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角色在腦海裡敲打30年，窮盡一生的田野，捕捉不可言說之事：專訪顧玉玲《餘地》
以報導文學聞名的顧玉玲，近日推出首部小說創作《餘地》，整本書像是一道道練習題，且是「記憶的練習」：關於台灣曾有過的傷痕、人與人的羈絆，乃至個體所能承受的痛楚。
無法遺忘哀痛，使我們活得像是一個民族，而非一個世代。
然顧玉玲書寫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把針插在會流血的地方，她的記憶練習更是一種日常對話，在吃食、移動、顧盼之際發生。偏偏得在這樣日常如水的劇情推動下，讀者恍惚才真正明白，人之強悍與脆弱確實共存——幾十年前，經歷如核爆般被摧毀過的生命，並無死亡，而如餘震，隱隱地撞擊在此時此刻。
是的，顧玉玲在乎的，始終是「此刻」。而這也讓人不免好奇，為了能夠捕捉那所謂的「此刻」，她耗費了多少力氣才走到這一步？
➤虛構，填補一無所知的過往
「真實本來就是沒有辦法完全再現的。」顧玉玲說，身為創作者，她只能一再逼近真實，這也是何以她遲至今年才出版首部小說。
聊起過往的寫作經驗，她說：「在非虛構文學裡，往往有一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場域要浸泡，所以開始寫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在寫已經知道的事情，只是想要用什麼方式可以跟讀者溝通。」
虛構文學則不然。
顧玉玲聊起《餘地》的創作過程，說動用的是她一生的田野，乃因「虛構文學其實不是在寫已經知道的，經常是人物走到我們未必熟悉的地方，很多時候得停一停、想一想：要跟著他走去哪裡？」此般寫作狀態，對顧玉玲來說也是新鮮，她甜笑說：「那段寫小說的時間，我稱之為甜蜜時光，每天都好期待今天會走到哪兒？」
然而這份甜蜜，其實經過了30年的熟成等待。她前面所謂的「一生」之詞，廣義而言，亦非誇飾。《餘地》中有諸多人物自她高中畢業那年便已成形——例如文中的主角之一：張進善。
「這個角色的原型是我高中地理老師。他在日治時期經歷了他的青春，但特別是對我這一代的人來說——我讀的歷史告訴我們，二次世界大戰不就是抗日嗎？彷彿抗日詮釋了一切。但事實上，臺灣當時是加入軍國主義擴張的參戰國，不過那時在我們所能閱讀的資料裡頭，這部分不存在，彷彿所有人都歡天喜地迎接抗戰勝利。我一直到解嚴後，才有機會閱讀到抗日史之外其他的可能性。」
這件事情給予她極大的震撼，至今想起，仍只能以「爆炸」來形容當時所看到解嚴後的「另一個世界」。
「我開始去想我所認識到的大人，我的地理老師，甚至我的父親，他們到底在經驗什麼？」顧玉玲說，伴隨這個問題而來的，是另一個撼動更深的結論：「我對他們的過往一無所知。」
➤用時間看見時代的餘震
顧玉玲說她年輕時思考「大人」，好像只有「討厭的跟不太討厭的」。但隨著時代的爆破，各種資料現身，她內心那股「太想知道」的渴望，不僅是歷史課本上的資訊，更是某個人的生命。但是「接著你才會發現，人與人之間的認識，其實沒辦法完全靠你的聰明才智，有時會受限這個時代給我的框架。當然，後來我也受惠於這個時代的滋養。」
顧玉玲回憶，她開始翻讀過去淹沒的史料，並與一名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讀書，「我們讀左翼政治經濟學、讀馬克思。對於從小接受反共意識長大的小孩來說，那完全就是整個世界重新打開，周遭的大人忽然就變得更立體了，開始有了更多想像。而這分想像，就是小說能夠容納的。」
書寫的慾望，在那一刻便已然孵化。「至於為什麼當時沒有寫？」顧玉玲微微挑眉，如人所知，「後來我搞社會運動去了，這一去就無法回頭。」她說。語氣很輕。
雖然當下沒能動筆，可是那些衝擊的影像、渴望瞭解的大人，始終在她腦海中敲敲打打。直到這幾年，「我也長到他們那個年紀了，覺得彷彿有一個責任要把這一切寫下來。」顧玉玲說，當初等著沒寫，一等就是30年，昔日的高中女生現已五十來歲，也因此她筆下的角色支線越來越繁複——主角的伴侶、孩子，乃至第三代登場。
「這些人物就是這樣逐漸拓展出去的，一開始都不在預想中。我寫到五、六千字時，就知道我必須要畫一個年表，每個人物的設定也斤斤計較到『這個人要1929年生還是1927年？』差兩歲差很多，若少兩歲，他就只能當少年工而非少年兵，只能去生產，而不是參戰。」
