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英才选拔制及其不满：焦虑与中国高考

编译：芥芥子

编辑：芥芥子、虾

本书探讨了高考这一中国全国高考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层面，以及它的存在所带来的复杂情况。每年，中国约有1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高考决定了大学录取，并为中国数亿农村居民提供了通往城市生活方式的直接但艰难的途径。但随着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好工作，一些人开始质疑考试的合法性——进而质疑中国社会的公平性。这本书记录了关于高考的各个方面，如贫困青年的经历，阐明了人们是如何疯狂于这场考试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考试是决定性的——一个既重要又不确定的事件。学生努力在这一制度中形塑自身，高考就是中国学生重要的成人礼。

值此高考出分之际，本期引荐美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扎卡里·M·霍利特(Zachary Moss Howlett)于2021年新出版的专著研究高考的作品《英才选拔制及其不满：焦虑与中国高考》(Merit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Anxiety and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China)，这是一本详细研究中国高考的专著作品，其详细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都引人瞩目，仍尚未被引入。作者通过本书的研究导向了这样一个结论:高考仍然具有鼓舞人心的意义，尽管它对变革的承诺存在严重缺陷和神话。

全书梗概

“每年约有 1000 万高中生参加中国的高考，在六月初的两天时间里，这场被称为高考的考试举世瞩目。警察出现在校门外以维持秩序，寺庙里挤满了祈祷成功的家庭成员和老师。通常吝啬的出租车司机免费将考试勇士送到他们的战场，学校变成了考场，成为神圣的地方。除监考人员外，只有考生可以进入，生物识别技术可用于验证身份，信号屏蔽设备甚至无人机可用于阻止作弊，人行道上挤满了紧张的父母和目瞪口呆的围观者，电视工作人员和报纸记者采访观众，官方媒体大谈考试条件，一些城市甚至改变飞机航线以减少噪音。”

当战士们排好队时，手里拿着透明的塑料铅笔盒，他们冷酷而坚定;许多人因期待和焦虑而颤抖。对他们来说，教育和高考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他们十二年的求学经历，都是为了这场最后的决战。”

作者通过他在福建省三所不同高中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形成了本书的相关理论和内容。

第1章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高考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为什么它形成了一个决定性的仪式通道。

第2章从阐释盛行的发展主义观念入手，阐述了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后，再从普通人的角度讲起——人们普遍认为高考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他们能够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提高他们实现婚姻､生育和养老等重要人生计划的能力，作者综合起来，分析了高考的高风险，以及它不确定的结果——而这构成了普通人命运的要素。在这一章中，作者也考察了高考流动性远被夸大的事实情况，总的来看，学生们相信高考非常重要，因为它带来了社会流动的希望，然而，高度分层､基于分数的等级制度创造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同时也在控制和限制流动性，以避免社会资源的大规模再分配。

第3章转向命运的另一个要素，不确定性。本章揭露了普通人对自己有能力看穿国家关于教育公平的公告的错误信心，尽管人们冷嘲热讽，但他们对自己拥有的考试机会却有一种夸大的看法，真诚相信高考的相对公平，继续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的思想作用。

第4章展示了在农村和城市利益之间的霸权谈判中，“勤奋”和“素质”是如何形成相互竞争的理想的。它考察了勤奋这一乡村品质是如何被性别化和种族化的，从而加强了城市男性汉族精英的统治地位。

第5章继续讨论考试本身的决定性时刻，探讨态度和沉着在考试成功中的重要作用。本章展示了班主任如何既帮助孩子克服文化资本的缺陷，又敦促他们为自己的考试成绩承担个人责任。

第6章探讨英才选拔制的大众宗教维度。第6章则专注于高考的偶然性方面(源自无法控制的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为了缓解高考的焦虑，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宗教，而本章讲述的故事的重点也在于人们如何运用命运､玄学和业力等概念来解释成功和失败的莫测。

英才选拔制的神话

中国英才选拔制的成功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现实?从现实层面看，英才选拔制产生了毫无疑问的信徒，但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为了展示出这种矛盾，霍利特本书的标题《英才选拔制及其不满:焦虑与中国高考》，也正类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而拟就。

最后的战斗 图源p18

英才选拔制的神话包括，一是社会平等的虚假承诺，二是高考让中国的大多数人相信了个人能力。尽管中国在教育机会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但为什么考生和他们的家人仍然相信高考的相对公平，并且推而广之，相信他们的命运是公平的？这是本书的核心问题。

如霍利特指出，对于高考，社会总会宣扬一些通过个人努力逆袭的案例，继而，家长和亲属不断鼓励学生克服外部约束，专注于培养成功的内部或个人因素:态度､沉着和士气。但是作者指出，这种“黑马”是一种神话，“例外只是证明了规则”。

作者指出，高考的考试成绩，尽管它们通常被视为个人能力的成就，但实际上仍是社会生产的——个人不会凭空取得高分。其引用布迪厄的理论和概念表明，学生们还受益于各种社会资源，家庭依靠社会关系让孩子进入好学校(社会资本)。同样，父母受过教育的孩子由于家庭的学术知识而在学业上占优势，这被认为提供了优越的家庭环境(文化资本)，富有的父母即拥有大量经济资本能够将这些财富转化为其他形式。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往往对于这种转换机制缺乏了解也并不清楚。

高考制度，在这个层面上，实际上有助于证明和再生产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作者指出，获得社会认可的机会不平等地落在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上。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个人成就，但由于这种致命的跨越仪式鼓励人们对自己的表现承担个人责任，它往往会强化这种不平等的现状。

