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拍纪录片的公务员的心路历程

原文发表于中国三明治微信公众号。

去皮克斯做动画是我曾经的梦想。但是因为我没有学过美术，高考后由于对专业认识有误而填报了错误的志愿，我似乎离最初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随着对电影行业了解的加深，以及生活阅历的增加，我愈发觉得完成一部虚构故事片的复杂度实在超出我的能力范围，而且多数电影里拼凑巧合套路的情节也不再吸引我。同时，这几年以“一条”、“二更”为代表的短视频的快速发展，让我发现想要拍摄我喜欢的题材，可以更直接地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相对更真实的纪录片。

/ 尘肺病 /

和家人朋友聚餐，席间提起我对纪录片拍摄感兴趣，一位叔叔便推荐道：“我一哥们儿就是拍片子的，他们单位买了几十万的机器，天天忙这些。”我连忙请他帮我介绍，他一通电话，就把我安插进了剧组，“盒饭管够”。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来到了拍摄现场，跟家人联系的张叔叔接上头。张叔叔被尊称为张大师，张大师半路出家，早先在郑州做了十几年电工，回平顶山拍了十几年电视。另一位掌镜的孙叔叔，绰号孙大拿，孙大拿说自己小时候的愿望是能有一部相机指哪儿拍哪儿，万万没想到现在看见相机就烦。同组唯一的女生是一位学播音主持的姐姐，身兼场记、采访数职。她曾经在电视台工作。

如今，他们都在为平煤集团下属电视台工作，正在拍摄一部关于尘肺病的警示纪录片，我和他们接头当天的任务是在医院拍摄尘肺病治疗的场景。他们兵分两路，一组人拍摄尘肺病人体检的流程，另一组人在医院里用延时摄影拍些场面镜头。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去了安监局、职业病防治院、平煤疗养院，用上了摇臂、轨道、无人机、手持云台，拍摄尘肺病防治培训和治疗的相关画面。

职业病防治院除了门诊部和住院部，还有一个绿树环绕的小院，院子里有一排小平房，被常住的病人用做小厨房。每天到了饭点，院子里坐满了吃饭、唠嗑的老人，一般是爷爷住院，奶奶照顾，也有人独自一人，自己照顾自己。拍摄那天阳光很好，看着他们的生活场景，我甚至从中体会到一种平静的美好，简直意识不到他们生活在尘肺病的阴霾之下，他们的余生被困在了这个地方。

真正让我直观感受到尘肺病可怕之处的，是对三期尘肺病人，也就是病情最严重的病人的采访。剧组原定的一位采访对象在拍摄前一天去世了，最终的采访对象只有四十多岁，却已经在医院疗养近十年。明明没到老年，他看起来却满脸暮色，皮肤黝黑，仿佛是经过多年井下作业而被煤炭染黑的。他已经离不开吸氧机，吃药时每吞咽一次，就要吸口氧缓一缓，再吃下一口。上次厕所像普通人跑 800 米那样吃力。雪上加霜的是，他家里现在靠妻子一人支撑，养活一家老小，而他只能躺在病房里，有心无力。

采访的另一位尘肺病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他的病情稍轻，但是也常住防治院，老伴早已去世，所以他每天自己做饭照顾自己，家人会在节假日抽时间来看看他。拍摄过程中，提起自己的孤单无依，他一度哽咽，但转眼又笑开，乐观地看待自己的余生。

尘肺病人有一项治疗是灌洗肺部，做一次要一两万，灌洗出来的液体颜色随病情严重程度加深，最终可呈深黑色，触目惊心。

一日拍摄完成，我们回到疗养院的住所。夜色朦胧，一行人来到一处凉亭，旁边是座小桥，桥上灯光温黄。扛摄影包的大哥忽然拿出一件乐器开始吹奏，音色幽深，如泣如诉。有音乐助兴，另一摄影助理大叔跳起了舞，他四十多岁，长相憨厚，舞姿却很灵活，随着乐声自由扭摆。其余人时不时喝彩、大笑，我作为半个局外人，对这么好的氛围羡慕不已。

这群人多是半路出家，很难称得上专业，但对待拍摄却很用心，经常为了一个镜头反复尝试、纠正，直到满意为止。在煤矿电视台，他们还拍摄过反映矿工生活的电视剧，虽然也许除了职工没人会看，但我相信，创作带给他们的快乐已然补偿了工作的辛苦。

这是我参与的最为正式的一次拍摄。

/ 绿满江淮 /

大三那年，学校的 NGO2.0 项目和合肥的两家 NGO 合作，计划为它们拍摄宣传片。其中，绿满江淮的拍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

身为组长，我负责统筹拍摄。为了找创意，我还专门翻墙上 YouTube 找环保类的短片作为参考，印象最深的是地球一小时的宣传片，特效做得很震撼。我下意识地就想模仿这种风格，并且强行压制住了“我们能做出这种效果吗”的自我怀疑。