過去一直有更急迫的事情推著顧玉玲去記錄，於是她先後出版了《我們》以及《回家》，深刻描述移工的處境。小說之事，暫無心力照顧，一方面也是認為「虛構文學彷彿離真實更遠了一點」。然而實際落筆，反讓人確信，「時代會映照在人的身上，每個人所經歷的，都跟社會氛圍息息相關，且總是不免被餘震震到。只是當下未必知覺，要等時間拉長一點，才會看到整個時代在你身上的作用。」
➤真正的疼痛不可言說
創作《餘地》時，她並非以「歷史小說」定位。顧玉玲明白，凝望當下，無法不看向來路，若提及歷史，很難不痛。因此她的書寫策略是：「一開始下筆的時候，我就沒有打算直接面對白色恐怖這件事。因為我正是擔心，人們在閱讀這樣一個極端經驗的時候，會有一種『跟我不相干』的感受。」
不直面歷史，卻處處有歷史的影子；人們活在時代的餘震，而渾然不知。這樣的日常，才是普遍台灣人的狀態。
另一個角度來談，她不願直面書寫疼痛之事，乃因深知，也許真正的疼痛從來都是「不可言說」的。
顧玉玲從事勞工運動30年，其中有10年的時間任職於工傷協會（台灣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所以「我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大量直接碰觸到各種肉體的痛處，而那個痛是一去不復返的。」
顧玉玲開玩笑說，在協會待久了，會漸漸變得「毫無同情心」——看到一個斷了4根手指頭的人進來，眉毛也不挑一下，反而能細細觀察那殘留的指節。「不過，你說我們非常習慣這些傷口，看到的時候不會心驚膽跳，是不是代表我對疼痛失去了敏感度？」顧玉玲自問，並且搖頭回答：「不是。而是我幾乎可以預知，這個人在餘生裡頭，最痛的不是這個傷，而是那些看了又不敢看，說了不敢說的迴避眼神。我知道他們餘生中，穿越此刻的痛楚與缺損，所要面對的是個人無以抵擋的社會性壓迫。」
那社會壓迫例如什麼？
顧玉玲想起，她在協會裡頭有一位很要好的友人，19歲遭高壓電擊，斷了一隻腳，還有一隻手扭曲。「但是他的義肢走得很快，穿牛仔褲其實看不太出來，打字又很快。總之，是很有能力的一個人。」
她說那一陣子聽聞對方要出去找工作，而某個紡織廠剛好有個倉庫管理的缺，她連忙推薦，未料得到的回應卻是：「他身體殘缺，我們經理連面試都不可能。」顧玉玲說，她在那個協會甚少落淚，偏偏，向協會成員提及這件事，卻哭到不能自已。
「做社會運動，我們去抗議、拉布條、丟雞蛋，大部分都是十打九輸，可是你在抗爭裡頭，就算斷手斷腳，還是會想盡辦法討回公道，不管有沒有達到成果，都是一個集體力量的展現。」然而那個被回絕的面試，像是擊中了顧玉玲的軟肋，「我覺得是在那一刻才意識到，那個人被丟到勞動力市場就是那麼殘酷，他是單獨丟出去，你以為的集體力量一點效用都沒有。我意識到所謂真正的痛苦是束手無策，什麼都無法做的。」
時間並不能解決所有的事情，顧玉玲明白，即便時間推磨得再久，有些痛苦還是無法找到有效的字詞去陳述。因此，《餘地》所提及的傷痛皆如浮光掠影，轉瞬即逝，卻偏偏能在讀者心上留下一道痕跡。
「這也反映了我對疼痛的看法吧？真正痛的，經常是在那些不可言說，說不出口，想隱瞞、想壓抑，想假裝沒看到，以為過去就沒了，但是它沒有過去。」顧玉玲說。
➤投入公娼抗爭，性思想的顛覆
過不去的不只是時代餘震，個體內在的震盪也是。
《餘地》談白色恐怖、二戰時期的重大史事，同時也談高中女子在那個時代之下如何覺察自己身體的經驗。書中對性的描寫，如玫瑰花上的刺，細小迷人，讓人扎在心上看。在大時代的背景之下，置入女性的情慾思考，於小說中不顯分毫突兀，那或許是因為顧玉玲心中雪亮：「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同一件事，都是政治的。不管是討論性、性別、身體感或者是面對國家機器的壓迫暴力、街頭遊行，這些都是政治的。」
在顧玉玲接觸左翼思想的那個年代，各種不同的進步思想也正風起雲湧，另一部分影響她很深的便是女性主義。且那女性主義的思考還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帶著身體感的實踐運動，其中一個例子是：大學畢業後，她投身反廢娼運動，與娼妓站在同一陣線，為她們爭取合法的工作權。
