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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哥伦比亚2019年的抗争行动：不期而遇如何构建共同未来的想象

2022 年 1 月 21 日

通过介入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全球抗争运动，本系列文章试图探索人类学在捕捉“真实世界”动态中的作用。

2020年带来的疫病与隔绝截断了人类学引以为傲的长田野方法，也一度给2019年席卷全球的社运能量降温，但后者并未消亡，而是随着疫情带来的社会张力重燃且激荡。席卷美国的“黑命攸关”和白俄罗斯民众示威直接与新冠防疫的失败相关，而贝鲁特爆炸后黎巴嫩的街头抗疫和智利宪法重修则是2019-2020年长时段运动声部的强音和高潮。各地的运动延随着各社会内生的脉动，基于各人群不同诉求，但无论是阶级、经济、生态、疾控抑或族群，运动动力跨越传统抗争范畴的传染性已经是全球运动景观下的社会事实。如何动态地面对这一加速的世界是基于田野方法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捕捉并共演社会运动中的尖叫、渐变和杂音则是人类学应有的期许。结绳志专栏“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旨在为这样的问答提供平台。
本栏目非常有幸得到原作者首肯，中文首发文化人类学协会近日刊登的《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Global Protest Movements in 2019: What Do They Teach Us?）。正如他们所言，这批2019年正处在世界诸地的人类学学生带来不仅是田野里遭遇的运动，而是一堂切身的实验课：“抗争的诉求和风险不再与我们无关。抗争运动既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也极具戏剧性；运动中摩擦不断，既体现了抗争者顽强的生命动力，亦不失表演性。通过介入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全球抗争运动，本系列文章试图探索人类学在捕捉‘真实世界’动态中的作用。”
本系列文章篇目可见：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global-protest-movements-in-2019-what-do-they-teach-us。

原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colombias-2019-protests-or-how-common-futures-are-imagined-through-unexpected-encounters
原作者 / Jaime Landinez
译者 / 郑羽双
校者 / 崔忠洲
编录 / 王菁

01. 选美皇后的发声日

在全国选美大赛加冕仪式举行不久后，刚刚夺得桂冠的哥伦比亚小姐被问到关于即将于2019年11月21日举行的抗争。她直接向总统伊万·杜克（Iván Duque）喊话：“我们都出于某种原因而抗争，出于某种能团结我们的信念。”她紧接着呼吁杜克“支持抗争，并倾听民众抗争的原因。”哥伦比亚小姐此举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压倒性的好评。“我们拥有一位多么美丽的选美皇后呀！”“这真是个奇迹啊！”推特（Twitter）用户通过发表类似感叹，表达了他们对这位选美皇后的满意之情。

考虑到选美皇后是举国瞩目的人物——每年国家法定假日期间都有成千上万人观看这场在卡塔赫纳城（Cartagena）举办的盛大的全国赛事——哥伦比亚小姐公开表达她对于国家政治状况的观点，并且鼓励总统“倾听民众抗争的原因”的行为的确在这个国度史无前例。哥伦比亚小姐的发言不仅显示了民众对11月全国抗议活动日益广泛的支持，反对国家政府正在研究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立法草案，而且还传达了其他内容，这些内容是了解该国11月事件的核心要素。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签署了和平协定，唤起却也挑战了人们的某种希望。该核心要素涉及到这一希望，也构成了本文反思的主体。

哥伦比亚小姐María Fernanda Arisizábal，图源：https://www.eltiempo.com/cultura/gente/maria-fernanda-aristizabal-la-senorita-colombia-se-unio-a-al-paro-del-21-de-noviembre-433514

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强调的那样，11月的动乱是和平进程的产物，或者说，至少是由和平进程所促成的。然而，这一和平进程似乎被弥漫在哥伦比亚社会的焦虑与希望所取代。在这个国度，内部武装冲突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超过五十年之久，且时至今日，冲突仍然活跃在许多地区。这样的形势深刻影响了哥伦比亚社会动员的动态（Archila 2006）。和平进程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便是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武装暴力将不再阻碍公众表达异见。换言之，和平进程使得武装斗争非法化了。

