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庭

导读：本文译自 Vox 文章《The modern family》，作者 Emily VanDerWerff。本文是 Vox 的 The Highlight 中的家庭问题（Family Issue）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其中描述了现代社会中一些人在家庭方面做出的不同于核心家庭结构的选择：在距离、疏远和压力之下，一些人离开了他们的原生家庭并选择了自己的家庭。本文中有的人要求不要在文中使用他们的姓氏，以便自己能自由地谈论家庭中的疏远、虐待和复杂关系。文章内容不代表译者观点。另需说明，译者使用了「佗（tā）」一词作为跨性别者的第三人称代词。

规则很简单。

斯蒂芬妮·德鲁里（Stephanie Drury）为她母亲划了一道界线：不要羞辱我。斯蒂芬妮不允许她的母亲羞辱自己——不管是因为头发，还是衣橱，又或是她养孩子的方式。如果母亲羞辱了她，斯蒂芬妮就会不再与她说话。

但这道界线并不能坚持多久。每当他们说话时，斯蒂芬妮的母亲总能找到某个理由羞辱一番自己的女儿。斯蒂芬妮会断开联系一两个月，然后感到歉疚，又会开始给母亲回电话。即便她母亲承诺会做到更好，但她终究还是会再犯。斯蒂芬妮同样如此：她会又一次断开联系，又再次感到歉疚，和解，周而复始。

最终，在持续了一年的反复之后，斯蒂芬妮的丈夫问她和她父母是否愿意进行一场调解对话，以便改善他们之间的整体关系。他们请了一位值得信任的牧师朋友来进行调解。当这位牧师发送电子邮件询问是否愿意参与讨论时，斯蒂芬妮的母亲却似乎将这种请求会面的问询解读成了一种对家庭的侵犯行为。她回复到：「斯蒂芬妮决定不再和我们说话了，这太糟糕了。我很伤心斯蒂芬妮做了这个决定，而我们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孙子孙女了。」

「有其他人见证了我长大过程中一直承受着这种精神错乱，我感到了一些慰藉。」斯蒂芬妮说，她是西雅图的一位风险分析师。「当时我的情绪反应非常激烈。我把墙踢了一个洞。我总算真切地体会到了。就像我的治疗师说的那样：『你的有意识大脑最终接受了你的无意识大脑一直都已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你的父母总是有能力失去你。对他们来说，你的一生都该由他们处置。』

那是 15 年前的事了，自那时起，斯蒂芬妮就再未联系过她的父母。那时候，她最大的孩子已经离家上大学，最小的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中。在那段时间里，斯蒂芬妮的兄弟姐妹也尝试过与他们的父母划定类似的界线，但总是被类似地拒绝了；他们也自那以后不再与父母联系。同样在那段时间里，斯蒂芬妮已经学会了重建她的自尊、她的信念以及她的自我意识，她为这些心理范式寻找着不是她父母强加给她的新版本。

当斯蒂芬妮在 2006 年最终将自己的父母剔除自己的人生时，她用来谈论自己这个决定的论据还没准备好。甚至于「界线（boundary）」这个词都还没成为她常用词中的一员。慢慢地但切实地，她终于进入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社群——其中有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有网友，他们都会用爱和支持来关心她。

「现在我到处都有界线，『我不关心你是否是家庭成员，你就是不能那样跟我讲话。』我觉得这样很好。」她说，「不是在爱中长大是很悲伤的。但寻找有爱的人也会带来喜悦和希望。有爱的人到处都有。他们并不必须是你的血亲。」

2021 年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毒害关系（toxic relationship）和煤气灯（gaslighting）等概念，它们能够扭曲家庭关系，甚至让这些关系带上罪孽。很多人都知道划定界线的概念，并且理解家庭的概念可以具备足够的弹性，甚至可以包含所爱的朋友。这些概念都不新颖，但我们用于谈论它们的语言却通常很显冷漠，这能让我们能在一定距离之外面对那些难以置信的痛苦经历。这样的语言听起来很准确；它体现了我们骨子里都知道的一个不准确的想法：有时候，家庭并不值得珍惜。

但我们说这话是想表达什么？话说回来，家庭到底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可能的答案：你的家庭是养育你的人以及和你一起长大的人。通常而言，你一出生便与他们在一起，但有时候你是在年纪较小时被领养的。这种家庭概念可以有几十种不同版本，但其核心总是一样：核心家庭单位（the nuclear family unit）。

