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自由思想是必須爭得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大師素描•王國維（下）

（一）

4月中旬，葉德輝在湖南被槍斃。

消息很快傳到北京，清華師生非常震驚。葉德輝是全國有名的經學家和藏書家，在日本也有影響。但他思想保守，不贊成推翻清朝，更不贊成農會的激烈行動。此公口無遮攔，心裡不滿就大唱反調。

鼓動農民造反的官員懷恨在心，密令農民協會把他抓起來。省政府官員、國民黨黨部官員和農會領袖組成「特別法庭」，以「反動宣傳」之類罪名判他死刑。

葉德輝被殺，一槍打中頭部，一槍打中心臟，死得很慘。王先生和梁啓超深受刺激。毫無疑問，葉德輝的許多看法是錯誤的，但觀點不對就只有死路一條？

密爾在19世紀提出：只要不直接傷害別人，任何言行都不應該受到干涉。後來學者補充，如果合理的行動互相妨礙，那需要協調。例如，要是有的車靠左走，有的車靠右走，那麼誰也走不成，所以得有一律靠左走或者一律靠右的規矩。這不是剝奪自由，而是為了實現自由。

除了禁止直接傷害別人和調節相互妨礙的行為，任何干涉都沒有道理。這是保護社會自由，以至保護我們生命的鐵律。一個人觀點對不對，並不直接傷害其他人，也不妨礙別人堅持自己的觀點。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一定正確，每個人都有可能覺得別人不對。如果誰的觀點錯誤，誰就要受鎮壓，那麼，人人性命難保，更別指望思想自由。激進派認為葉德輝不對，葉德輝也認為激進派不對。假如不對就該死，那麼誰有勢力誰就可以隨便殺人。

北京的師生憂心忡忡。

一位日本學者到清華向王先生請教，看到他情緒低落，就勸他到日本躲避。他跟王先生說：「我們日本學界，特別是與東方文化事業有關係的人都舉雙手歡迎。」但王先生沒有回應。

5月，梁啓超先生發出請帖，約自己的學生開茶話會。面對近百青年，他鄭重地說：「時局這樣動蕩，下學期不可能繼續講學，（我）將東渡日本，重過流亡生活。」茶話會結束，他跟學生們合影，作為離別留念。

梁啓超約王先生一起去日本。王先生回家跟太太講了這件事，但沒做決定。

（二）

5月下旬，風聲更緊，「京中一夕數驚」。

一天，王先生跟陳寅恪、吳宓先生在一起。吳先生覺得王先生應該去日本躲一躲。陳寅恪勸王先生離開清華，搬進城裡。

王先生回答：「我不能走。」

這時離他自殺大概有十天，王先生可能已經下了決心。

事實上，他正在做準備。5月23日，王先生把沒有結集的論文目錄交給助手，交代將來編文集，把它們補上去。

葉德輝被殺以後，清華人聽說國民黨兵見留辮子的男人就殺，還聽說國民黨要再打擊溥儀。男人留辮子，是清朝的命令。清朝倒台，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又嚴令男子一律剪辮：「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

選擇髮型純粹是個人私事。無論是清朝命令蓄辮，還是孫中山命令剪辮，都是無理干涉個人自由。王先生長期留著辮子，表示對清朝的忠誠。這不傷害其他任何人，無論好壞對錯，他都有權利這麼做。

國民黨軍隊不斷北進，清華師生越來越緊張。關心王先生的學生經常去他家，婉轉地勸他剪掉辮子，以免惹禍。這時有些傳聞未必準確，但大家都那麼講，說明人們普遍認為國民黨很不寬容。

但大師自有與眾不同的性格。一天，在吳宓的辦公室，王先生說，學生都勸他剪掉辮子，但「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余則何能自剪之」？

暴力可以奪去他的生命，但不能改變他的信仰。

5月30日，還在溥儀身邊做事的金梁去看王先生。王先生一向靜默，那天卻相當激動，說形勢迅速變壞，沒有希望，「世變日亟，事不可為」；又說溥儀處境危險，他提了建議，溥儀周圍的人竟不肯轉達。王先生說著，幾乎要流下眼淚。

金梁安慰他。

王先生接著講頤和園，說：「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

現在回頭看，那時王先生顯然已經打算投湖。

（三）

王先生跟燕京大學的容庚先生有共同的研究興趣，住得又近，來往比較多。

6月1日上午，王先生把借去的圖書還給容庚。兩人談了很久。

王先生講了葉德輝被槍殺的事，說他不怕被殺，但不願被剪掉辮子。

容先生說，情況應該不至於那麼糟。

歸還別人的圖書，這是王先生自殺前的細心安排。

離開容宅，王先生到清華工字廳的餐室參加師生敘別會。學期結束，研究院的學生準備回鄉過暑假，訂了四張餐桌，跟老師告別。

午餐開始，梁啓超先生站起來，對大家說：「黨軍已到鄭州，我現在要趕到天津去，以後我們幾時見面，就很難講了。」

王先生跟山西學生衛聚賢同一桌。葉德輝被殺之後，王先生心情很壞，曾經問哪裡可以避難。衛聚賢建議他去山西，到興賢大學任教。那天午餐，王先生提到這件事。

這時他已經不準備避難。研究生何士驥是北大馬衡教授推薦的。他從城裡趕來參加聚會，跟王先生說，馬衡和沈兼士教授請王先生進城，住在他們家，北大同人會保護他。馬教授和沉教授還講，王先生最好先把辮子剪掉。

