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us-and-new-imperial-order

作者介绍：Joseph Massad 是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现代阿拉伯政治和思想史教授。他的学术工作重点是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他的著作和文章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

译者声明：这篇翻译是在获得原作者同意后进行的。文中一些在中文讨论中不常见的人名保留英文拼写。译者语言水平和翻译经验均十分有限，对于文章中的谬误和不妥之处请读者不吝赐教。转载请注明原文和译文出处。

自1980年代和前总统罗纳德-里根领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扩展到全世界以来，美国加倍努力改变全球左派用来反对美国强权的关键政治概念的含义。

其目的是彻底重塑世界政治文化，且在里根时代以前已于美国境内成功实现，但在美国境外则不太成功。虽然这个工程自1940年代末冷战爆发以来，使美国内部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在被洗脑的美国民众之外收效甚微（除了在英国，德国，和一定程度上的法国奏效以外）。

1980年代的工程旨在在全球范围内加强这些努力，特别是在苏联垮台后。这些转变遵循两种策略。

“新语”时代

其一，是抽空概念的特指性和理论含义，以使它们脱离与美国强权的特定联系，然后再泛化地使用它们。恰如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新语”。

举个显著的例子，马克思主义中的“帝国主义”概念，自19世纪以来就与下面这个行为紧密相连：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统治其他国家的同时，提取它们的资源以牟取利润。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美国的民族主义专家会承认他们的国家很可能是帝国主义，但他们仍然主要把这个概念应用于苏联，里根和诺姆-乔姆斯基一样，曾经把苏联称为 “邪恶帝国”。

美国故意将一国对其他国家的霸权与 "帝国主义 "的概念混为一谈，最近开始将帝国主义的罪名对准后苏联的俄罗斯，中国，甚至伊朗。

然而，一些学者只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国政治语言的改造，似乎不知道美国自1940年代以来的大改造工程。

在苏联时代，苏联的所有东欧盟国的人均收入都与苏联相同——或更高，而且经常得到苏联的补贴，苏联以反向帝国主义的方式向他们进口工业品、出口原材料，然而那些诡辩的指责者却似乎无视这一事实。

而同时期在美帝国主义桎梏下的许多国家，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一部分。如果其收入会提高到与美国相同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人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苏联“帝国主义”与全世界真正的美帝国主义之间是对等的。吹捧科威特或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公民人均收入高的例子（这还要减去这两个国家大量的外国工人，他们的收入要少得多），很难证明相反的情况。

“民主”的定义

法国大革命以来，左派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民主”。美国及其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无耻地把美国说成自1776年以来就是民主国家。显然，两个世纪的殖民盗窃和对美洲原住民的肉体和文化种族灭绝，一个世纪的奴隶制，然后是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以及一个半世纪的剥夺妇女选举权，都与这个定义无关。

虽然在那个时期，美国确实是一个其主人种族和主人性别的民主国家，但这并不是“民主”一词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含义，更不用说对被排除在上述“民主”之外的其他美国人民了。

的确，在1965年至2001年期间，人们或可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有着较温和的压制、种族化和性别化的“民主国家”——但此后，美国又重新成为一个高度压制、种族化的“民主国家”。

然而，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都对“我们的国父们”和“我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一个当然排斥他们两人的民主体制——的概念赞不绝口。这相当于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将种族主义的南非的创始人说成是南非民主的奠基人，而南非民主在1994年后“演变”为囊括黑人的民主。

美国和欧洲强权的话语权继续把在全世界屠戮了数千万人、又奴役了数千万人、对他们施以最野蛮的酷刑的欧洲白人和欧裔美国人说成是“文明的”——而把全世界为解放而斗争的被奴役和被征服的民众说成是“野蛮的”——这是美国正在进行的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种族主义”的谴责

事实上，即使是“种族主义”这样的术语——与“帝国主义”一样，同样与西欧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相关联——也被抽空了特指含义，再被泛化地使用。突然间，如果一个非白人对欧洲白人和美国人持有偏见，这个人就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

但欧美白人种族主义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这些社会中可怕的、普遍的、带有种族偏见的文化，而是这种偏见始终深植于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机构中——这些机构基于种族偏见剥夺了人们的平等权利，包括工作权、住房权、教育权、医疗权和其他社会服务权，并在法律上歧视他们，使他们受到警察的压迫等等。