这种家庭的定义源自我们过去几个世纪的文化、故事传说和宗教传统，并且在大多数国家也得到了政府政策的官方支持，其中也包括美国。只要想想有多少情景喜剧的结局都是某个家庭的长者提醒他的孩子们（也就代为告诉了我们观众）：家庭是第一位的，你的家庭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家庭单位那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是我们最早学习到的比喻之一。

但这个概念却有着巨大的局限性。

该理念的核心是义务（obligation）。为了使社会有效运转，某些义务是必要的；父母要么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要么就需要找其他人代为照顾。但其它义务却更为混乱，也更容易被滥用。「你的父母养育了你，因此你永远无法偿付对他们的亏欠」在理论上还算正确，但一旦你考虑到有的父母并不关心他们孩子的最佳利益，这个理论就开始瓦解了。类似地，如果某个家庭成员虐待另一个成员，那么「家庭优先」就会成为一个可怕概念；因为在此概念下，所要采取的主要行动的目标是维持这个家庭，而不是救助受害者。但这些有害情况并不一定会让我们对家庭的定义发生演进。在这样一个时代，找到工作的唯一途径是离开家乡前往城市，许多家庭（即使是很好的家庭）也都感觉很难远距离地保持鲜活的家庭关系。渐渐地，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来说，我们近处的朋友开始填补类似家庭的角色，即便我们从未这样定义过。

在美国文化中，已经存在另一种家庭模式：其中家庭成员是由无亲缘关系的成员构成。长时间以来，酷儿选择式家庭（queer chosen families）已经成为了核心家庭结构之外的另类家庭选择。酷儿家庭的成员结构更加松散，但也是以类似家庭的方式互相支持，尽管更多酷儿家庭也倾向于两位父母养育子女的核心家庭结构。尽管主导大部分美国政治的福音派教会在积极努力加强对家庭进行更严格的定义，但这种定义更松散的选择式家庭已经崭露头角。

2019 年，丹尼尔（Daniel）在假期到来前不久遭遇了一个危急时刻。他与自小以来所在的福音派教会决裂了，而在治疗过程（旨在帮助他克服决裂前后的复杂情绪）中，他开始揭示自己在童年时的家乡所遭受过的儿童性虐待。他给父母打电话说他正在接受一些密集的治疗，他和他的妻子今年假期不会回家，过几个月再去看他们。在那之前，他与父母之间有很好的关系，但他开始感觉到这样的关系只是基于欢乐的聚会，而不是任何实在的东西。

「他们从不过问发生了什么。他们从未更进一步，就只是停留在『不管你需要什么空间，都可以』的程度。」丹尼尔说（他要求 Vox 不要使用他的真实名字，因为担心家人报复）。「我父亲最终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嘿，不要给我们发说你认为你什么时候可能准备好与我们说话的邮件了。当你准备好了，打算和我们搞好关系时，再回来和我们谈。』并没有『发生了什么？你还好吗？』我发现这很不合常理，而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他们想要避免很多麻烦事。」

丹尼尔和他的妻子都是顺性别者（cisgender），而且他们也是异性恋婚姻。但当他与自己的家庭决裂之后，他们发现最大的支持和慰藉却是来自与他们一起玩的酷儿朋友，尤其是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她们住在芝加哥离他们几个街区的地方。与这些酷儿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丹尼尔就发现能获得更多支持和安全感，他觉得自己的家庭缺乏这些东西。

「发现式」或「选择式」家庭并不是酷儿社区独有的概念，但与他们有很紧密的关联。20 世纪中叶，已经移居到大城市的酷儿们开始组建替代家庭结构（ersatz family structure），这种结构类似传统的核心家庭，但又不完全一样。1991 年，凯丝·威斯顿（Kath Weston）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我们选择的家庭（Families We Choose）》中写道：酷儿选择式家庭的概念源自男女同性恋者不断向特定城市迁移。他们通常是被原生家庭排斥，但有时候他们只是自己选择了离开。而一旦他们来到旧金山等城市，他们就会与周围其它酷儿建立紧密联系。他们当然会这样。为什么不呢？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在艾滋病危机期间，酷儿选择式家庭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在这段充斥着死亡和悲伤的时期中互相照顾着彼此。这些男人往往已经与各自的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完全断绝了联系，但他们依然会追寻关怀、同情和爱，这是人们通常期望从家庭得到的东西。

