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步兵第五十四联队概况/5.1.4. 刘老庄战斗考证

对于以上所述这种除了宣传内容外，缺乏确凿史料记录的战斗，若想还原其真面貌，应该采取国际对比研究的手法，去调查核实日军方面的史料。至今所不能了解，掌握的敌情（日军出动人数，参战人数，战斗实态）和战果，也应按敌情，战损自报的原则，从日方的战史资料中寻找答案。为了澄清刘老庄战斗的真相，补充单方向战史记录中的不足，下面介绍一下日军有关此战斗的战史档案。

先简单介绍一下参战部队，步兵第五十四联队概况。

步兵第五十四联队于1905年创建，属于小仓（福冈）的第十四师团，曾参加过日俄战争。战后1907年第十七师团在冈山新建时转属其管辖，1908年冈山市伊岛村兵营（津岛兵营，现冈山大学所在地）完工后，与第十七师团本部一起进驻冈山，成为冈山地区最早的乡土联队。第十七师团下属步兵第三十三,第三十四两个旅团。第四十一（广岛），第五十四（冈山）第二十一（滨田），第六十三（广岛）四个步兵联队。这四个步兵联队，之后的八年抗战中都是在中国大陆最知名的日军部队，作为抗日战争的反面形象，出现在多数历史记录和横店剧本中。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滨田联队，1924年后转属第五师团）是平型关大捷（共产党八路军的首战大捷） 与平型关战役（国民党军）中的重要的角色，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则是台儿庄大战（国民党军的首次大捷）的城内攻坚主角。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第二次组建后）第一大队，是苏北新四军刘老庄战斗中敌方对手。

第十七师团于1924年宇垣裁军时被解散。建制取消后，步兵第四十一联队转驻福山,和转驻滨田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一起并归第五师团（广岛）管辖。步兵第六十三联队（转驻松江）并入第十师团（姬路）。此时唯一被取消建制的是冈山的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因为裁军的主导者宇垣一成陆相（1868-1956）是冈山县出身，为了镇静军部全体对裁军政策的愤懑，忍痛先裁割了自己出身地的步兵联队。

步兵第五十四联队解散后，1924年姬路第十师团主力的步兵第十联队（原驻姬路城下三之丸内）进驻冈山津岛兵营，成为冈山第二代乡土联队。第十七师团解散同时第三十四旅团建制被取消，但津岛兵营的步兵第三十三旅团被保留下来，转入第十师团麾下。旧师团司令部等设施也被步兵第三十三旅团接管，下属有第十（冈山），第六十三（松江）两个步兵联队。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田岛荣次郎少将率步兵第三十三旅团从冈山军营出发赴大陆作战，部队名称田岛支队（1937.8-1938.2），属北支那方面军第二军（西尾寿造中将），是在津浦线的静海，马厂，沧县，德县与宋哲元部作战的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中将）主力之一。1937年底，强渡黄河进入山东省，1938年3月易名濑谷支队，与广岛的第五师团（同为第二军麾下的主力）东西配合沿津浦线南下作战，参加了滕县，临城，台儿庄，徐州等大型作战，与第五师团同为“北支那方面军”初年度死伤损失最惨重的部队。

由于战局的扩大和兵员不足，1938年7月，大本营复活了被裁减的第十七师团建制。新建第十七师团（三单位制乙师团）下属步兵第五十三（大阪）,五十四（姬路）,八十一（龙山）三个步兵联队。第五十四联队建制此时复活，新组建地在姬路附近青野原驻屯地。

​恢复建制的师团其他还有第十三（仙台），十五（名古屋），十八（久留米）师团，由于牌子老，有地缘，血统基础，1936年即被列入陆军省「軍備充実計画ノ大綱｣中的动员名单（最优先恢复建制部队）。在骨干，人力，物力资源面有保证（由第十师团留守部担任组建），所以同为特设（乙）师团，比起前后新组建的第百字号师团（如101D,108D,109D, 110D，114D）等在人员素质，武器种类，数量面要正规一筹。

