動形象相去甚遠，大學生被主流牽著走；
5. SACOM的對象是個別同學還是個別有組織背景同學？中間隔了一層；
6. SACOM似乎沒有主動在校園內做推廣工作，不太被同學認識，“個別同學”難以發揮作用；
7. 社運團體的神秘感；
8. 沒有參與者過渡到組織者的途徑，多是幹事主導，雖然同學也沒有能力馬上學會組織，比如準備會議；
9. 學生失去主動性，不上課去兼職；
10. 失去大學生身分的認同感，不再對社會有責任和精英主義；
11. 自私、物質享受取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12. 失去接觸理論的機會或拒絕接觸理論；
13. 被組織者的心態：沒有大學生仍然探究如何做好一個組織，甚至自己是組織者的自覺，肯參與活動或行動已經不錯；
14. ACOM現時的參與者是少數“有得救”的同學，多已經是其他組織的核心；
15. 大學生停留於“知道”，覺得行動很激進，連遊行也是，覺得世界不會改變；
16. 資訊氾濫，難以篩選有價值的議題；學生會本身也面臨危機，福利主義，活動要用的錢越來越多。

雖然這位同學提到的部分觀察已經有點過時，從學生的位置去看，可以觀察到更多組織者可能忽略的東西，比如社運團體成員和一般學生的“代溝”、“社運團體的神秘感”其實可能是運動的論述和溝通工作沒有做好，導致普通同學只能“跟”著走，相對被動。同時，普通同學覺得社運團體很“先進”，不是一時半刻能“學習”得到，路徑也不明顯。“先進”、“學習”、“神秘感”又跟“沒有接觸理論”有密切關係，在這個情況下，可能單純的強調自發未必行得通。再者普遍學生是不是很多元的，似乎需要一個更仔細的分析，去討論要聚焦哪一批學生，是某一個專業的？有特定理論興趣的？還是對某某議題感興趣的？這不單關係到如何吸引他們加入，還關係到他們的成長路徑，也就是如何成為一個自覺自發的組織者的不同方式。

正如SACOM在一份院校組織策略及具體工作計畫中點出：缺乏具體的院校組織深化計畫，如何創造空間讓同學一步步學習及實踐？計畫中提到，運動的不同小組一開始是需要職員主導，但要有意識和有空間讓同學參與，組織者不要壟斷決策權，同學開始了解SACOM後可以逐漸開放同學參與及決策，比如年度計畫、一些調研報告、行動建議，運動的同時以小組形式培養具運動視野的組織者。這個願景最終期望一年後於院校成立一個真正由學生組織“中國工人關注小組”，自己把議題帶返校園。SACOM則只是主要合作夥伴關係，負責舉辦實習計畫，支援在項目小組最成熟和積極的2-4學生，擔任院校中國工人關注小組的召集人。意識型態方面，SACOM曾經決定要做面向院校同學和有心認識消費者運動的市民，然而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堅決落實。

不同的時空，同樣的問題

SACOM成立初期面對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環境，個人主義的學生文化和福利主義的大專學生會，但他們成功的組織跨地域的消費者運動，吸引香港學生關心內地的社會問題和工人運動。雖然在其中有一定的侷限性，但正正是在當下香港社會，政治空間壓縮，民族主義盛行的氛圍下，這些跟大學生經驗切合，繞過主流社會組織，更為安全和由下而上的組織方式值得我們再去發揮利用。

十多年過去，香港大專學生的文化已經出現一些明顯的改變。比如大學生的普遍的精英主義已經在整體社會的階級流動固化而有減弱，但這並沒有帶來大專生的激進化，反而讓他們把絕望轉化在投機活動和消費主義之中。另一方面，香港的大專校院多了很多內地生，他們有更多的內地生活經驗，是不是更為適合的動員對象？然而組織者對內地生們的認識又是否足夠，他們家庭的階級背景是什麼？抱持著什麼期待來香港讀書等，都是需要調研的問題。另外也不能忽視校園和社會上中港的緊張氣氛。到了今天，原有的大專學生會組織已經解散，組織者現在“被迫”直接面對“一般同學”，但同時這個夾在國家力量和大學官僚和組織者之間的緩衝帶也沒了，實際的組織方法可能也要重整。

更進一步的，目前在香港的環境下，還可以在大專學界做什麼功夫呢？SACOM的經驗讓我們看到從大專生經驗出發配合對中國勞工現況的分析可以帶來一定能量，所以當下的突破點是在那個行業呢？需要一套什麼樣的論述來分析清楚國家、香港政府、兩地人民的利害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