在第一章中，作者还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高考进行了分析。比如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尽管如德里达所说，“标准化考试，就像其他计算理性(官僚排名机制)一样，永远无法充分体现人类存在的独特性”，名义上考试的目的是根据客观、普遍的标准公平选拔绩效更高之人，但由于考试内容始终是不同精英利益霸权协商的结果，其本应客观的判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排他性的利益，而这样的利益，则是以公平的形式包装换取考试者的默认。

另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古代儒家理想的，自下而上的的孝道文化也是对于神话形成的助力。无论人们追求什么职业，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真正的人生使命在于培养孝顺的孩子，他们将在晚年照顾他们并延续他们的血统，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为父母提供了意义､安全感和不朽，出于这个原因，人们通常会将他们在其他努力中积累的所有资源用于教育他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孩子要孝顺，就必须成功”。而教育孩子的成功则是更普遍生活成功的试金石，因此，考试成为人们组织从迁移到婚姻､从购房到创业的广泛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

虚假的公平

在第2､3､4章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高考不公平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省份之间的不平等，班级分级之间的不平等､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等等。中国发展主义的背景下，相对应的，不同背景的学生在高考考场以外也面临着多样的不平等，其中又突出表现为城市和农村学生的不平等。豪利特认为，高考中的城乡不平等渊源已久。在发展主义的战略之下，国家致力于推动现代化和城市化。包括计划生育和高考的恢复，其优生优培的思想，也内生于发展主义的战略目标，高考通过不断将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吸纳到城市，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发展主义在提升国家整体的现代化水平的情况下，也导致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极其不均。在国家等级体系中的城市所处的位置越高，其所拥有的各类资源往往也就越多，学生在高考这场竞赛中所享有的优势也就越大。

豪利特指出，普通人对国家层面的教育差距尤其熟悉，这在新闻媒体上被广泛讨论。例如，每个人都知道，在中国的省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的学生，比在普通省份的学生有更好的机会通过考试。然而，这些信息并没有削弱人们对考试权威的信念。人们也知道学校里的不公平行为，其中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是可以立即看到的。但是，普通人几乎没有办法清楚地了解这些不公平的深度和范围，他们更不清楚学校围墙之外，地区层面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即使是一些研究人员，也无法直接获得官方的涉及这些层面的考试数据。然而，事实上，同一城市的学校之间，或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均比省与省之间的差距更大。鉴于地方差异，国家省份之间的不平等反而构成了一个转移民间注意力的问题。尽管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很重要，但它无法进行更细致的比较和讨论。

豪利特指出，高考不仅仅衡量勤奋;它还灌输了这种美德。考试学生将他们的成长岁月奉献给考试强化了对刻苦奋斗的普遍信念，人们往往将勤奋视为弱者的武器，他们被教育为勤奋是没有关系的人克服劣势的唯一途径——尽管这一观念的效果是可疑的。但随着发展主义的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也在不断的试验，新的美德也在被灌输，那就是素质。高考将农村勤奋美德作为应试制度的基石，同时也通过强调素质教育改革来取悦城市中产阶级。在高考改革推进的背景下，新的美德与旧的美德在并行发展和交替的过程中，实际上，相比于农村学生，城市学生保持了一如既往的优势，依然更容易成为这场竞赛的赢家。

焦虑与宗教

在最后的章节中，作者提到了用“关乎命运的通过仪式(fateful rite of passage)”这个短语来捕捉结果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驱动了围绕高考的一系列仪式和试炼。一方面，学员们通过六年的艰苦训练，展现出勤奋､坚持､自制的优良品德，赢得了社会的认可。然而，他们也诉诸玄学､宗教和运气的概念来接受不确定的结果。这使参与者能够淡化系统的不公平性，并认可教育证书主义的公平性。

尽管有官方的世俗主义，但高考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去尝试用宗教玄学视为提高考试成绩，这些工作促使他们将社会差异与人类无法控制的真正随机事件混为一谈，使之认为社会差异是文化和历史的偶然产物。通过促使人们将这两类现象归因于命运，高考具有稳定社会的效果。命运话语赋予社会差异以必然性的光环，从而使社会不平等显得自然。

命运和运气的成语给了人们一种直接解决英才选拔制悖论的方法。当有人说另一个应试者只是幸运时，他们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个人能力中固有的社会和历史偶然事件，即使他们寻求解释来解释这些偶然事件。同样的道理，以高考改变命运的理想，也反映出一种出生偶然性的任意性意识——在这些情况下，运气和命运就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语言，还会是社会批判的语言。

结语

考试之后，他们如箭在弦。他们射出弓箭，然后倒在地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漫长的十二年学生只担心最后的战斗。高考完了，他们就像打仗归来的士兵。面对正常生活中命运的缺失，他们感到存在意义的真空。在某些方面，他们也像是从长期监禁中释放出来的囚犯。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他们不知所措，他们被无精打采所困扰。

豪利特指出，在未来的世界里，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和挑战，随着劳动力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经济领域实现自动化，越来越少的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高考勇士所追求的英才选拔制的希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

作者在本书的末尾展望了未来的世界可能发生的变化。智能机器似乎很可能会接管许多类型的人类劳动， 不仅包括农业和驾驶等蓝领工作，还包括会计､医学和法律方面的白领工作——没有更好就业的回报，英才选拔制的承诺就落空了。如果努力工作不再保证成功，如果可以理解这种说法的社会制度不复存在，那么像高考这样的精英通过仪式可能就不再有意义了——

但是，在此改革的必要性面前，高考这一将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精英选拔制，会不会发生变革，会发生怎样的变革，仍是未知的，而变革本身的发生，则取决于我们的远见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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