第十七师团下属的3个步兵联队中，第五十三联队在大坂组建，第八十一联队在朝鲜龙山组建，第五十四联队在兵库青野原组建[1]。是新战略构想中的三单位乙师团编制，兵员数和武器装备面比起甲师团相对薄弱。除了短缺一个步兵联队外，联队的编制定员数也被减少四分之一。按1937年的编制表，乙师团联队理论定员数为3222名[2]，但实际上达不到此数字。参考1938年4月同时组编的步兵第五十三联队，和第八十一联队的记录，可得知实际编成时联队总员数2909名，其中将校100名，马176匹。联队下有3个步兵大队，12个步兵中队，3个重机枪中队（各8挺），3个步兵炮小队（92式步兵炮各2门），一个联队炮中队（41式山炮2门，94式速射炮4门）[3]。比起甲师团，除了兵员数量外，每联队还短缺两门火炮。   全体虽然如此，但各联队的武器装备，比起在华北地域与共产党八路军作战的百字号联队，独立混成旅团等，却要强得多。

5.1.4. 刘老庄战斗考证

史料的价值判断：前出胡卓然提供的“日方史料”到底是怎样描写了刘老庄战斗？以下是笔者去掉有色眼镜和御用立场，对同一资料的客观分析，解释。

《刘老庄的战斗》一文，来自《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史》中《六塘河作战》一节 ，作者是联队史编者之一池田八郎。刘老庄战斗的亲身体验者，参加作战时职务为第一大队步兵炮小队长。

有关“联队史”类书籍的价值，笔者在《日军的战史记录和台儿庄败北论》一文 中已有过详细介绍[4]。即联队史类的记述并不属于第一手史料，但可称为第二手加工史料。引用，叙述过程中会出现部分失真，所以不像战斗详报那样准确，不能过分信用。使用时必须顺藤摸瓜，找出，并比较其使用的原始资料。引用联队史记录作证时，必须先判断所记述部分是编辑者的综述，还是原史料的直接引用；材料是来自于回忆录类，还是来自于战斗详报，阵中日志等文献。若是前者，即使是当事人的证言也绝不能轻信。必须再取得佐证。

从此点判断，《刘老庄的战斗》一文不是战斗详报，缺乏许多重要内容，如作战时间（资料甚至没有标明作战日期），具体地点，地形，命令文，作战部署，人数，敌情报告(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数量)，敌遗弃死尸数量，消耗弹药等。一面又可以说此材料也不是个人的记忆，有一定代表性，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基本情报，还有能了解作战部署的要图。执笔者池田八郎在编辑说明中写道，

“副史（战斗记录部分）是我借用了田坂联队长收集，记录，保存的战斗详报等文件，经长期精心的编辑作业集成。因作为史实价值连城，所以尽量保持不改变其原貌”（48页）。

从此记述判断，原资料的存在，和池田本人的编史态度看还是可信赖的。刘老庄的歼灭战斗，对步兵第五十四联队来说是一个成功的模范歼敌战例，所以联队史中也引其为自豪。笔者考虑，联队当时应有过详细的战斗详报记录，军内也应有过战例记录。问题在此类记录由于日本的败战而逸散。据笔者调查，防卫省的战史资料中，现在并没有《六塘河作战》的战斗详报记录。所以，联队史记录内容虽科学性不高，但可谓独一份的文字记录。又附有重要的战斗略图，相对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至少比经年的回顾谈，口述还原要强得多。缺点只是基本情报记录不全。 

2.用兵数量和武器

首先要掌握的是战斗当天日军实际上投入刘老庄战斗的兵力。不能像前述胡卓然那样，去计算第五十四联队编制上的总兵力（所谓3000余），而是战斗中实际使用的部分。按联队史资料记载，此扫荡中第二大队与联队分别行动，在黄营圩（今日黄圩镇），唐寨（今日唐集镇）方面扫荡，并没有与联队一起行动。且各大队，联队的根据地（联队本部驻海州，第一大队本部驻淮阴，第二大队本部驻响水口，第三大队本部驻东海，另外有8个中队也分驻各地），也必定有相当部分（约1/3至半数）的留守部队[5]。按此计算，联队即使出动了两大队，实际人员也不会超出1500人。且实际上仅将其中的一半强，投入了战斗。按资料内容和作战图判断，从始至终，日方投入战斗的部队仅仅是第一大队（照沼清松大尉）的三个中队，第三大队的一个中队。实际等于一个大队（四个中队）的战斗力。附有二至三门火炮。资料中虽然记载了“联队主力”（本部，第三大队）后来到达的事实，但从部署上看，并没有都投入战斗（仅投入了一中队）。因为敌手（十九团第四连）数量少，一大队兵力已足以应付，没有动用更多兵力必要。