在 20 世纪后期，尤其是在艾滋病危机期间，对这些家庭的法律认同成为了许多酷儿关切的一大重点，即该如何将酷儿家庭纳入到现有的法律框架中。毕竟，如果与你相爱十几年的人在医院中孤独地死去，或如果你正在照看的一个来自恐同原生家庭的离家出走青少年要被带回所谓的「家」，你难道不希望拥有作为配偶或父母的同等法律权益吗？

威斯顿的书认识到，尽管选择式家庭与核心家庭都能满足许多同样的情感需求，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诸多相异之处。由于这样的相异性，选择式家庭的存在本身就会给家庭定义的核心假设造成威胁。威斯顿写道：

要是说同性恋家庭是更广泛的「美国式亲属关系（American kinship）」中的另一类家庭替代形式、一种有明显区别的变体，难道没有道理吗？由于任何替代都必然替代什么东西，那么在这种表述中，替代的就是社会中大多数人共有的家庭核心范式。在美国，核心家庭很显然代表着一种特权结构，而不是那些只是法律上地位同等的家庭形式中一种。

事实上，随着酷儿在美国社会中接受度的提升，我们适应核心家庭框架的能力也在增长。2021 年，我能相当容易地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在加州，我们两个甚至还能相对轻松地领养一个孩子。这两件事在 40 年前都很难做到甚至完全不可能。但是，对于三人家庭或多人家庭等酷儿家庭形式，集体养育孩子的法律认同依然只能获得较少资源。

「现在，许多老一代和家庭已经相当能接受基本形式的酷儿了。但当你开始思考在主流社会中依然被认为是边缘或不正常或一定程度上不健康的性认同和性活动形式时，你必然会想到那些人们无法接受的情况。」明尼苏达大学性别、女性和性研究副教授亚伦·艾祖拉（Aren Aizura）说。

「酷儿和跨性别工作者在建立酷儿社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能在做着性工作的同时向自己的原生家庭坦诚说明。」艾祖拉解释说，「这类似于 kink 社区的情况。因此，如果这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却难以向家庭启齿，那么你就必须要组织一个更宽泛和更全面的酷儿家庭版本。当你生病时你会给谁打电话？你在什么时候需要别人给你带食物？你在什么时候需要帮忙分摊租金？举个例子，对性工作者而言，通常的情况是性工作者互帮互助。

艾祖拉补充说，将酷儿选择式家庭理想化是很具诱惑力，但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式家庭也会滋生毒性关系和虐待。糟糕地对待对方以及向外散布自己的痛苦并不是顺性别异性恋者的专利。我们所有人都具有这种能力。因为酷儿选择式家庭通常是由被原生家庭排斥的人组成的，而且他们与家庭割裂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甚至创伤，所以在本该用来逃避创伤的空间里，这些人可能会重现这些创伤。

酷儿普遍具有创痛的过去，但是，这也使得他们尤其适应讨论和应对那些过往。而伴随着应对创伤过往的集体意识进入美国主流社会，酷儿们有关选择式家庭的概念也进入了主流。随着酷儿家庭获得更多法律保护，以及随着我们的家庭结构复制核心家庭结构，直男直女们（cishet）也在考虑通过尤其亲近的朋友的来组成家庭，而不只是原生家庭。

「当朋友不再只是要好朋友，而变成了你和他们愿意称为选择式家庭的关系，那么对彼此的责任（包括交流沟通、保持联系、关切）就会改变，而且是以一种非常好且有意义的方式。」丹尼尔这样描述他和妻子与朋友们之间正在发展的关系。「但生活中的大事情也会改变。如果我和妻子决定搬家而且没和这些家伙商量，那么会发生的情况会很不一样，不同于我们和其它亲近朋友之间会发生的情况……我们会用我们的选择式家庭开玩笑，『你们竟敢不和我们商量就搬家。』」

主流社会向着可以承受选择式家庭结构的方向演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酷儿社区的不懈努力；而至少在美国，福音派教会则站在另一边，试图将文化拉回到更严格的父权式家庭。尽管这种社会割裂在酷儿的生活中有更显著表现，但这也会影响许多非酷儿人群。