1980年代末以至整个1990年代，哥伦比亚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整个国家见证了政治学家利娅·安妮·卡罗尔（Leah Anne Carol，2011）所描述的“逆改革（counter reform）”，或者说是“暴力民主化（violent democratization）”的时代。地方精英与新兴的准军事化团体消灭了力图在当地实现民主改革承诺的农民、社群与农村工人运动。在一些地区，全部政治党派和农民组织都被歼灭了，幸存者则遭到流放（Archila et al. 2002; CNMH 2010）。在1990年代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革命武装游击队与准军事团体以及国家的平叛战略，不仅在武装控制的地区，而且在整个国家的集体想象中，埋下了怀疑、恐惧与沉默。在这样的境况下，在民主与暴力政治镇压并存了半个多世纪的背景中（Gutiérrez Sanín 2014），非法分子和武装力量严格监督与遏制了各种形式的动员。

尽管在该时期，各种形式的集体动员十分活跃，但是民众对爆发于2019年11月21日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动员的支持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行动者聚集在大街上提出各种诉求。他们的数量与多样性（我将在下一部分详细探讨）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我将要在下文中展示的，在十一月的起义中，抗争者不仅挑战了诸如政治党派与工会等传统行动者的角色，更挑战了抗争的空间动态、活动内容(repertoires)与结果。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借助人类学对于这些事件、行动者、语境与它们之间的相遇（encounters）的解读，来关注抗争活动中的一系列因素，简要审视2019年11月在哥伦比亚发生的动员活动。我重点强调集体社会记忆的概念，该社会记忆是由立法改革及法案通过的背景所激发的。通过构建抗议活动与动员机制的不同寻常的空间动态结构（configurations），抗议者——尤其是年轻的抗议者——制造了一种“共享的政治时间（shared political temporality）”(Bonilla and Rosa 2015, 4)。该政治时间既挑战了不久前的过去（the near past）的遗产，又挑战了对未来的期待。根据罗安清（Anna Tsing）的理论（2015，28），我建议从“交染多样性（contaminated diversity）”的过程来思考动员活动，以理解变革如何“通过相遇（through encounter）”来发生。我提议，为了阐明哥伦比亚当前背景下的政治行动者之构成（configurations），我们应当将个体与集体抗议者之间的不期而遇（unexpected encounters）纳入考量。为了回应记者与分析人士关于运动如何得以继续，以及运动的策略和要求将如何转化成为政党意图等普遍关切，我将追随安吉拉·加西亚（Angela Garcia，2017）在墨西哥所做的工作，将11月起义视作“正在酝酿中的不同事物”（something different in the making）进行考量。尽管我们尚不清楚未来抗争者的面貌，亦不知道哪种策略将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这并不紧要。在此，最重要的是相遇（encounters）与交染（contamination）。

02. 裂缝

在十一月全国动员活动的前几周，工会表达了他们对杜克政府正在研究制定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养老金及税收改革的不满。值得一提的是，一项将要引入对年轻人最低工资削减的改革竟然遭到了最强烈的批评。抗议者将其称为“杜克的一揽子立法方案”（el paquetazo de Duque, Duque’s legislative package）。尽管杜克内阁仅仅考虑到改革——因为政府官员急于公布实行——工会与联盟部门却对于拟议的改革将会带来的危害十分清楚，尤其是对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工作者而言。因此，对杜克立法方案之拒绝彰显了抗议者第一批可见的诉求。这些诉求在几天之内就令多类行动者，诸如学生社团、女性主义者、LGBT团体、农村工人以及原住民和非裔哥伦比亚组织等，聚集起来参与抗争。正如我将在本节中描述的那样，无论是立法改革本身还是其所产生的背景，都激起了社会记忆，并且撕开了一道裂缝。抗争者感到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动员实践来扩大这道裂缝。

