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只能減息？外國政府「派糧」做法值得參考

前言：之前在面書和友人討論，為這個題目寫了幾句，之後投稿到了立場新聞和關鍵新聞網。我寫著寫著就容易在一個平台寫差不多題目的東西，很容易自己也覺得悶，現在也把這篇放過來這邊，中和一下，也是好事。說起來，還算是我第一篇比較純粹寫（政治）經濟（學）的文章（其實也只是短章）。

事後回想，其實文章中段把做法比較「全民基本收入」也不太恰當，畢業全民基本收入是發到人民手中的。其中對工人的議價能力的支持，和政府資助企業發薪金差了一點（雖然政府的資助的前提也是不解僱）。既然文章已發表，就不改動了。

正文：

疫情嚴峻，人人自危，減少外出消費，經濟不免受沉重打擊。財政司司長早前就公佈香港的救市抒困措施，金管局減息，政府亦向企業推出免息貸款，並「呼籲銀行業界抱着同舟共濟的精神，盡力配合本港企業對資金周轉的需求」。但若果相比外國的做法，特區政府的措施卻顯得保守了：他們更大膽的救市做法，實在值得我們參考。

也許確實到了危機時刻或緊急狀態，於是理論與實踐的距離有時竟可以變得這樣接近。兩位 Thomas Piketty （《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 的長期研究合作者早前在英國大報衛報執筆評論，提出疫情之下，最合乎經濟理性的「救市」做法，應該是政府作為 'payers of last resort'，而不是一面倒的向企業減稅、減息、借貸，甚至不是派錢。Payers of last resort 指由政府資助周轉困難的企業付人工，換取企業不炒人，甚至代付一些企業的必要開支。文章出爐是3月17日，然後到了今天，丹麥和英國政府已經分別推出代僱主支付 75% 和80% 的薪金了。

說這是合乎所謂的經濟理性，是因為兩位作者指出，其實短期的衰退必定來到，派錢其實都不能鼓勵人們出門消費。反而真正重要的，是保障企業不大規模倒閉，工人不大量失業，做成長期衰退。他們的評論主張自僱者都可以向政府申報，換取類似的收入保障，現實政府是否可以做到這一步則還待分曉。

但救市以外，這其實也是很進步的社會政策，因為這近乎是變相實踐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也是部分政府重拾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政府作為 employer of last resort 的角色。「全民基本收入」的一個重要邏輯，是令僱員不必擔心一旦失去工作，就手停口停，最受惠的當然是弱勢受僱者，尤其是零散工和（假）自僱的工人。這個構想在近年歐洲和北美愈來愈受到政策討論重視，被視為是步向人工智能逐漸取代人類勞動的未來的一個重要社會轉型方案。而在七十年代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政府有保障全民就業的經濟角色，曾經是政策共識：以打工仔的工資帶來的 mass consumption ，承托企業的 mass production ，因此也變相保障了老闆的利潤率。如果有甚麼時代的經濟真的是「做大個餅，所有人受惠」，七十年代前的西歐和北美國家大約當之無愧：那時工人的工資和老闆的利潤都齊頭並進，短短時間就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建成發達經濟體，法國人至今仍稱這為Trente Glorieuses，意即「黃金三十年」（1945-1975）。過去與未來，這些都彷彿是離我們今天很遠的東西，竟乘著危機就送到了眼前。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牽頭的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的「革命」之後，很多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在帳面上的GDP 雖然增長強勁，但增長的動力卻由實體經濟轉向金融。一個重要的後果就是，消費變成由金融借貸（譬如信用卡、住房按揭） 而非工資收入來支撐。打工仔作為消費者的經濟角色不再重要，於是連帶他們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都接連被老闆階級和政府壓低和支解（保障全民就業的共識就是在這個時候打破）。這是資本和活生生的個體的生命的非此即彼的對立。

這次疫症卻暴露了一旦社會停擺，首先倒下的就是是金融（美股至今已經歷史性地三次熔斷），而人們重視並且仍願意消費的，都是生命尤關的基本物資：食物、家用消耗品、醫療衛生用具等。政府也不能容許這些產業倒下，因為他們就是國家防疫的倚靠。於是所謂經濟理性（甚至國家理性）就和社會正義帶點巧妙地重新走在一起：政府有了誘因繞過金融，直接介入保障基本消費（工人）和生產（企業）。在英國，這竟是由右傾的保守黨政府去動手做，尤其令人感到歷史的吊詭。明明這就是很左翼的手段來。

但似乎這個還未進入香港的政策討論的視野，至少政府希望救市的焦點還是企業，而不是僱員，或者說，仍不是為了救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是否應該對大陸封關以外，這真的是一個值得成為抗爭議程的東西：不是派錢，而是派糧，救市，也救人。擱筆之時，剛讀到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也提出，政府應該考慮參考英國，補貼工資，這實在是一個好的開始。