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五十五] 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與開放社會

2021 年 6 月 27 日

警隊國安處上周再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他們撿走最少44部電腦主機及硬碟，同時拘捕壹傳媒及《蘋果》5名高層，指他們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並凍結3間公司合共1800萬元資產。一日後，警方決定起訴其中兩人，提堂後不獲保釋要還押候審。昨日傳媒更透露，如保安局拒絕解凍資產，《蘋果日報》可能在本周後停刊。

國安處解釋是次搜捕行動的理由，是由於有強烈證據顯示蘋果日報2019年起刊出了數十篇文章，提供口實予外國向中國及香港實施制裁；5名被捕人屬公司董事、出版人及編輯，對文章內容「責無旁貸」。

換言之，國安處是基於報章的新聞工作和行使新聞及出版自由之權利，針對文章內容作出檢控，正是以言入罪（speech crime）的典型。儘管保安局長強調一般新聞工作者有別於涉案人士，但由於總裁判官蘇惠德繼續以《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限制傳媒報道保釋程序，公眾至今仍然無從得知控方所指涉的文章，到底包括多少新聞報道或評論文章、牽涉多少公眾人士和市民的訪問等重要資料。那麼官方說辭，又能有多大說服力呢？

國安處今次的搜捕和檢控行動，已經取得3個「第一」：這是政權第一次動用《國安法》拘捕和起訴新聞工作者、第一次針對公司法人提出檢控，以及第一次得到法庭批出手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聞材料的權力。

批出手令的法官，以實質行動來認同視新聞材料作為違反國安法證據的警方。保障新聞材料不受警方查閱，是為了保護受訪人士的身分；即使是匿名受訪者，只要和記者有互信，就能暢所欲言，讓傳媒工作者如實報道；在一些關鍵時刻，吹哨者給予記者的新聞材料，更加是發掘真相、揭櫫時弊，要公權力承認過失、向人民負責的重要證據。新聞自由的可貴，就是讓報道者無畏無懼，自由和自主地傳播社會真相，促進每個公民都掌握充分資訊（well-informed citizens），負責任地建設民主和開放的社會。

但是，今次有法官批出包括新聞材料的搜查令，猶如為公權力開綠燈。政權本應是傳媒監察的對象，如今藉法庭許可反客為主，搜羅、蒐集、調查蘋果日報的新聞材料，反過來成為監察、打擊新聞機構的狙擊手。法庭批出手令，等於加劇一股針對新聞界的歪風，間接降低大眾和掌握真相者接受記者訪問的意欲、增加記者採訪和搜證的難度；當法官和警察合作，要傳媒機構交出新聞材料的話，就會為自己、同儕和受訪者帶來以言入罪的風險。

法庭面對攸關新聞自由的爭議，到底要如何自處？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早前公開表示，他過往認為傳媒是「法治的捍衛者」，但現時認為傳媒「是法治的一部分」；不但有助維持法治，自由媒體存在的話，亦彰顯社會存在法治。不少普通法傳統的法官和法律學者，更加認為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是維護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兩個等量齊觀的樞紐。歷史最悠久的成文憲法──即1780年的美國《麻薩諸塞憲法》──的草擬人亞當斯（John Adams）嘗言道：人民享有自由的新聞媒體（free press）和獨立的司法機構，是維護自由和保障一切權利的兩個關鍵人權。麻省最高法院前法官、波士頓學院法學院訪問教授Robert J. Cordy兩年前發表文章，探討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兩者的關係時，明確表示兩者均分享共同使命，一方面制衡公權力，另一方面互相扶持，建設開放社會。

Cordy認為，司法獨立責在確保政府尊重和保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並且要隨時預備向當政者以至任何侵犯人民權利的違憲行動說「不」。但司法機構有無能力行使這項職責，不單視乎典章制度是否賦予其權力而已；關鍵是司法機構能否得到人民的信任、尊重和支持。資訊愈流通，人民就更認識法庭在民主制度和憲法下的角色；法院處事是否公正不阿，人民考究其往績便可知八九。故此，新聞自由就相當重要：它監察以至批判法庭，雖然有時言辭可能辛辣，但總是令法庭更懂得向公眾問責。

在政府濫權和以法律打壓異己的時候，本應是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互相扶持之時。Cordy引述美國1971年「五角大廈文件案」（N. Y.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當時尼克遜政府為了向公眾隱瞞越戰真相，試圖以法律手段阻止《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有關內部文件的報道，最後美國最高法院多數裁決新聞自由比國家機密、國家安全更重要，判紐時和華郵有權繼續出版。此段歷史在幾年前改編成電影《戰雲密報》，成為向傳媒捍衛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致敬的經典。但它之所以成為佳話，正是因為法官肯定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助監察當權者和保障公眾知情權，是維護民主憲政不可或缺的價值。

反過來，司法機構需要自由的媒體襄助。當法院行使其憲制責任保護人權，而被當局打壓或被政客攻擊，法官有口難言，就要靠傳媒報道真相，讓大眾明白其苦處。Cordy強調，當法庭失去司法獨立的保障，新聞自由和其他權利也難獲保全；俄羅斯和土耳其的經驗反映，新聞機構被取締、批判政府的記者被捕，正正是政權打壓、收編司法機構的結果。

Cordy亦不諱言，在美國司法史，法官以記者報道、批評正在審理的案件為由，也曾判罰傳媒藐視法庭，反映司法界和新聞界不時處於張力之中。但他也援引1941年美國一份判辭（Bridges v. California），該判辭指出，能夠隨心所欲批評公共機構，是國民的特權；如果法庭強迫他人沉默，只會令人更不滿、猜疑和藐視法庭，多於令人對法庭有所尊重。畢竟，法庭的權威，是來自人民的信任和信心。Cordy認為，既然普通法傳統重視公眾有權查考法庭審訊，以確立司法制度的正當性和問責性，新聞工作者能夠自由出版報道和評論，亦是依從這優良傳統之舉。

一個多元的社會，對法庭表現意見不一是常態，但維持多元開放社會的前提，是要有自由的空間傳播資訊、觀點，讓新聞及出版機構可以免於恐懼地促進民智和社會發展。在這角度，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本來就唇齒相依。如果法庭倒過來成為打擊新聞自由的一方，不止是短視，更加是對司法獨立的一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