尽管对立法方案的拒绝最初带来了挫败感与改变的希望，但是事态很快就被证明其实更为复杂。在杜克上台（2019年10月）仅一年之后，他的反对率就高达69%。他的所谓“修订”和平协议的公开努力被社会各界视为通过阻碍实施和平协议以破坏和平进程的尝试。杜克对和平进程的蔑视让人们对事态恶化的感受日益增长。暴力仍然猖獗的地区发出的绝望声音，令这样的感受尤为明显。近年来发生的大屠杀以及曝尸行为再次掀开了大部分民众的创伤，尤其是对于农村居民、原住民与非裔哥伦比亚社群而言（2019世界人权报告；Revista Semana 2019）。针对这一状况，哥伦比亚原住民族国家组织（National Indigenous Organization of Columbia, ONIC）于2019年8月9日宣布所有原住民族群陷入了人道主义紧急状态（ONIC 2019）。

对于该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运动而言，最为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即使在和平协议正式出台之前，在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José Manuel Santos）治下，就发生了对社会活动家和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战斗人员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从2016年1月至2020年7月，有307名社会领袖与人权卫士在四下蔓延的灭绝政治中被杀害，而且这一情况在Covid-19疫情之间仍在继续。关于根除古柯（coca）作物的错误决定与铲除FARC异见分子的军事决策，导致杜克当局的国防部长在他将要受到参议院弹劾的几天前请辞。该辞职事件是由武装部队于2019年8月3日对一位高级别FARC异见分子进行轰炸所引发的，该轰炸造成了至少8名未成年人丧生。这一事件引起了极大愤慨，尤其是对于那些害怕重返2002年至2012年哥伦比亚政府在总统阿瓦尔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任内应对武装冲突的军事战术和过度军事行动的人而言。

这种悲观情绪萌生于有利于抗争活动的大环境中。不仅邻国发生的大规模抗争活动点燃了人们对于改革的普遍希望，而且哥伦比亚本国的先前经历更是对11月抗争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认为，如果不首先考察那些为11月起义铺平道路的近期经验，我们就无法理解哥伦比亚究竟发生了什么。至2018年底，来自公立与私立学校的大学生举行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公开谴责高等教育的资金危机。2019年3月10日，原住民全国Minga【1】组织抗议居住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原住民社区的生活与公共项目状况恶化，封锁了连接国家中部与南部的泛美高速公路（Pan-American Highway）。几天后的3月18日，成千上万抗议者在多个城市举行游行，反对杜克内阁提出的对特别和平管辖权（Special Peace Jurisdiction）法令的一系列修订，因为这些修订或将削弱过渡刑罚系统判断武装冲突期间所犯暴行的能力。这些动员活动，以及11月的抗议，转而扩大并且重申了以往全国性动员活动的内容、要求与共识，例如由全国学生会议（Mesa Amelia National Estudiantil, MANE）在2011至2013年间组织的学生动员活动，2013年的全国农业大罢工（Paro Nacional Agrario）与2017年的太平洋区域罢工（Paro Regional del Pacifico）。

全国农业大罢工期间，抗争者为西蒙·玻利瓦尔( Simón Bolívar )【2】的铜像穿着传统高原农民的服饰。衣服上写道，“我是来自博亚卡（Boyacá，哥伦比亚中部省份）的农夫（campesino），你来自哪里？”Carlos Caicedo via Flickr摄。原文配图。

然而，更重要的是和平进程所创造的气氛。如果不率先考虑到和平协议为哥伦比亚的政治想象所带来的希望与新的形象，我们将很难理解2019年11月的抗议活动。正如我的一位参与动员活动的朋友所言，“和平进程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能够透过这道裂缝来表达政治异议，而不用像之前一样担心被杀害”（个人交流，2020年5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认为，我们应该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思考这场抗争运动。这个社会记忆来自于之前动员活动的经验以及杜克立法方案的激发。这就是那道裂缝，并被后来的抗议者们所拓宽。和平协议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以不同方式想象政治异议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需要被捍卫。抗争者，尤其是年轻的抗争者们，不再指望接受由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与回归战时状态所定义的后和平协议（post-agreement）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员活动超越了税收、劳工与养老金改革。抗争者们由此重申他们发表异议的权利，以此作为想象其他形式未来的一种途径。