「我大一時，校際之間的辯論題目是：『婚前性行為應不應該』，你就知道這時代有多遠。」顧玉玲說，雖然是在那個看似保守的時代，校際之間的討論激辯從未止休，關於一對一的關係是否正常？異性戀的霸權架構何以將其他關係畫分到「不正常的領域」？她深信思想是帶著身體，同儕不只討論，亦會親身實踐這樣的可能性。她以前甚至會開玩笑說：「作為一個處女，在我們這種學運團體大概活不下去？」
雖然如此，談到公娼的問題卻又是另一個層次的衝擊。
「你說女人的身體不能買賣，女性不能被物化，這個都容易懂。可是這時有一群中年娼妓出來說要付房租，小孩要上學，所以不偷不搶繼續出賣身體。這些聲音流動在清純、年輕的大學女生耳裡，其實完全沒想過。」
若解嚴後的歷史於她是腦袋的爆炸，那麼公娼之役則是身體思維上的顛覆。且那層顛覆又不同於她所參與過的社會運動，並非單一國家的暴力問題，而是「任何一個走在街頭上的良家婦女，都可以對她們吐口水，說『妳不配』。那時很多主流婦女團體想要救她們出火坑，用的卻是貶抑她們的工作，認為她們就是被皮條客欺負。」
顧玉玲說，她們當時共享的是社會的踐踏，而她對於性、性別的啟蒙就是在那一刻才落實，明白這些事情都與階級捆綁在一起。
➤和解的一小步，理解的一大步
《餘地》中的傷痕無所謂大小，都是政治、階級結構的餘震。且也因為無分小大，在強烈的震盪中，她心心念念的依舊是這些人如何過日子。
在閱讀過程中，讀者的目光很容易被戰爭、政治等強烈的情節吸引住，然顧玉玲其實亦花了相同程度的力氣，闡述現今的住宅、勞動、環保問題。「如果我們有能力去理解當時的人有多少條件，做了什麼選擇，嘗過什麼樣的後果，接下來就是要反身看到自己。」
解嚴後已過了30多年，當時出生的孩子，現也大到各自成家。顧玉玲30年前那份書寫的慾望，如今被召喚，除了是存放在她心中的角色日夜敲打，一則也是希望能夠與二、三十歲的讀者重啟對話。
「這個世代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從小就能夠跑遍各種紀念館，但我最怕的就是，當他們看完這長長的史料之後，會說：『還好已經過去了』、『還好我們此刻不是這樣』。我最怕這種民主完成式的說法，不知道不足，乃至於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
由此來看，《餘地》實也是一本未完成之書，裡頭角色之間的求知、隱忍與猜忌，雖人人各異，卻終究不離時代的映照。有些人在事情發生的那一刻，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語彙，時間就像流水那樣過去了，疼痛成為再也無法言說的傷痕，化作心中的霧。縹緲之霧，卻常聽有人急著想談和解，好像迷霧原本就是能夠掌握、徹底消滅的狀態。
「我書寫的目的，並非和解，和解還太遠。」顧玉玲說，她想談的其實是理解。
如今的她，已明白「個別的疼痛，有時候是無法倚靠個別的力量去反轉與紓解，需要整個社會結構鬆動以後，才有可能被鬆動。」因此必須寫，無論最終我們所理解的「真相」，到底離真實多遠，顧玉玲甘讓自己的探問、讓自己的作品成為「集體」的力量之一。
即便她應該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在那「十打九輸」的抗爭過程，所謂理解亦是奢侈。不過她的筆長年以來亦如其人，固執堅強，擇善而棲。因此，你說這本書的波瀾能夠推往多遠的地方呢？
——寫下這句提問的時候，攤在書桌上的《餘地》被翻至全書的第一章，恰好可作為回應：「未來是說不準的，未來已經來到眼前」。●
餘地
作者：顧玉玲
出版：印刻文學
作者簡介：顧玉玲
北藝大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戰友團」召集人。曾獲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星雲文學獎等，專書獲得金鼎獎、台北國際書展獎、台北文學年金獎、中時開卷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十大好書、桃園年度之書。著有《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回家》，主編《木棉的顏色：工殤顯影》、《拒絕被遺忘的聲音：RCA工殤口述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