看完这些片子之后，我召集组员一起开了个会，有了大致的计划和分工。接下来，就要开始行动了。我和小伙伴一起去绿满江淮的办公室采访工作人员。总干事周翔首先为我们播放了《仇岗卫士》这部纪录片，这部片子正是取材于绿满江淮曾参与的一次村民维权行动，并获得了 2011 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的提名。珠玉在前，我感受到了压力。之后，我们又采访了负责绿满江淮不同项目的工作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感想。采访过后，拍摄方案渐渐成形。

我们决定把绿满江淮的日常工作内容分成几个板块，在片子里依次向公众介绍。让我欣喜的是，周翔向我推荐了绿满援助的任叔叔作为主人公，建议我们用他的故事作为主线。我们立即和任大叔约好了拍摄行程。

到了拍摄日，我和师弟扛着摄像机，和绿满江淮负责法律援助的律师姐姐一起去见任大叔，同行的还有资助方福特汽车的工作人员。任大叔家住的小区几乎被污染工厂包围，我们拍摄当天，多家工厂正在生产，一股股浓烟从烟囱排向天空，对周围居民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危害。我们采访了任大叔，他讲述了自己跟污染工厂做抗争的经历，也感谢了绿满江淮对他的帮助。他的语言表述能力很强，拍摄很顺利。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绿满江淮的办公室，补充拍摄了对工作人员的采访。做法律援助的律师姐姐有点紧张，不停地 NG，短短几段话，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拍好。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回到学校，我又找组员开了次会，把分工落实到每个人，希望他们能抽出时间，去绿满江淮跟不同项目的工作人员详细地聊一聊。然而很多组员并没有按照计划行事，他们或者是因为课业太忙抽不出时间，或者是对拍摄有自己的想法，总之，几乎没人按时完成任务。对此，我感到无能为力，只能自己多跑。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 leader。

如果让现在的我来负责这件事情，我也无法保证能做得比当时更好。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我仍旧是纪录片领域的“门外汉”，总是凭直觉来制定方案、寻找创意，对视觉效果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又缺乏故事意识。

在我的设想里，片子里有一段介绍绿满江淮的动画，展示淮河流经安徽省的污染情况。我辗转联系到了绘制动画素材的同学，对方把地图等素材发给了我。但是我找不到制作动画的人手，所以迟迟不能启动后期工作。其他组员也基本上脱离了计划，整个项目成了我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我一时没空完成剪辑，最终这些素材搁置在我的硬盘里，不了了之。

整个拍摄有头无尾地结束了。

/ 纪录片训练营 /

17 年十一前夕，我来到北京，参加任长箴纪录片训练营。任长箴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执行总导演，也曾是央视《人物》栏目的编导。

任长箴老师短发、微胖、不施粉黛，人很随和，但言语间时而流露出一些尖锐。两天的课程中，她讲了纪录片的选题和调研、讲故事的要素、导演思维、剪辑和解说词，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干货满满。另外，她在课上播放了很多工作室拍摄的样片，这些展示更生动地解释了她讲述的内容。好几次看完她的作品后，底下都响起了敬佩的掌声。

课下，我和任老师的两个弟子聊了聊，她们是学编导、广告出身，但都觉得如果有社会学的背景，来做纪录片能如鱼得水。任老师课上也推荐了一部还没制作完成的纪录片《天时》，总导演安排了几位还没成家的编导，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六七处农村，在当地住满一年，研究节气和农时。用这种田野调查的方法拍片子，才能“不止步于认知”，拍出人文内涵。

课程最后，有一个互动环节。我提问说，如果想给大公司投简历，对方会看重哪些方面？任长箴老师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回忆起她年轻时找实习的经历。当时，她大学还没毕业，只身一人去了央视《生活空间》栏目组的办公室，直接找领导表明心意。但当时这个栏目没有空余的职位，她就问领导：“那你还推荐什么栏目，我可以去试试？”领导推荐说某某栏目还不错，任长箴就这样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机会。任长箴老师对我说：“你知道你想去的公司的办公室在哪里吗？直接去吧。”任长箴老师说她最看重的品质就是热情。

虽然我目前还没有勇气以这样的方式找工作，但任长箴老师的故事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16 年底，我因生病而回到家乡，在家备考公务员和教师资格证。最终修成正果，考上了公务员。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接下来就要留在家乡了吗？

当然不。

可是，我要凭什么离开呢？我毕业后的三年是空白的，给喜欢的工作室投简历都没有得到回复，我暂时能给出的答案，是考研。考研是稳妥的尝试。但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说，拿来考研的时间，原本我是可以用来拍片子的。所以，这是最后一次尝试考研了，不成功便成仁。

从一无所有到实现梦想，总要踏出第一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