参加作战的第一大队共有多少兵员？按1937年的步兵乙联队的编制表，编制上每大队的战斗员为871名，一中队编制192名 。实际上远不足于此数。《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史》中（182页）记录了1942年8月，同联队第三大队参加浙赣作战时编制现状（混成原田支队），可作为一个参考。可见第三大队编成时有人员765名，同步兵第八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人员为719名。约750余名兵员，4挺重机枪，1至2门步兵炮，一门联队炮，可以称为是大队满员时战斗力的参考数据。而刘老庄战斗中不是满员状态，各队肯定留下了近半数的根据地留守部队。

从联队史中的作战略图判断，3月18日刘老庄战斗中，被投入战斗的部队为第一大队主力的第一，二，三中队，及第三大队的第九中队，合计四个中队。重火器从作战图中可判断有重机枪一挺，步兵炮（九二式）一门，联队炮（四一式山炮）一门[6]。推测人员总数400余名，突击部队为100名（第九中队）。

此外有没有“伪军”？亦是一个争议问题。据笔者接触的多种资料，日军主力部队的运动战中不会有伪军出现。但敌后方的讨伐作战，地方治安战中，经常使用当地日伪组织，武装。这点，一般都可以在日军的战斗记录中确认。比如《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史》209页中出现的“李东海大队（归顺兵800名）”的记载，212页出现的 “和平军与县警百名”的记载， 218页中出现的 “自卫团”的记载等，都可以确定是协力的伪军组织。此类部队，只要参加扫荡作战，日军肯定会留下人数记录。1942年5月11日至14日山本登中尉指挥的“三岔河的战斗”的战斗序列中，就出现有“和平军约30名”的记载，人数算入讨伐队编成总数中（191页）。但刘老庄战斗中，没有这种记录，只出现 “苦力约200名”。亦没有苦力被卷入战斗的任何描写。此200名苦力当然不是伪军，也不会有武器，应是扫荡作战中日军征用拉车，搬运物资，或作为诱敌对象的民夫。其作用，在战斗图中标注的也很清楚，即同大队行李车队一起，在“平地前进”，作为“诱敌目标” [7]。所以刘老庄战斗中有伪军参入的说法并不正确，至少没有任何可以佐证其存在的资料存在。但不否定有极少数的翻译，带路向导。

日军部署情况

从下图的部署看，日军是在进行拉网式讨伐。按本资料记载，《六塘河作战》是17师团在自己的警备区域中进行的协同扫荡。1943年3月16日至4月6日间实施。目的是“彻底扫讨洪泽湖东北地域的新四军”。部队从泾河镇出发经孙家圩，刘老庄，指向沭阳，从南向北，实行拉网式扫荡。师团全体分为几个纵队同时前进，照沼大尉指挥的步54第一大队位置于最左端（西端）。每一大队又散开在东西约3-500米、南北约800米-1000米的范围内搜索前进。为了不让敌方察觉，部队主力都隐蔽在交通壕内行军。各队除一名在平地监视敌情和负责与各队联络的士兵外，地面部队全体只有炮队的一小部分约10名（炮身也在壕内）和“200名苦力”在平地诱敌。

交通壕是战时苏北地区的一种形于道路的特殊露天工事，四通八达。在接近刘老庄前，池田八郎指挥的大队炮小队一部于平地前进的理由，除指挥，监视苦力队行动外，还有观测，侦察敌情任务。实际上首先发现敌情的就是炮兵的眺望镜。此时为清晨，浓雾弥漫，视界约100米前后。之后浓雾逐渐消散。在视界可达600米前后时，平地行进中的大队炮小队人员发现了“由右向左”急行军中的敌大部队。可考虑，此从东向西移动的大部队即日軍所稱敵主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的一部，之前宿营于刘老庄，由于睡眠中疏忽敌情，天明前才接到报告，刚刚脱出村庄不久。第一大队位于联队拉网的最西端，也就是说同行的第十九团主力大部分已经脱出了日军的布网范围。从此点看，可认为第四连并不是在掩护撤退，实际上与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只不过位置在后（后卫部队）。新四军方面自己也留下了村民自主撤离后才在梦中发现敌情的记录，所以如今常见的四连为了掩护村民，部队主力撤退，留在刘老庄村内伏击日军的说法不能成立。