我采访过几十位与自己家庭疏远的人，他们已经觉得选择式家庭结构更加适合自己。在几乎所有对话中，福音派基督教会或类似的保守宗教传统都出现了，仅有少数例外。

「我在大概 25 岁之前都认为我不能说父母的坏话，否则我就是以某种方式羞辱他们。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基督徒，这就是讨上帝欢心的方式。父母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丹尼尔说。「我在〇到六岁阶段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之后却变成了专注自我圆满的人。随着年纪增长，我的一些活泼好动消失了。但那种自我圆满情绪还被教会中宗教声音所强化。所以就算事情不好，你也不能说出来。因此，过去两年中我的人生经历就是寻找我在自己家庭中从未有过的声音，以便为我自己发声或保护自己。在那种宗教式社会氛围中，孩子不能为自己发声。」

美国的白人福音派（尤其是上层阶级的白人福音派）仍然受到严格家庭结构的限定，其中丈夫相对妻子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父母相对孩子的地位也至高无上。一种文化中的施虐现象往往与该文化中的父权制有关，在近些年，美国福音派基督教一直备受众多丑闻困扰，而这些丑闻表明特定教会和福音派内部的施虐现象是更加普遍的。（近期的一个案例是不断被揭露出的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内普遍存在性侵犯的问题。）

此外，福音派文化把家庭单位视为我们生活的核心社会组织结构，克里斯汀·科比斯·杜·梅斯（Kristin Kobes Du Mez）说，其是加尔文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耶稣和约翰·韦恩：白人福音派怎么破坏了信仰又分裂了国家（Jesus and John Wayne: How White Evangelicals Corrupted a Faith and Fractured a Nation）》一书。很显然，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家庭就是核心社会组织结构，但在福音派内部，家庭的首要地位甚至超过政府或教会。这种信仰体系让在施虐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难获得多少帮助。

「最糟糕的情况是，教会可能会介入。因此你必须将各种家庭问题带到教会，经由长者来解决，而在这些教会中，这些长者都是男人。」杜·梅斯说，「因此，如果你遭受了性虐待或家庭暴力，这些社区的成员会被强烈劝阻甚至被命令不要告知警察或他们自己宗教社区之外的任何顾问。

但在选择式家庭结构中，经常会有大量有关创伤教养方式和原生家庭排挤经历的讨论；至少在美国，这些讨论是酷儿社区构建不被掩盖的对话空间的根基。

「看到真正的爱是什么模样确实很有帮助。」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作家戴安娜·安德森（Dianna Anderson）说，她因为其父亲明知道自己有个酷儿孩子还给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投票而与其疏远了。（因为川普而导致家庭疏远的情况并不罕见。）「在福音派背景中长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被告知爱就是对一个人好，即便对他们有不好的想法也不要告诉他们，这会变成某种煤气灯。而在最好的酷儿社区中，展示爱的方式是支持你的身份认同，将你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理解你，并且不会试图片面地剖析你。

已经有很多人写过酷儿和福音派美国之间的割裂，而某些调查显示福音派教会成员减少的一大主因正是反对酷儿身份认同。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韦斯顿在 1991 年写到的另类家庭结构现在成为了与白人福音派父权制家庭旗鼓相当的类似对立形式。这两种家庭结构之间的紧张形式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

然而，我们对家庭的重新定义的一大主要驱动力往往深受保守福音派人士喜爱。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

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的一大主因是物理上的距离。当人们生活的地理位置间隔很远时，就会越来越难以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一旦拉开了地理距离，通常也会为人们带来更自由的心理空间，让他们可以思考自己原生家庭中的毒害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原因多半是位于大城市的工作，有时候距离相当远。

艾尔（Ale）在罗马尼亚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社区长大。但当佗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佗选择了英国，在那里佗终于能够认真地开始探索佗的性别认同。与自己家庭之间的物理距离也会催长情感上的距离。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艾尔已经 30 岁出头并且维持着与佗父母的关系，但那关系中的自己并不是真实的自己。佗很少见到自己的父母，而当佗在电话上或通过视频交谈时，佗的父母会以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对孩子说话。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与他们真正的孩子交谈，因为艾尔不愿意与佗的父母谈论自己的生活。因此佗的关系淡漠了。

