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可否不要走》:愛所無法觸及的抑鬱症
文|馮曉彤
香港人生活壓抑、精神繃緊。根據港大最近調查,近10%受訪者疑似抑鬱,接近2019年下半年社運期間的水平。按前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的說法,精神問題在香港已經是一種「疫症」。
在抑鬱症流行的時代,到底我們如何理解它?法國導演Florian Zeller今年交出三部曲的第二部《兒子可否不要走》,講述高中的兒子患有急性抑鬱,在他身邊的父母,如何應對日漸失效的溝通及倍增的煩惱。在神話經典裡,「愛」被描畫為偉大、神奇、可化解所有困難的力量;但電影把我們拉到現實世界反思——原來在疾病面前,愛也變得無能。
啞口無言?電影勾勒內心感受
繼2020年的《爸爸可否不要老》因為演員精湛演技及極簡的電影設計贏盡口碑,Florian Zeller交出《兒子可否不要走》,由Hugh Jackman,Lauren Dern及Vanessa Kirby領銜主演,陣容頂盛。
舞台劇界出身的導演,尤其擅長勾勒情感的輪廓;就算人物不說話,觀眾也體會到他們的痛苦。他早前探討阿茲海默症的電影,從老人的視覺出發,進入錯亂時空以及遺忘的漩渦;今次主角是患抑鬱症的高中男生,他的世界沒有幻覺或亂象,卻有無盡的黑暗把他吞噬。
抑鬱症患者多數沒法闡釋自己的壞心情從何而來,導演也嘗試抓緊這一點——鏡頭一邊拍著男生乖乖上學,但本來聽著老師講課的聲音,卻慢慢收小,漸漸被不妥調的管弦調子取而代之。鏡頭中,男生雖然安守本分地坐在座位,惟他所經歷與感知的世界已與外在脫軌。
《兒子》也利用重複出現的洗衣機運轉畫面,間接表達出抑鬱症的想法不斷迴轉、困擾、沒有出口。這些非語言的表達,以詩化的手段敘述了抑鬱症患者無法表明的心情,恰恰縫補了他們與一般人的溝通裂口。
劇本仔細縝密 惟對白冗長
從電影第一幕拍著初生男孩,到後來慢慢揭曉他是主角同父異母的兄弟,已為《兒子》添了一筆懸疑。這種家庭的複雜性,也與主角面對父親、母親、繼母及新弟弟時,那種剪不斷、又藕斷絲連、無法理順的情感脗合。
除了家庭,劇本設置主角的年紀時,也拿捏得準精。那是一個正步入成年的階段,準備迎來種種社會的衝擊波浪;同時又未完全成年,不能獨立於父母,在法律上必須依附他們一人成長。青春就是一個如此尷尬的狀態,既被迫參加大學考試、盡一切努力預備成年、被期望變得成熟可靠,但同時又必須接受監護人的照顧,起居飲食以至醫療決定,皆不能自己作主。
當然,抑鬱不一定有客觀原因,但主角在家庭破碎及青春期茫然的雙重影響下成長,也讓觀眾容易產生同情。Florian Zeller與Christopher Hampton合寫的劇本,設置確實縝密,惟有些對白略嫌生硬、冗長、有時也說得太直白。例如飾演父親的Hugh Jackman,就曾剖白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當年貶抑、批評、否認自己的父親一樣;但這個原生家庭無可避免影響人格的道理,似乎由觀眾自行意會更好。另外,在飾演爺爺的Anthony Hopkins客串部分,他也向其兒子說了一些現實中不太可能出現的對白:「你這是證明給我看,你比我更懂得做人爸爸嗎?」導演急於呈現父子之間的拉扯張力,卻顯得太想解釋一切給觀眾,反而丟失了當中的味道。
疾病下人的渺小 愛亦無能
在神話經典裡,愛經常被描繪成偉大、神奇、可化解一切困難;但在現實中,面對疾痛,愛其實很無能——它無法醫治阿茲海默症或抑鬱症,也難以阻止親人的離世。在兩套作品裡,導演同樣以疾病的不可控及人類的脆弱為母題,折射愛但無能的一面。
雖然父親與母親離婚,但他一直努力盡為人父的責任,希望彌補對兒子造成的創傷。在電影中,他幾乎稱得上「廿四孝爸爸」——為照顧兒子而辭去助選的高薪厚職,甚至讓他搬進來跟新妻及初生的兒子同住,非常疼愛他。然而,儘管父愛是毋庸置疑地充足,但也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就在親生父母難得地團聚的美好瞬間,故事以悲劇收場。一般觀眾也許不理解為甚麼兒子在那刻明明感受到快樂,卻選擇離它而去,但也許就像王爾德所拒絕上帝送他去天堂的請求:「祢不能!無論我身在何方,我已無法想像出天堂。」
既然愛未必可以應付精神病患,有甚麼可以?電影認為醫療中心、專業的醫生及護士、權威知識,才能對症下藥,保障患者的身心。再一次,醫生以說教模式勸籲父母,重申「愛是不足夠的」——但先不論醫生到底是否比父母更了解或適合照顧兒子,這種高人一等的批判式對白把道理塞給觀眾,比較生硬。
馮曉彤
改變始於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