战斗过程

大队炮小队发现敌情准备作战的同时，在壕内前进的尖兵小队(第二中队的森田小队)与一部分新四军在壕底遭遇，随即进入战斗。遭遇地点记载为壕内的拐角部。

从地图判断，遭遇战地点是一个复杂的六岔路口（包括四连退入的死壕）。森田小队的奋战将十九团部队分截为两段，前方大部队向西退走（图左方F）。一小部分（第四连，图中F）被堵在壕内拐角部路口，形成对峙。对峙的同时，第一大队迅速展开，从地面对第四连形成包围。迫使被截断的第四连退入一条没有出口的死壕，日军称“袋冢”。当日军发现第四连进入死路后，松了口气，在严密包围封锁的状态下，大队长召集部下，商讨如何“料理”（处置）这“袋中之鼠” [8]。

商讨后，大队长决定在地面形成严密火力封锁的状态下，以炮击将敌一步步压至死壕尽头，最后展开突击。从作战图看，此时第一，第三中队和大队本部，在死壕东端展开。封锁壕顶部并预备截击突击时向反方向突围的第四连残部。第二中队堵在拐角处壕口，这是交通壕的唯一出路。重机枪和大队炮也配置在此，封锁壕口，并炮击壕内之敌迫使其退向死壕尽头。第九中队（第三大队所属）配置在壕的西面担任突击任务。

使用的作战部队全体为四个中队（合计约400名左右），另外有大队的重机枪中队（92式重机枪4挺），一个步兵炮小队（1-2门九二式步兵炮），还有一门警备用的联队炮（RiA，41式山炮），炮口对向第十九团撤去的西方，推测目的是预防敌军主力的回援。

此为典型的歼灭战部署，日军至少5倍于四连，火力也处于绝对优势状态。在此状况下被包围压制在死壕沟底的第四连没有任何抵抗，或突围的可能。所以突击前大队长照沼大尉决定暂时停战。池田八郎和翻译申得瑞一同，

举着白旗前进到距敌50米处劝降，云‘放下武器自动站出来投降着可保住一命'。可是四连的回答，却是对军使射击的枪声。见劝降无效，军使宣告‘战斗再开，抵抗者格杀勿论'（同前）。

突击前（具体时间不明），联队主力也闻枪炮声赶来，集结于刘老庄战斗现场附近。从地图看，并没有部署的迹象、而是停留在后方一线观战，并架起联队炮，警惕敌援军（已撤走的第十九团主力）到来。靠现部署中的约500名战斗员，最后突击已稳操胜券。

实际参加突击的部队仅为第九中队的约百名。在支援炮火的“第五发炮弹在突击队员钢盔前不远刚炸裂后，队员按步炮协定规定（第五发为突击信号）顶着爆炸的风压间不容发一举突入壕内”。“除一名脱出壕外被我拦截火力击毙者外，壕内之敌全部成为我刺刀之血锈”。

一面，此突击中，率先带领突击的船越中队长也在进入壕前中弹倒毙。此日，联队史中记录此战斗中有两门死亡。其中一名即是带队突击的船越正大尉，突击中中弹倒在壕外。另外一名被记录为中地政美曹长（205页）。中地的职掌是联队本部书记（文书），属非战斗员。此人死于1943年３月１８日的记录（战后了行政资料）不会有错。但是否参加了战斗，是否真死于突击战斗中不明。笔者考虑，称中地曹长战死于刘老庄的根据，来自对中地死亡日期的判断。即战后调查行政资料时，发现了18日中地曹长的死亡。可到底死在何处？是战死还是病死？并不见资料的佐证（联队史的战没者名簿记录并不详细）。此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联队史记录中不仅没有记载刘老庄战斗的日期，具体时间，对最终歼敌人数也没详细统计。仅称毙敌“约200”名。另记载《六塘河作战》全体，“敌遗弃尸体” 284具。对己方部队的负伤者数也称“不详”。此为联队史中此段记录的最大弱点。若原资料是战斗详报，应出现负伤者数和缴获敌武器数字，或任意的歼敌战果报告（正式统计表中不会有此项内容），更不会有日期，时间的记载遗漏。