「我们每周一次在 FaceTime 上聊大概 15 到 20 分钟，我大概会问他们一样的事情，我不会说有关我生活的任何东西。」艾尔说，「『是，工作真的很忙。一直在忙。生活还好。猫在这里，是不是很可爱？我要去和一些朋友见面了。我们要出去玩了。』就那样。不会进一步解释任何东西。」

你能把这称为关系疏远吗？严格来说，并不是。艾尔仍然时不时与佗的父母尽责地交谈。但佗追求自己少数性别认同的人生经历在佗与父母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而佗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这道鸿沟存在。艾尔考虑过向父母坦白，但又觉得这会导致与父母关系破裂。

根据我的了解，比起彻底断绝家庭关系的情况，这种并不疏远的疏远要更常见许多。举个例子，我就不再与自己的父母交谈了，但我成年后花了许多时间尽责地不时打电话给他们，谈论无关紧要的事情。当我试图坦诚地与他们讨论我的变性经历时，我们的关系破裂了，因为我的父母宁愿选择一个幻想中的儿子，也不愿意接受他们实际有的女儿。但即使在那之前，我们的关系也并不真正存在，因为我甚至对父母和自己都不诚实。我们在表演家庭仪式，并不重视真实的联系。

人们不需要因为单纯的物理距离在家庭成员之间创造了间隙，才去拥抱酷儿身份认同。想要异地维持关系是很艰难的，即便是在有着即时通信的现代也是如此。你很有可能会与你经常见到的人形成亲密关系，而你更有可能见到那些与你住得很近的人。

因此，简单的搬家行为就是我们现代重塑家庭概念的一大主因。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削弱了农村和郊区的价值，将越来越多在那些地方长大的孩子虹吸到大城市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如果你像我一样从南达科他州搬到了洛杉矶，你会切实地感受到故乡对你的影响在慢慢减弱。资本集聚在沿海地区，因此孩子们会去那里，而父母会留在后面。由此关系破裂。

当父母和孩子双方都不刻意主动地试图保持积极关系时，这种转变就不会只是简单的亲子关系缓慢磨灭。如果你是在百年前一个施虐式家庭结构中长大的，你基本不可能离开它，这就意味着你会或多或少接受它，将其看作是正常的。当你离开那种结构并且搬家远去，你可能会发现并认为你长大的家庭环境其实糟透了。当你与有毒的家庭成员相距半个大陆时，与他们划清界限要容易得多，因为物理距离本身就能充当你的最终界线。

斯蒂芬妮的孩子们已经到了可以将她剔除自己生活的年纪——如果他们愿意这样选择。她预计他们不会这样做。她希望他们不会这样做。她相信自己与他们的关系良好。但她自己与父母的经历让她相信她亏欠孩子们很多，而孩子们欠她很少。

「曾经有位咨询师告诉我：『你不欠你父母任何东西。』而当她对我说这话时，我一时还很难体会其中内涵。她又说：『好吧，你可以这样看：你觉得你的孩子欠你什么东西吗？』然后我立马就说：『不！肯定不欠！』斯蒂芬妮说，「为人父母，你真正需要做的就是足够好。但要做到足够好，最起码的就是平等，将你的孩子当做一个人来对待，而不是指望他们来应对你的自恋性创伤（narcissistic injuries）。」

尽管细节各不相同，但我们全都在一种坚持崇尚家庭至上的文化中长大——你的家庭会永远支持你，而你最严重的恶行就是背弃自己的家庭。

但我们也知道这是如此地不真实。我们知道家庭有无数种破裂方式，即使最有爱的家庭也会有停摆时刻。但我们没理由完全摈弃家庭的理念。当然不会。但也许可以扩展家庭的定义，从「与我有亲缘关系的人」到「首先出现的人、永远支持我的人、我永远不会背弃的人」。

或者，更简单地说：有时候，你的家庭并不就是你的家庭，这样就很好。

因此也许存在一种更好的构建家庭的模式。我问这篇文章中那些与原生家庭疏远的受访者：对于家庭的定义而言，什么特征是最重要的？出乎我意料，没人说是爱。相反，最常出现的主题是安全——一个能让你毫不畏惧地做自己，不担心后果的地方。

「这显得非常煽情，但：对你而言，谁让你感觉像家一样？家庭应该让人感觉像家。肯定有些人与我就是有默契，让我感觉安全，与我有共鸣。不是所有朋友，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斯蒂芬妮说，「而我正在学习越来越多地以此引导生活。你的直觉永远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