03. 交染

11月动员活动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之一是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其中有一些群体甚至是首次汇聚到抗争活动中来。女性主义者与LGBT社团、武装冲突受害者组织以及年轻人与工会、学生组织、原住民组织与非裔哥伦比亚组织走到一起。在11月起义期间，大部分抗争者并未感受到他们被诸如政党与工会等传统动员活动的行动者所代表（Calderon 2020）。实际上，相对之前的动员活动而言，政党在此次抗争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中起到的作用微不足道。相反，学生与其他青年抗争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就如我的另一位朋友所说，“年轻人撑起了这次动员活动”（个人交流，2020年5月）。

在后和平协议时代，年轻的抗争者们要求一个不同格局的未来。他们将自己视做挑战新自由主义政策延续与战时策略（比如上文所提及的导致8名未成年人丧生的轰炸）回归的一代人。后冲突时代的未来，此时此刻对哥伦比亚而言似乎难以捉摸，却开启并挑战了政治想象的形式。无数表达年轻一代无所畏惧与抗争意愿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些帖子中很多都带有这样的想法，即年轻的抗争者们属于某个特定的同龄层，他们是看着同样的电视节目长大，玩同样的音乐，并且在数字平台上结交新的朋友——这些都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无所畏惧且决绝。现在广为人知的一些流行语，比如“他们惹怒了我们这代人”，接着是“我们不会害怕”，“抵抗”，或者是“他们不能对我们隐瞒任何事”，作为一种传达年轻人支持抗争且表达他们诉求与期待的别出心裁的手段，四处传播。

“他们在惹怒这一代需要通过MSN“窗口抖动”来获得尊重的人,” 2019年11月24日发布于推特。原文配图

“他们在惹怒这一代通过（社交媒体上的）‘赞’联结起来的人。他们不能对我们隐瞒任何事！” 2019年11月24日发布于推特。原文配图

就全国各地的妇女与女性主义团体而言，她们极力谴责针对女性、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社会活动家的暴力行径，声讨在取得女性生殖权利方面的持续受挫。11月25日，妇女与女性主义组织和其他行动者上街游行，为有朝一日能够铲除针对女性的暴力行径与全国性抗争的持续进行祝祷（Gaitán Mateus 2019）。此外，LGBT团体公开指责杜克缺乏推进围绕LGBT生存问题的公共政策的政治意愿（Caribe Afirmativo 2019）。

以往，不仅社会行动者在首都波哥大（Bogotá）的主要街道聚首，而且，抗议活动的空间结构亦遵循著名的路线。该路线自城市中几个不同的地点出发，穿越几条最为繁忙的街道。然后抗议者汇合并沿着第七大道游行至玻利瓦尔广场（ Bolivar Square）——那里被国会、总统府、市长办公室与司法大厦（Palace of Justice）环绕。然而此番抗议活动则挑战了这种空间动态。在11月21日当天及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来自各个领域的社会行动者在包括主要街道在内的所有地点聚集。除了广泛记载的11月21日大规模动员活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抗议活动以一种多中心的结构持续进行，以至于蔓延到大街小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作为2019年11月这一新的抗议活动空间结构的例证，也为了回应警方的残暴无情与在宣布几个小时后就生效的宵禁令，抗争者在波哥大与其他城市的大街小巷同步表演“敲锅游行”（cacerolazo）。

敲锅游行是流行于整个拉丁美洲的常见抗议项目，指的是游行者通过敲打平板锅来制造噪音。时至今日，敲锅游行成为11月起义的标志之一。成百上千的抗议者自发地聚集在各自的邻里街区的中心地点唱歌、跳舞，以及有时也在集会中讨论他们的诉求。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所解释的那样，这些地方的集会在不经意之间扩大了，而且还赋予了最初集结抗争者的诉求以实质性的内容。正如这位朋友所言，人们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紧迫问题展开了辩论，比如当地的经济问题，以及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渠道等问题（个人交流，2020年5月）。

