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89：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

發表在1979年的中篇小說，結尾講一個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在恢復了職位後，接到一個右派分子的女兒給他的來信，這右派分子是1957年在他領導的機構被錯劃成右派的，女孩子訴說全家因右派帽子遭到二十年厄運，希望這位重掌權位的老幹部能夠給她爸爸平反。但這老幹部看都沒怎麼看，就把信丟棄了。一個剛剛從苦難中走出來的老幹部，對他當年造成他人的痛苦卻無動於衷。

這只是整篇小說的一個小節，卻是這一年中國文藝作品的一個象徵。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文藝作品開始出現了「傷痕文學」，到了1979年，隨著大批各級老幹部重新執掌權力，他們從制度而產生的「有權就有一切」的觀念，於文革中大大強化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於是他們就成為壓在老百姓頭上的特權階層。他們不僅對過去當權時的錯誤所造成的別人的苦難視若無睹，對錯案受害者的申訴無動於衷，而且變本加厲地濫用權力，為個人謀取利益。

即使文革後中共上層呼籲「解放思想」，西單民主牆也有不少申訴冤情的大字報，但見諸報端的新聞報導，仍然被黨官嚴密控制，各地的冤假錯案，特權階層對百姓的具體壓迫，除非中央已插手處理，否則不可能實名實姓地作新聞報導。於是，以「虛構」方式表現的文藝作品，就在這個時空噴薄而出，大量揭露特權階層的醜惡，人民的苦難。作品不再只是描述傷痕，而是直指造成這些災難的罪惡之源，即制度締造的醜惡人性了。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沒有真實的新聞，那麼歷史也就是虛假的。真實的世界存在於小說中。

我在大量閱讀了中國各文藝刊物上的新作品後，在1980年五月號《七十年代》發表了一篇「中國新寫實主義文學的興起」，繼而編輯出版了一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並寫了一篇「代序」：「文藝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國現實」。其後，又同璧華合編了《作品選》的「續編」和「三編」。兩篇長文，和三本選集，受到海內外甚大關注。

1980年我應邀到愛荷華做「國際寫作計劃」的「訪問作家」。那一年中國應邀前往的有艾青和王蒙，台灣有吳晟。在那一年的「中國週末」討論會，應邀參加的海外作家更多了，而話題就集中於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

1980年北京《文藝報》第十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評一個選本——與李怡先生商榷」，針對我的兩篇關於新寫實主義的文章和那個「選本」，提出不同意見。1981年北京《文藝研究》第一期刊登了「中國文學和中國現實」一文，批評我那篇「代序」，不過卻轉載了我的原文。可能編輯的用意在「轉載」而不是批評。1982年五月，紐約聖若望大學舉辦了有46位學者參加的中國文學國際討論會，總題目是「當代中國文學：新形式的寫實主義」，主持人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表示討論會因我編的選集而引起，並邀我作第一發言。與會的中國作家有王蒙、黃秋耘。王蒙對我的發言作回應。

討論會後，有美國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的英文版《The New Realism》。

這幾年，介紹和評價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是我主要的編寫工作。近日有著名作詞人跟我說，他約20歲時就買了這三本書，頗受影響，特別提到我關於「新寫實主義」的命名。

年輕時的閱讀經驗，給我畢生的思想感情刻上批判現實和人道主義的烙印。受影響的是十九世紀西方的、特別是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反映社會的醜惡真貌，人性的卑劣，卑賤者的靈魂碎裂，從而流露出濃烈的人道精神。蘇聯後來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意思是要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那就將文藝當作宣傳品，而不是作家心靈的產物，讀者也成為受教育者，不容讀者在閱讀時的思想再創造。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提出「雙百方針」，於是由秦兆陽等提出要求文藝恢復反映社會矛盾的功能，並帶出了劉賓雁、王蒙等的「干預生活」即揭露社會陰暗面的作品。但很快，反右運動把這波文藝浪潮打下去，中國文藝就處於只能歌頌黨和新社會的謊言文化狀態了。

1979年湧現的中國文藝作品，讓我看到了在艱辛地、痛苦地生活著的百姓，看到特權階層的醜惡嘴臉，使我從感性上體驗到受壓迫者的感受，認識到不同類型幹部的心態，我不禁寫下這樣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意思就是人很難感同身受，生活中真實的痛苦，比較我們讀到的、甚至感受到的要沉重得多，和難以忍受得多。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學浪潮的延續時間不長，大概一年左右，就在中共高層的施壓下，由絢爛歸於平淡了。但所寫下的那些故事，總是一個記錄吧。

（原文發佈於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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