一面，由于记录者池田八郎是步兵炮小队长，所以对自己消耗的弹药63发记忆的很清楚。并称此战斗如同《步兵操典》的规定一样，实施的非常成功。若参考陆军《步兵操典》有关步炮协同突击的部分，第190-191款云:

中队长应使部下全体彻底理解炮兵射击要领，在最后突击前的支援射击开始时，命第一线小队前进，位于我炮弹集中部位后，在最后一发炮弹发射后，不失时机紧接炮火突入敌阵…中队长应身先士卒在最先头全力指挥突击。此时中队长的勇敢作为，是鼓舞部下奋起取胜的第一步 [9]。

可见联队史所指的模范之处是默契的步炮协同，和中队长身先士卒的阵前指挥。

5.1.5. 刘老庄战斗再评价

以上资料虽有缺陷，但基本上记录了从前不为人所知的刘老庄战斗的部分细节。补充了国内无可靠文字史料的弱点。从中可得知:

一，日军投入战斗的总兵力约4-500名，使用了1-2门步兵炮（联队炮没有使用），4挺重机枪。此外还有约200名被作为诱饵的，运输队苦力的存在。

二，四连是新四军第十九团后卫。十九团因疏忽敌情，侦察不周，在日军到达前才不久才匆忙开刘老庄西进撤退。行进中尾部的第四连，不幸被提前赶到的日军尖兵截断，遭遇战中被迫入死壕。即并不是为了掩护主力，群众不撤（在刘老庄抵抗），而是与主力同行中位于尾部，被突然出现之敌截断。

三，从地形，人数，火力面看，第一大队的约500名战斗员，两门炮，4挺重机枪对死壕内第四连82名成员形成包围，具有绝对优势。所以才停战进行劝降，希望达到策反（宣抚）效果。此劝降被四连拒绝。

四，突击部队为第九中队约百余名。如步兵操典规定一样，一次成功。并未受到顽强抵抗，也不见销毁武器行为。壕内的所谓“肉搏”对第四连指战员来说是一个十分凄惨的景象。残存者在未形成有效抵抗的情况下被全部残杀。战斗过程中，联队史记载第九中队长船越大尉和中地曹长两名战死（笔者对中地曹长的死因存疑），负伤者数不详。

在利用日军资料澄清了刘老庄连“打退敌五次冲锋，毙伤日军170余人”的记录不实后，继续表彰其英雄行为的目的，仅剩下一条，即忠于祖国，不受敌劝降的殉国精神。从前述笔者的分析看，战绩仅仅是装潢，此精神，才是刘老庄连的事迹之所以被宣传至今的价值所在。但也只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时性价值。笔者认为，今日可以以刘老庄连的事迹，教育后人缅怀先烈，纪念抗战，但没有继续鼓吹此殉国精神的必要。在21世纪，世界各国能遵守日内瓦公约（保护优待俘虏，救护伤病，中国于1956年加入此公约）的今天，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封建精神是否值得赞美，那还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此战例与狼牙山五壮士同样，已别有用心地被利用在对专制政党、独裁国家的忠诚教育面。今日，若不对年轻的兵士进行日内瓦公约教育，继续鼓吹这种封建式自杀精神的话，如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一样，弘扬的只是一种时代的错误，象征的也只是国家和军队的残酷，野蛮。

[1] 『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刊行委員会編、1989年，51頁。

[2] 「歩兵（乙）聯隊（車輌）編制表」、JACAR：C01007658600100-101/440.

[3] 『鳥取綜合聯隊史』鳥取綜合聯隊史刊行委員会, 1983年、 764-765頁。『歩兵第八十一联队志』同编纂委员会、1985年、15頁。

[4] 「日本軍の戦史記録と台児庄敗北論」『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63号、2015-07　/　31-47頁。

[5] 参考步兵第五十四联队警备配置图『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刊行委員会編、1989年，212页，166页。

[6] 由于此图简图又是后来做成的示意图，所以武器数量等情报并不一定准确。机枪标识可认为是阵地示意。实际上轻机枪每中队装备6挺，全大队的重机枪也应有4挺存在。

[7] 「囮として苦力約200名と兵十名はが壕外を歩いていた」『鳥取綜合聯隊史』同編集委員会、1983年、902頁。

[8]『鳥取綜合聯隊史』鳥取綜合聯隊史刊行委員会, 1983年、902頁。

[9]『歩兵操典』川流堂，昭和15年，98-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