任何非白人国家或人民都没有能力压迫作为一个群体的白人，即使他们对白人持有偏见。虽然对种族主义的谴责主要是关于权力机构的，但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种族主义”的新定义已将其简化为单纯的个人偏见。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阿拉伯、以色列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 Sadiq Jalal al-Azm, Fawwaz Traboulsi, Avishai Margalit, Ian Buruma 等）开始将“西方主义”说成是“东方主义”的反面。仿佛存在一个阿拉伯国家有着强大的机构，这些机构充满了对西方的仇恨，它利用这些机构压迫所有欧洲人，就像欧洲帝国主义通过其在东方殖民地的殖民和帝国政策将东方主义制度化一样。

通过把“西方主义”塑造为对西方人的偏见的标志，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将“东方主义”视为深植于强大的帝国体制的东西（如 Edward Said 的经典著作中分析的那样），而仅仅把它作为单纯的个人或群体偏见，其与强权的联系变得丝毫不重要。

协作者的“权利”*

美国的第二项策略，是将左派的概念挪用为美国的官方准则，使过去用于谴责美国政策的左派概念转化为反对左派本身。这些原则包括支持第三世界的“公民社会”和政治“活动”，支持美国内外少数族裔和妇女的“权利”(agency)，支持“革命”和“合法”政府，反对“外国占领”——除非是美国或以色列军队在进行占领。

自1980年代以来，服务于资助者政治议程的、数以千计的美国和欧洲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已转变为当地的“民间团体”，其高薪雇员被描绘成纯粹的“活动家”。

此外，关于被压迫者的“权利”(agency)的说辞开始被用来保护那些用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来侵害自己同类的人——被美国选中为其代言的人。

因此，一方面，若谴责反阿拉伯、亲帝国主义的宣传员 Fouad Ajami，就是否认他的权利(agency)；攻击美国最高法院黑人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的新自由主义、种族主义观点和法律决定，就是否认他的权利(agency)，等等。

另一方面，对于第三世界许多被妄称为“活动家”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工作者来说，“权利”(agency)只应该属于那些声称反抗当地机构和政治权力、并得到西方非政府组织支持的人。指责这些与帝国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人是在与帝国主义合谋协作，同样是“否认”他们的权利(agency)——而实际上这恰恰是承认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协作者所发挥的作用(agency)。

同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家”经常否认那些在本国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人的自主性(agency)，把他们仅仅批判为所谓的俄罗斯、中国或伊朗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关于“合法性”的论述

在阿拉伯新闻和电视媒体上——几乎完全由这个或那个海湾政权或王子所拥有——这已经成为了有效的话语。质疑这些词汇的新霸权主义含义会给提问者招致各种指责，特别是被社交媒体上受新帝国主义文化征召的网军所指责。

关于“合法性”的论述，我们发现2007年接管约旦河西岸地区、并将民选的哈马斯赶出政府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法塔赫政变领导人是“合法”的一方，而在加沙地带维持了民选政府、反对非法政变的哈马斯则被视为将加沙从巴权力机构的合法权力下“夺”走的一方。

在委内瑞拉，无足轻重的胡安-瓜伊多成了该国的合法领导人，而实际当选的领导人却成了“非法的”。玻利维亚的民选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成了非法的，而美国支持的将他赶下台的政变领导人却被认为是合法的。

转变政治概念的含义的策略还被应用于：“革命”，用来称道任何反对美国不喜欢的政府的群众示威；“恐怖主义”，用来描述穆斯林针对美国利益的任何行动，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民间的，却不包括任何白人犯下的罪行；“意识形态”，任何对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政策提出批评的人都是搞“意识形态”，而支持他们的人是“客观”、“务实”和“温和”的。

美国这个工程的成功可以用在美国和全球出现了多少叛徒知识分子来衡量。他们现在采用美国强加的定义，并坚持给自己贴上“左派”的标签。事实上，也许正是“左派”一词经历了最大的转变。

“左派”已经成为指所有拥护美国这套旧左派词汇的新含义的人，而那些仍然坚持揭露美国这一阴险文化工程的人，即使不被批判为彻底的反动，也被谴责为“反左派”。

欢迎来到新的帝国秩序。

*这一段的关键词是 Agency，可能翻译成“能动性”更精确，但读起来不太顺畅。这里暂且翻译成“权利”、“话语权”等并作括号标注。如有更恰当的译法，请读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