於是，參加聚餐的研究生紛紛勸王先生進城。

王先生平靜地回答：「我自有辦法。」

午餐後，王先生去陳寅恪家。這應該是跟摯友的最後告別。離開陳宅，王先生回家跟研究生談話。

晚飯後，又有研究生來訪。師生先談學術，後來講到時局。

王先生說：「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神色黯然。

這時張作霖統治北京。古都里的文化人討厭那個保守的軍閥，但更怕激進的國民黨。

這一天的《世界晚報》刊登了《戲擬黨軍到北京後被捕人物》，預測國民黨會抓捕王先生。先生已經看過那張報紙。

他不怕死，但他覺得，要是不能自由地做學問，活著也沒有意思。王先生對學生說：「時事如斯，余全無可惜。惟余除治學外，卻無從過活耳。」

學生走後，王先生在桌上鋪開紙，提筆寫了「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囑。決定作出，別無牽掛，王先生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像平常一樣按時起床，讓太太梳理髮辮，吃過早飯，走去辦公室。王先生一件一件處理好各種工作，離開研究院去頤和園。

走了一段，他折回頭。早一天，他為研究生寫了兩頁扇面。其中一個落款誤將學生稱為「兄」。回到辦公室，王先生提起毛筆，將「兄」改為「弟」，又轉身上路。

（四）

王先生冷靜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顯然，王先生自殺，既因為他忠於清朝，又因為國民黨軍隊北上的威脅。兩個方面，實為一事：各種消息表明，國民黨蠻橫地用暴力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王先生忠於清室，有可能像葉德輝那樣遭受鎮壓。思想專制會窒息全部創造力，不論什麼傾向的學者都不可能正常工作。

世界早就進入民主時代。王先生忠於滿清，那是錯的。但民主不是統一思想。恰恰相反，正因為公民看法不同，才需要少數服從多數。民主的目的應該是讓少數派和多數派和平共存，壓制反對意見不是合理的民主。在自由民主的環境裡，王先生不需要死。

梁啓超處理完王先生的後事，給女兒寫信說：「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王）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暝不復視。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壽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今竟為惡社會所殺，海內外識與不識莫不痛悼。研究院學生皆痛哭失聲，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王葆心被殺是誤傳，但當時大家相信這個消息，因為人們都覺得國民黨專制殘暴。

（五）

1928年5月，梁啓超先生辭職。

清華想補上王先生和梁啓超留下的空缺，但再也請不到那樣的大師，所以決定第二年暑假停辦國學研究院。這個擁有名滿中外大師，教出許多高水平學者的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

清華研究院關閉的時候，正是王先生逝世兩週年。應學生之請，陳寅恪先生揮筆寫下了萬口傳誦的紀念碑文，明確重申，王先生自殺是為了思想自由：「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3年，在拒絕擔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時候，陳先生解釋道：「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揚。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須爭得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至於王先生死於羅振玉逼債的講法，王、羅兩家都堅決否認。王公子在海關做事。他去世後，海關發了撫卹金。王先生轉給在天津的兒媳婦，羅振玉不肯收。如果反過來說羅振玉要王先生的錢，那太不近情理。王先生的女兒明確問過母親，王太太說根本就沒有跟羅振玉合伙做生意。

遺囑說「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世變」二字，表明王先生不是由於私人原因，而是由於政治局面做出決定。他把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皇宮看作第一次侮辱，估計激進勢力進入京津，又會打擊溥儀，使他和所有懷念清朝的人再次受辱。

郭沫若說王先生因為羅振玉逼債而死。那怎麼解釋「世變」，怎麼解釋「再辱」？郭先生相信這樣的傳聞，可能因為他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為了思想自由放棄自己的生命。

（六）

王先生自殺後，以清朝官服入殮。

這表明家屬當時對王先生態度的理解。他們遵照遺囑，在清華園外的七間房買了一塊地修墓，四面種上綠樹。

1960年，清華擴建，把王先生的墳墓遷走。三十年前，清華老校長梅貽琦說過一句話：「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時清華的官員只想蓋大樓，根本就不把大師放在眼裡。

王先生有八個子女。長子1926年病逝。抗戰結束，王家四個孩子去台灣工作，王太太也到那裡定居。次子王仲聞是郵政總局的官員，1949年，郵政總局隨民國政府搬到台北，王仲聞選擇留在大陸，接著到北京擔任新政府郵電部秘書處的副處長。後來就是他為王先生遷墳。

新政權「鎮壓反革命」，王仲聞被指「受過特務訓練，態度不老實」，後來貶到一個郵局收寄信件。

王仲聞身上流著父親的血液。他一直沒有停止研究文史，寫過《南唐二主詞校訂》等著作，受到學界關注。他還跟幾個愛好文史的朋友辦了一份刊物，叫《藝文志》，結果在1957年成為「右派」，被踢出郵局。

為了生活，他四處求職，讓中華書局收留做臨時工，為《全唐詩》、《全宋詞》和《元詩選》的編纂出了很多力。錢鐘書先生稱讚他的詞學專著是「奇書」。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仲聞被趕出中華書局。他繼續痴痴迷迷地做研究，對別人說：「絕不因為我的東西不能出版就撒手不幹。」

紅衛兵衝到福田公墓，把遷到那裡的王國維墓砸爛，大師到底沒能躲過文化專制的魔掌。

1969年，當局說王仲聞跟一個「特務集團」有牽連，隔離審查，他被逼上絕路。

一個寒風凜冽的冬日，王仲聞到了頤和園，準備像父親那樣跳進昆明湖，但遊客很多。他一直等到晚上，然後回家。

第二天，他喝下一瓶「敵敵畏」，默默離開了人世。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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