敲锅游行图源：https://chiletoday.cl/from-france-to-chile-the-history-of-the-cacerolazo/

社交媒体上数量庞大的帖子与邻里街区里的敲锅表演制造了雅丽玛·波尼娅（Yarimar Bonilla）与乔纳森·罗萨（Jonathan Rosa）所称的“共享的政治时间”（shared political temporality）（2015）。波尼娅与罗萨用这个术语来指称在2014年美国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遭到警方枪击事件发生后，在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上，被广泛传播的新闻与评论。在波哥大的案例中，随着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抗争的信息，亦随着他们在邻里街区的敲锅表演中彼此邂逅，这一共享的政治时间应运而生。通过这些操作，那些物理距离遥远的抗争者们感受到他们身处于共同的时间之中，而且这一时间通过他们的诉求、挖苦与呼喊而渐趋成型。那么，这些时间与空间的相遇与构造（configurations）又向我们传达了哪些关于抗争的信息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些相遇与随之而产生的预料之外的结果呢？

当考虑到从废墟中萌生的生命时，罗安清引入了“受交染的多样性”（contaminated diversity）这一概念作为一种“通过相遇而转变”（transformation through encounters）的形式（2015，29）。我建议，从这个角度切入去思考11月起义。对罗氏而言，“我们被自身经历的相遇所交染；当我们为他人腾出空间时，这样的相遇也改变了我们。

一旦交染改变了世界创制的计划，共有世界（mutual worlds）与新的方向或许会就此出现”（2015，28）。抗议者延续了殖民时代严格的种族与等级制度与数十年来对异见的暴力镇压所带来的焦虑，聚集街头，超越了该国以往抗争活动的时空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交染”的概念来架构抗争活动需要政治行动与可供分析的机遇。换句话说，受交染的多样性在质疑个人或集体自足的主体的同时，也拒绝了无固定形态的人群必须围绕有限的动机而聚集的想法。交染与意图的多样性、诉求的长期性以及其中的矛盾相辅相成。哥伦比亚抗争活动中那些被交染的相遇（contaminated encounters）与正在形成的主体（subjects-in-the-making）是众多已经发生的与正在发生的交流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结果，比如，工会领导与年轻的抗争者之间的交流，原住民与LGBT组织之间的交流，以及敲锅游行时从四面八方阳台上传来的声音之间的交流。

人类学对动员活动的节奏与细微差别之关注也促使人们批判地审视一个常见问题。该问题主要由政治分析人士提出，他们置疑这场运动将会持续还是转向正式的政治议程（Dávila 2019）。追随加西亚的作品，我建议，思考11月起义，可以将之作为“一个断裂的时刻，它表现了正在形成的不同事物的存在”（2017,113）。抗争者们时常要面对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但问题的答案并不一定、且也不需要十分明确。在当前语境中，不确定性并不是问题。动员就是一场相遇，而相遇则是一种预料之外的结果。关于未来，有多种可能的答案，就像在街头和阳台上敲打锅碗瓢盆的抗争者一样多。抗争者并不确切地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他们一定知道的是，未来必须有所不同。

本文受该系列原作者首肯翻译转载。如需转发，请邮件联系。

译者注

1. Minga源自南美原住民盖丘亚语（Quechua），意为为了共同利益所作的集体努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Minga逐渐成为哥伦比亚原住民组织抗争活动的一种手段，反抗对原住民社区的暴力破坏，致力于恢复社区的和平、领土与生命。详见https://nacla.org/news/2019/04/16/colombia's-minga-protests-demand-justice-president-duque-isn’t-listening-translation.

2.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拉丁美洲革命家、军事家，为南美洲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争取独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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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illa, Yarimar, and Jonathan Rosa. 2015. “#Ferguson: Digital Protest, Hashtag Ethnography, and the Racial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thnologist 42, no. 1: 4–17.Calderón, Ómer. 2020. “Sindicalismo y movilización social: Una relación complicada.” Revista Razón Púbica, February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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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oll, Leah Anne. 2011. Violent Democratization: Social Movements, Elites, and Politics in Colombia’s Rural War Zones, 1984–2008.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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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iérrez Sanín, Francisco. 2014. El orangután con sacoleva: Cien años de democracia y represión en Colombia (1910–2010). Bogotá, Colombia: Debate and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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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ta Semana. 2019. “Tumaco, la suma de todos los miedos.” Semana Rural, March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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